我知道，蘇聯醫生的薪水很低。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位疲憊不堪、憂慮憔悴的社群醫生，一輩子在一間供不應求、破舊寒磣的社群醫院操勞，現在在自己狹小的公寓裡經營著類似夜間收容所的生意，只靠退休金根本沒法過活。完全是一位蘇聯解體後窮苦度日的老婦人縮影。
和她見面後的奧爾加，講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奧爾加碰到的，是一位衣著時髦、化了妝且神情古怪的女人。按照奧爾加的說法，她的身材和樣貌，和我很是相像。奧爾加在她塞滿東西的小公寓裡花了大半夜的時間找出了我的照片和書，就是為了給我表姐看，可是她只瞟了一眼。奧爾加每次試圖向她講我的情況或者詢問她的過往，全被她扼殺在萌芽階段。葉芙根尼婭滔滔不絕地講著她的父親，顯然父親是她的神明。兩個小時後，溫柔而有耐心的奧爾加逃走了——電腦那頭的她看起來那麼筋疲力盡，頭髮蓬亂，就像她和我表姐發生過肢體衝突一樣。
第二天，當我給葉芙根尼婭打電話時，我立刻明白了奧爾加遭受了多大的折磨。不過短短十分鐘我就明白了，我幾乎說不上話，我根本沒法問她我之前準備好並且寫下來的問題。在她一聲刺耳的驚叫後——這算是和我打招呼，她立刻開始高談闊論，我甚至不能確定，她到底知不知道是在和誰通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認真聽並且嘗試在她滔滔不絕的話語中，找出一點我想知道的資訊。
我希望她認識母親的微弱希望落空了。葉芙根尼婭出生於1943年，正好是母親永遠離開馬裡烏波爾的那一年。從她的講述中我知道，亞述海邊村子裡給我草草寫了封信又消失了的烏克蘭少年，的確是一條正確的線索，很可能他的曾祖父母真的認識謝爾蓋。在這個村子裡，葉芙根尼婭作為前線休假官兵的孩子，在一次疏散中出生。她三歲時的一天，一個陌生人走進房間對她說：「我是你的父親。」然後她立刻明白過來，這是真的，她的父親只能是他，而不是別人。父女倆從一開始就「狂熱」地愛著對方，她總是一再提起此事，每次都把「狂熱」這個詞中的第二個母音拖得很長，像女海妖唱歌一樣。
從她口中，我第一次聽說一位名叫託尼婭的保姆，她革命前已在我母親家裡，並且歷經各個時期的各種災難之後還留在母親家中。據這個託尼婭稱，母親在戰時和一個美國軍官結婚，還和他一起去了美國。
我早見識過俄羅斯人編造傳奇故事的熱情，在我尋親過程中遇到過幾次，但是這次，我驚訝於她竟然忽略了每個蘇聯人熟知的歷史事實。雖然，我的確聽說過有蘇聯的強制勞工在重獲自由後嫁給了美國士兵，去了美國，但是這種事情通常發生在德國。「二戰」中，一個美國士兵在蘇聯的土地上，還能和我母親在馬裡烏波爾相識，這種情況完全不可能發生。就算這個保姆託尼婭真的散佈了謠言，那也令人詫異，謠言能傳到我表姐的耳朵裡。
但是，有關保姆的訊息填補了一處我想象中母親生活的空白。我總是苦苦猜測戰爭爆發時母親的生活狀況——她的父親已經去世四年，哥哥在前線，姐姐被流放，母親在去流放地的途中不知所蹤。我一直猜想，她在這個可怕的時期完全孤身一人，因為除了她的直系親屬，我想象不出她身邊還能有誰。現在我瞭解到，很可能保姆託尼婭陪伴在她身邊，一個也許自她出生起就認識的人。或許託尼婭在已被摧毀的城市裡找到些取暖材料，點起爐子，弄點吃的，在防空警報響起時和母親一起跑進防空洞。
我的表姐告訴我，謝爾蓋的確是以我母親的名字來給自己女兒取名的。表姐還說，他把妹妹奉若神明，一直到死還時常談起她，說她美麗非凡而且聰慧過人，他從未停止過尋找她的訊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見，有一個人愛著我的母親，我認識的她，只是一個被輕視的人。第一次有外界投射到她身上的目光是包含愛的，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驚，她在德國淪落到多麼不被愛的地步。而我的表姐現在明明有機會可以聽到她父親白白等了那麼久也沒有等到的訊息，關於我母親真實的命運，可是她一個問題也沒問我。她不允許我摧毀她有個姑母在包含無限可能的國度的幻想。可能她甚至以為，我母親還健在，我是從美國打來的電話。
關於我倆共同的祖母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德·馬爾蒂諾，她所知道的是，瑪蒂爾達並沒有在戰爭中喪生。然而，她沒有從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返回馬裡烏波爾。至於其中的原因，我表姐一點也不知道，她只知道，瑪蒂爾達最後居住在沃斯克列先斯克，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座城市。1963年，她八十六歲時離世，比我母親晚了七年。
如果母親知道我現在得知的事情，也許一切會變得不一樣。倘若她當年日思夜想的是她還活著的母親，她在德國也許能不那麼備受煎熬。或許，母親還活著的訊息能夠打消她自殺的念頭。可能雷格尼茨河用她母親的聲音在召喚她，讓她以為走進河裡就能見到死去的母親。
我的表姐只見過祖母兩三次，卻清晰地記得她去世的日期。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我在德國縣城滿十八歲的那天，我的外祖母在遙遠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世。沃斯克列先斯克在俄語裡是「星期日」和「崛起」的意思。她是不是也相信，自己的女兒在美國過著幸福的生活？
表姐形容我們的祖母冷漠，不易接近而且喜歡冷嘲熱諷。一個矮小、骨瘦如柴的老婦人，滿頭雪白的頭髮，還有長長的鼻子，只吃麵包屑，像一隻鳥。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怕她，包括謝爾蓋，她總是批評他的歌聲，從來都說還不夠好。她這輩子只愛過一個男人：她的弟弟瓦倫蒂諾·德·馬爾蒂諾。莉迪婭是她和她弟弟亂倫的產物。除此之外，表姐對莉迪婭沒有任何說辭，也從未見過莉迪婭。她的父親謝爾蓋在莉迪婭被捕後再也沒有她的訊息，也沒有提起過她。我表姐認為，莉迪婭很可能在勞改營中死了。
據葉芙根尼婭強調，我母親的父親雅科夫是自殺的。知道自己將被逮捕並且會被強迫告發他人的他，在被捕前夜飲彈自盡。發現他屍體的，應該是我的母親。說也奇怪，這聽上去很熟悉，像我曾經從我母親口中親耳聽到的一樣。同時，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母親是怎樣告訴我，她的父親死於心臟病發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驚嚇得起一身雞皮疙瘩，像我母親當時感受到的，當她被從課堂裡接出來，她立刻就明白髮生了什麼事。聽葉芙根尼婭這麼一說，就像我母親的父親死了兩次，她經歷了兩次喪父之痛。他死亡的兩個版本都符合我的回憶，怎麼可能會是這樣？我想起來教區記事簿裡雅科夫的死因是沒有記錄的，是不是意味著他的確是自殺身亡？死因空白是不是說明了，「自殺」一詞不允許出現在教區記事簿裡？
大多數時間中，我的表姐都在滔滔不絕地說著她的父親謝爾蓋。她說，她父親會說十二種語言，是那個年代最偉大的歌唱家，擁有典型的演唱義大利歌劇的歌喉，別人給他端茶倒水都不配。謝爾蓋還在基輔上大學期間，就引起了當時烏克蘭國家元首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奧爾的注意。科西奧爾是三十年代大饑荒的罪魁禍首之一。他注意到謝爾蓋的時候，已經是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基輔療養院的一次音樂會上，他聽到了謝爾蓋的演唱，從那時開始提攜他。科西奧爾應該非常迷戀謝爾蓋，因為他不僅支援他的歌唱家事業，還多次邀請他去家中做客。一個政治局成員讓一個大學生進入自己的私人圈子，幾乎前所未有。可是沒過多久，和其他許多人一樣，科西奧爾就成了他服務的體系的犧牲品。斯大林命人把他抓了起來，上刑折磨他，逼他招供。因為他挺過了刑訊逼供，就有人把他的女兒抓了過來，當著他的面強暴了她。科西奧爾招供了，他的女兒跳窗自殺，他被槍決，骨灰扔進了莫斯科頓斯科伊墓地的萬人塚裡。這樣一來，謝爾蓋的命運就註定了。他是眾人皆知的國家公敵的寵兒，科西奧爾的陰影跟隨了他一輩子。多虧了他出眾的歌聲，葉芙根尼婭說道，他仍然受聘於蘇聯的大型劇院，但是真正的名聲只能通過莫斯科大劇院才能傳播，而大劇院的門，永遠不會向科西奧爾曾經的寵兒敞開。
我想起康斯坦丁說過的關於謝爾蓋讓人嘖嘖稱奇的黨員關係的話。現在我明白了，駱駝是如何穿過針眼的。只有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奧爾可以做到這點，可能他只要稍微動一下手指就足夠了——前提是，謝爾蓋必須和他被流放的姐姐脫離關係？我眼中的舅父是個懦弱、膽小的人，和權貴串通一氣，併為此付出了畢生的代價。他需要一個強硬角色在身邊，所以選了個女人結婚，葉芙根尼婭在電話中稱其為「穿裙子的斯大林」。
「葉芙根尼婭從來沒結過婚」——簡直胡說八道，她反駁道，婚姻對她來說一文不值。她只為父親活著，而她父親明顯繼承了祖父雅科夫那顆脆弱的心臟。為了能夠自己醫治父親，她成了醫生，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從一個國家換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謝爾蓋到哪裡工作幾年，她就搬去幾年。她總是隻能住在臨時公寓裡，三個人常年擠在一間劇院的客房。她到處採買新鮮水果和蔬菜給她父親，還從國外購買心臟病藥品，甚至未婚懷孕，就是為了滿足父親抱孫子的渴望。兒子已經成人並結了婚。她之前和兒子兒媳住在「陡坡」大街的公寓裡，因為和兒媳合不來，才把大公寓房換成了兩室小公寓房。
謝爾蓋五十二歲時心肌梗死過一次，之後再也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他不得不放棄演唱事業，全家搬到了基輔，最終實現了畢生的夢想——住進屬於自己的公寓房。儘管他作為歌唱家的職業生涯成就顯著，但是退休金卻少得可憐，他不得不掙錢貼補。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成了遊樂場的看門人。「他死在了大街上。」葉芙根尼婭說，「有一天他在從遊樂園回家的路上跌倒，死了。」可她認為，有人謀殺了她父親：她父親在遊樂場裡目睹了一場旋轉木馬事故，事故中死了幾個孩子，因此他被當成目擊證人滅口了。我該相信這個嗎？或者是我表姐不能忍受神明般的父親就這麼普普通通地死去，他可能死於第二次心肌梗死，就算是她也救不回來，儘管她特地大學學醫，還曾是個醫生？
我表姐和我講述的遠比我期望的還要多得多，將近兩個小時的通話中我基本沒說上話。掛了電話後，我突然感到徹底的空虛。我坐在有許多分支的家族樹狀圖前。圖是康斯坦丁給我繪製的，我放大了貼在寫字檯上方——現在，我又能給它加上另外三條分支了，我表姐、她的兒子和兒媳。可是我不知道，這樣好在哪兒。我已經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找尋什麼。這些陌生的人，和我有什麼關係？又是什麼把我和他們聯絡在一起？我一輩子都因為沒有家而飽受其苦，可是，這種痛苦恰恰是因為我不知道沒有家族的累贅和包袱其實有多幸福。前段時間，我有時被深不見底的悲傷籠罩，因為我不想認識我的烏克蘭-義大利家族，我開始變得害怕這個家族。我再也不想聽令人害怕的事情，所有這些黑暗的，無稽的愛、恨，還有瘋狂的故事，故事中幾乎沒有一個長輩是正常死亡的。一切全在我的腦袋裡翻滾，全是一個半瘋的、活在自我封閉和戀父幻想中的老女人的虛構和謊言，現實和幻想混淆難辨。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夠相信哪些，不相信哪些。我懷念之前寧靜而幸福的時刻，看著黑白照片上那些逝者，他們美麗而有趣。可是現在，他們失去了吸引我的魔力，全變成了我表姐那副嘴臉。也許，她也經歷過很多可怕的事，比一個人一生能經歷的還要多，很顯然，她從來沒有找到過自己的人生，而是一輩子躲在女兒這個身份背後。她的只是被作為外孫而生出來的兒子，會面對什麼樣的命運呢？
最讓我迷惑不解的是葉芙根尼婭對我們祖母瑪蒂爾達的描述。我母親會為了一個冷漠、不易接近，喜歡冷嘲熱諷的女人，哭得眼睛要瞎了嗎？她向我講述的她母親的樣子，難道是被悲傷美化過了的，像我們經常為了永遠失去的事情而製造出來的假象？是不是瑪蒂爾達作為船長夫人特蕾莎·帕切莉拋棄的孩子，無法給自己的孩子保護和安全感，因為她自己根本從來沒感受過這些？
大海貫穿了母親的家族史。她的烏克蘭籍祖父伊皮凡，海船船主，選擇海路永遠消失了。她的義大利籍外祖父，船長朱塞佩，一生中大多數時間和他的夫人一起在海上度過。他的夫人把玩偶帶上船，卻拋下了孩子。可能她的孩子瑪蒂爾達和瓦倫蒂諾不是在同一家親戚家長大，而是分到了不同的家庭，也許這兩個人互相之間足夠陌生，以至於會有一天愛上對方。或者，從共同的孤寂中滋生出的親近有一天點燃了兄妹的激情，在這激情中，生下了莉迪婭。莉迪婭真的是近親亂倫的產物嗎？之後又成了局外人，被趕出家門，所以不僅謝爾蓋，而且她的妹妹，我的母親也對她隻字不提？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全部聯絡在一起的——天生的恥辱烙印，和表妹瑪露斯佳的死亡約定，勞改營，最後在營裡消失？事實真的如此，還是我的思想跟隨了我匪夷所思、偏執成狂的表姐心中的暗湧，她把自己對父親崇拜式的愛投射到了其他人的亂倫故事中？
如果她說的關於莉迪婭的事情屬實，如果我母親的姐姐真的在勞改營中身亡，那我走到了尋親的盡頭。從潛在的、關係更遠的其他親戚身上，我幾乎不指望能再得到關於母親的訊息。我的表姐葉芙根尼婭把我扔在了一片荒漠裡，拋下一堆問題，比我以往的疑問還要多，也許我再也得不到答案。我的母親離開了我的視線，彷彿永遠消失在了真實和虛構的深淵中，消失在閃爍光亮卻觸不可及的虛無中。我挖掘出的關於她的一切，最後不過只是些推測和假定的素材，可以編織一個童話的素材。
我和葉芙根尼婭通過電話的幾天之後，奧爾加在獨立廣場上遇到了她。雖然廣場在當時真的成了城市的「焦點」，但是基輔畢竟還有將近三百萬居民，所以幾乎不太可能，剛剛認識的人幾天之後又偶然在路上碰見。奧爾加嚇了一跳，趕緊躲到了人群中，不過我表姐估計沒有認出她來。之前見面時，她連看都沒正眼看奧爾加一眼，而是接連不斷從各個角度展示了自己的酒窩，講述她父親是多麼愛這對小酒窩，而她又是多麼自豪。現在她站在稍遠處，穿著一件時髦的菘藍色大衣，頭戴一頂大大的黑帽子，唱著歌。聲音有些沙啞，發亮的眼睛看向天空，她在戰爭的騷亂邊緣唱著馬斯內《輓歌》的俄羅斯版本，烏克蘭每個人都知道這首歌，她父親肯定曾經演唱過：「要去向何方，愛戀的時光，甜蜜的夢，美妙的鳥的吟唱……」
在我們通話的最後，她還是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她想知道，我有沒有去過馬裡烏波爾。我的確應該在這個時間去親眼看看我母親的出生地，但其實本質上，我和我表姐沒什麼不同。她躲在她父親背後不願直面生活，而我躲在寫字檯後面。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和康斯坦丁也有不少共同點。不只是他用網際網路代替全世界，我也是如此。
我再沒和表姐說過話。
沙爾湖湖畔的一月。還從來沒有過如此漫長、冰冷的黑暗包圍著我，即使是白天也幾乎不明亮。我像陷入了極夜，進入一片外太空般的寂靜，在夜裡只能聽到湖面冰層的破碎聲。有時候湖面咕嚕作響，輕輕地發出咕咚聲，像從調車場發出的一樣。我想象湖的深處有冰塊碰撞在一起，相互交疊。只剩下房前的街燈，讓我想起還身處繁華的人世。儘管這些街燈有時會開始閃爍，好似它們疲倦了，隨時會永遠沉睡過去。在閃動的光中，霧像白色、無法穿透的煙霧聚攏起來。當空氣變得清朗時，可以看到微小的雪花在空中漂浮，飄撒在結冰的褐色草上，好似鋸木屑一般。現在夜裡能經常聽到水鳥在叫。它們在凍結的湖面上蜂擁成小島般的一團，試著守護冰層上的開口。然而時間一長，它們幼小身軀的熱量就不夠抵禦冰雪了。它們潛水的洞口凍住了，封鎖了水鳥的食物源泉。它們夜間的叫喊呼應著我心中的動盪，好像不可避免的災禍正在向我逼近。
我汽車的馬達倉裡住進了一隻鼬，它在裡面睡覺，躲避寒冷，還把至關重要的電線咬壞了，不過這些是修車廠的人後來告訴我的。看來現在的鼬靠塑膠和銅線養活自己，而我的汽車除了鑰匙插進點火器的聲音外，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響。我天天計劃打電話給德國汽車協會，但一天拖一天。可能是漫長的黑暗讓我變得懶惰，也許我根本不反對與世隔絕一陣子。我的皮膚乾燥得起了皮，每時每刻都疲憊不堪，想爬到洞裡找只熊和它一起冬眠的衝動吞沒了我。
謝爾蓋·雅科夫列維奇·伊瓦申科（1915-1984），葉芙根尼婭的哥哥，和表姐妹在第聶伯河岸邊，約1927年
有一次，快到早晨的時候，我被電腦的螢幕反光驚嚇到了。我的第一反應是肯定有什麼災難發生了，莫非對面湖邊起火了？可我第二眼看到的，更是令人費解。一條血紅色的帶子筆直穿過了黑暗，鑲在對面湖邊。既不像火也不像光，因為兩者都不會有如此清晰的邊緣，像用尺子畫上去的。我問自己，是不是盯著電腦螢幕太久，出現了幻覺，或是自然法則失靈了。但是幾分鐘後，只剩一片陰森可怕的黑暗。顯然是黑色雲層中一道裂縫，露出了黑暗背後的火燒雲。
其間，我已經開始著手寫先前計劃好的關於母親的書。我前所未有地全心全意，還帶著一種和寫作題材並不相符的幸福感，同時，看似我要挖穿整座山，卻永遠也抵達不了盡頭。我如同身處井下，通宵達旦，用睡覺來度過短暫昏暗的白天，醒來立刻坐到電腦前繼續，甚至泡好茶之前我還在寫。我主要描寫找到的家庭成員，他們把我帶向截然不同而且經常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把我捲入矛盾中，引我走入再也無法走出的迷宮。我幾乎找不到可見的線索可以把這些人彼此聯絡起來，他們只能古怪地在各自空間中孤立，可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和母親有著我不甚瞭解、僅限推測的關係。
康斯坦丁的論壇是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源泉。論壇中有一個老馬裡烏波爾的檔案，從中我能獲取母親生活年代的資訊——在她四歲至十六歲之間發生的事件：
為了緬懷逝世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2500名馬裡烏波爾工人聚集在一起進行哀悼活動。4月28日舉行蘇聯共青團火炬遊行。
海嘯中，城市的下半部分被淹沒。120個家庭失去了家園。
地區徵收委員會決議，剝奪大地主克瑞施特尼茨卡亞、克拉辛揚斯基、舒滕科和帕斯特列夫的土地使用權，並將他們逐出馬裡烏波爾。
馬裡烏波爾8—11歲的兒童中，25.6%沒有上學，屬於文盲。
《亞述的無產者》編輯部用大型抽獎來招攬讀者。主要獎品有男士套袖大衣、布料、鞋、橡膠套鞋以及《列寧全集》。
右側海岸招志願者。建造亞述鋼鐵煉鋼廠至少需要1000名志願者。拼搏進取參與志願活動是對我們每個人榮譽的考驗。
冶金聯合企業伊里奇將建一個文化宮，在亞述煉鋼廠和港埠興建文化俱樂部。除此之外，還計劃建造全新的度假屋，並擴建東部療養院。
對馬裡烏波爾黨校教師的政治審判開始。他們被指控成立了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團體。
在一次馬裡烏波爾尖兵女工聚會中，分發了金額為150、200和250盧布不等的獎金。此外，每位代表還得到一小桶醃鯡魚。
工人影劇院購買了新的音響裝置，並將於2月10日至12日第一次在我們城市播放一部根據高爾基小說《母親》改編的有聲電影。
母親出生的城市當時是什麼樣子？我看到報紙上講馬裡烏波爾的足球賽時，印象中的冬日景象已被驅趕走了，這座城市和海邊的南部城市並無二致。我對這座城市的想象又變了一次。早在十月革命前，馬裡烏波爾已經是一座工業城市。蘇聯時期，工業化更進一步，尖兵工人還創造了勞動生產率的世界紀錄。城裡聳立著大型工廠冒煙的煙囪，有毒的廢氣籠罩了夏日蔚藍的天空，夜以繼日落在街道上和行人身上。託戈瓦亞大街有很多攤位和售貨亭，十月革命後再也沒有多少東西賣了，只剩下凝乳、肉、一些私人菜園種的番茄和土豆——大多數飢餓的老百姓根本買不起。楓丹娜大街有一口水井，一直到世紀之交人們還從井裡取水自用或給家畜飲用。至於格蕾切斯卡亞大街，也許我母親的表姐們在被趕出她們的宮殿前就住在那裡。還有義大利人大街，或許我義大利外曾外祖父的大宅曾經就在那條街上。馬車在支離破碎的石頭路面上顛簸前行，然後到了1933年，母親十三歲時，第一條也是唯一的一條有軌電車開始執行，一條軌道開往兩個方向。
市中心背後是荒郊野地。沒有固定的街道，只有人們踩出來的迷宮般的野路和小道。附帶迷你菜園的小房子一個連著一個，相互交錯。石頭小屋，小木屋，黏土小屋，棚屋，亭子，簡易倉庫，簡易棚，到處都住著人，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積只有3.5平方米。由於沒有排水系統，這裡滿是汙垢和垃圾，到處散發著惡臭。瘟疫、傷寒、瘧疾肆虐。在內戰的混亂中失去父母的孩子無家可歸，四處遊蕩，他們翻撿垃圾，偷竊，冬天就睡在路邊的柏油桶裡，而白天建築工人剛在桶裡攪拌過柏油。
還有大海，全世界最平靜的亞述海，簡直就是為了我不會游泳的母親而存在的。她有沒有在海里洗過澡？她經常去沙灘嗎？和其他女孩一起去時，有男孩一起嗎？她會穿什麼樣的泳裝？那時候的人有泳裝嗎？還是她們穿著裙子泡在水裡，或者只穿內衣？拋卻生活中的不快，母親是否也享受過自由自在的美好時光，也擁有年輕人的青春朝氣？她喜歡詩歌和最新的流行歌曲嗎？有喜歡的男孩嗎？她冬天去溜冰場嗎？那裡可以租到溜冰鞋，還有一個交響樂隊演奏，年輕人跟著樂隊的旋律在冰上起舞。她會去文化宮看戲劇演出、聽音樂會，或者參加舞蹈活動嗎？可能有很多迷戀她的人，其中會有一個是她中意的嗎？或者她暗中喜歡的，恰好是一個不喜歡她的人？她會不會做夢夢見他，給他寫一堆從沒寄出的信？又或者，我的父親是她的初戀？她到底有沒有愛過他？
當我在無數的想象和假設中迷失，在關於老馬裡烏波爾的文章中尋找可以拼湊母親生活的斷瓦殘片時，康斯坦丁在繼續尋找母親的姐姐莉迪婭。他已經徒勞地跟蹤了無數的線索，而且終於收到了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勞改營紀念館的回覆：沒有查到關於我姨母的記錄。我失去了希望。然而，康斯坦丁要是放棄的話，那就不是康斯坦丁了。他鍥而不捨，在網上找到一個名單：1923至1953年，蘇聯政權下的犧牲品。僅在這三十年中，就有超過四千萬人遇難。伊瓦申科這個姓在名單中出現39次，其中一個是莉迪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
在這個網頁上，還有一個叫阿爾弗雷德·克拉默的男人的郵箱地址，此人住在敖德薩，為尋找犧牲者提供專業幫助。康斯坦丁又在網上找到了一條關於他的介紹：克拉默是德裔俄羅斯人，在敖德薩許多機構中都有涉足，並以一種不透明的方式參與到政治中。我們給他寫郵件，第二天他就回復康斯坦丁，他在敖德薩的國家犧牲者檔案裡翻查過了，找到了莉迪婭的卷宗。按照他的說法，來自德國的委託人要通過西聯匯款給他匯200歐，然後便能在幾日內收到卷宗的電子版本。
康斯坦丁建議我先彆著急匯款，我們首先需要證明，我姨母的卷宗的確存在。敖德薩人克拉默告知我們，犧牲者的出生地登記的是華沙。康斯坦丁感謝了他的費心，然後我們開始想下一步怎麼辦。可幾小時後，敖德薩人又展示了卷宗裡的另一個細節：犧牲者的母親名叫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伊瓦申科，婚前姓德·馬爾蒂諾。
我這輩子第一次轉賬到烏克蘭，然後開始等待。毫無耐心的我一天檢視二十遍郵箱。我們當真找到了她，這個百尋不到、謎一般的莉迪婭，德·馬爾蒂諾的姓氏掃清了我們的所有疑慮。儘管莉迪婭的出生地立刻帶來了新的謎團，但是康斯坦丁再次照亮了黑暗。1911年，即我姨母出生那年，不僅烏克蘭，還有波蘭的一部分都屬於俄羅斯帝國。因此，莉迪婭是在俄國國境內出生的。現在只剩一個問題，為什麼她出生在離馬裡烏波爾那麼遠的地方？我心裡馬上冒出一個想法，偏遠的出生地是因為她是亂倫的產物。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想，但是我設想瑪蒂爾達是逃到華沙的，為了遠離她的社交範圍，把禁忌之愛下生出的孩子帶到人間。同時，我又覺得自己瘋了，還在跟隨囉唆瘋癲的表姐的瘋狂思路。
距離我匯款已經過去了兩週。阿爾弗雷德·克拉默確認了匯款到賬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他的任何訊息。基本可以確認，我是上了騙子的當了。根本不可能有人隨便擁有進入國家犧牲者檔案館檢視的許可權，還以此來做私人生意，把卷宗的影印本發給遠在外國的委託人，更不用說委託人除了郵箱地址沒有留下任何其他資訊。但是，我又一次在用我的德國式頭腦考慮問題。康斯坦丁猜測，阿爾弗雷德·克拉默把從我這裡拿到的錢的一部分給了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以便翻查和影印卷宗——這不過是世界某些地方很常見的方法，只是這種東歐式的生存法則超出了我固有的西方眼界。然而，時間飛逝，敖德薩方面還是一如既往地音信全無。我再次詢問後，得到的解釋是，卷宗處於一個出人意料的荒涼之地，需要花費大量工作辨認五百頁褪色的字跡，需要分類，還要按照正確的順序排列，我可能需要再繼續耐心等待一番。我從中讀出了溫和口吻的言下之意，如此大的工作量意味著還要繼續給錢。可是兩三天後，我陸續收到了十六封郵件，每封均附有zip格式的附件，資料量大到郵箱發出了警報。這的確是項浩大的工程：整理這麼多紙張，而每張明顯有一半字跡不清晰，再一張張放進機器掃描。我為我先前的不信任羞愧不已。我轉賬的200歐，敖德薩的德裔俄羅斯人還需要和別人分，對於他們完成的如此浩繁的工作來說，這簡直是一筆少得可笑的報酬——除此之外，我得到的更是沒法用金錢來衡量。
卷宗的第一頁是一張剪下歪斜、皺巴巴的硬皮紙，上面貼著五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警察局標準照。他們全被故意照得看上去像危險的罪犯。八個被告照片中唯獨缺了莉迪婭的照片。顯而易見，照片是被揭走了，只留下一個空白夾在幾張照片中間，下方還能看見莉迪婭的名字。我失望得簡直要哭出來。
接下來是潮水般的審訊記錄、裁定、指示、處分、拘捕令、搜查令、起訴書。數不盡的審訊記錄。我在電腦螢幕前彷彿聞到了歷經八十年的舊紙上那股發黴的味道。在敖德薩的檔案館地下室裡還有成千上萬的受難者檔案在等待著被挖掘。
莉迪婭的卷宗顯示，她的確是在華沙出生，和父母一起在華沙生活到五歲。在舉家遷回馬裡烏波爾後，她住進了我的義大利外曾外祖父母家中，一直住到她去敖德薩上大學。
每當我嘗試去想象母親是在馬裡烏波爾怎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時，我都會落空，現在我可以確定，她也在義大利外祖父母家中住過。考慮到朱塞佩·德·馬爾蒂諾通過煤炭生意積累起來的財富，他住的應該是一棟巨大的豪宅，但是在我母親出生時毫無疑問已經被收歸為人民財產。可能大宅裡擠滿了陌生人，被剝奪了財產的人民公敵在他們曾經的家裡只剩一個角落。很可能母親是在仇恨她的人中間長大的，她對這些人來說就像准許捕殺的獵物，他們不僅霸佔這座大宅，而且還霸佔傢俱、餐具，也許還穿著大宅主人的衣服，會在共用廚房裡往曾經的統治階級——藍血貴族和他們家屬的湯裡吐口水，可能就算隨時殺了她也完全無罪。
我從卷宗中獲悉，莉迪婭在敖德薩完成文學專業的大學學業之後，回到了馬裡烏波爾並在《亞述的無產者》日報社短期工作，我正好在「亞述的希臘人」論壇的檔案裡見過這個日報的名字。1933年11月5日，剛滿二十二歲的莉迪婭被逮捕。她被指控加入了一個名為「解放無產階級小組」的反蘇聯社團，從事反人民、反革命行動。這個所謂的1931年在敖德薩成立的社團，是烏克蘭成立的多處據點之一，小組成員以反對社會主義、建立反工人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為綱領，目標很明顯是為了推翻蘇聯政權。小組成員一律是文學專業的大學生，他們通過在儘可能多的烏克蘭工廠裡興辦文學社團，逐漸啟蒙工人們，將他們爭取為反革命勢力。根據我讀到的資訊，小組的謀反集會是在小組成員家中舉行的，多次在莉迪婭家中，她當時住在她父親的妹妹，姑母葉蓮娜家。葉蓮娜，穿著立領錦緞裙子的時髦女人，我在那張背景有棕櫚樹的家庭照中見過她，現在卻在法庭卷宗中再次看見她的名字。
1933年11月5日那天，逮捕一位才二十二歲的年輕姑娘，在我眼中她幾乎還是個孩子，到底是怎樣一種情景？抓捕的人是什麼時候到的？夜裡還是清晨？抑或為了正好在所有人還在熟睡時，抓住睡夢中毫無防備的犧牲品？那個夜晚，我十三歲的母親是不是也被無法迴避的，讓當時千百萬人夜夜驚恐萬分的敲門聲吵醒了？有沒有人事先知道，或者至少預料到莉迪婭將被逮捕，還是抓捕一事完全出人意料？我母親是不是也經歷了房間搜查，親眼看著自己的姐姐被銬上手銬帶走？我不由得想起安娜·阿赫瑪託娃的《安魂曲》：你被帶走正是黎明時分/我跟在你的身後，像送殯一樣/兒女在狹窄的房內啼哭/神龕前是一支滴淚的燭光……
判決前，莉迪婭在馬裡烏波爾、敖德薩和頓涅茨克監獄的待審拘留所度過了半年，一半時間都被關在地下室中。將近三百頁的審訊記錄，按照康斯坦丁的話來說，簡直是一齣滑稽劇。被告的口供是偽造的，被操控的，是通過威脅和暴力脅迫給出的。而且，僅僅因為一個笑話就可能被槍決——所以口供是在無時無刻的死亡恐懼之中產生的。審訊者強暴女被告並不罕見，她們被刑訊或者被放上所謂的審問流水線，在強迫剝奪睡眠後很快就搞不清自己究竟說了些什麼。這些根本無足輕重，因為審訊記錄不是被口授的，就是出自審訊者筆下。而審訊者在上層只許成功的壓力下，必須按照頂頭上司的意思提供令上頭滿意的審訊結果。真相沒人感興趣。這些，全部只是為了填補毀滅機器的每日需求，為了滿足斯大林貪得無厭地犧牲他人的慾望。
事實上，莉迪婭的口供一點也不像一個身處死亡恐懼中的人說出來的，根本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所有記錄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全部是一些事先寫好的樣板化的說辭。據說莉迪婭供出了所有同志，她供出了名字和住址，講述了小組的生活背景和各項活動，詳細地描述了小組成員的性格。從一份記錄到另一份記錄，全用令人昏昏欲睡的單調和荒誕的敘事回放了小組中與意識形態和政治相關的討論，細數了小組成員共同的讀物，描述了密謀和鼓動的行為方式，小組編寫的十條政治宣言總是一再被引用。突然，毫無徵兆地，莉迪婭重申她早已和她高貴的出身脫離了關係，她批判她的外祖父朱塞佩·德·馬爾蒂諾，這個頓巴斯煤炭的大出口商，是烏克蘭人民的剝削者。至於她自己的父母，她保證，從來沒有擁有過任何財產，僅僅只是大宅的房客。這是眾多審訊記錄中唯一讓我覺得真實可信的一處，也許是莉迪婭絕望的嘗試，通過和自己的出身劃清界限，以求死裡逃生。所有的記錄全以相同的招供結尾，可能是一個善意審問者的表述：
我早在很久前已經認識到，我的同黨和我的反革命活動給蘇聯人民帶來了巨大危害。我的行為除了出於政治上的天真和無知，還深受我們的首腦貝拉·格拉澤爾的影響。她以她特殊的教育背景和超凡的魅力對我施加強烈影響，把我引誘到錯誤的思想和行動上。面對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我在審訊記錄中誠心誠意地交代了我知道的有關解放無產階級小組的所有事情。我知道，我對蘇聯政權的罪行不僅存在於我在小組內部錯誤的信仰和行動中，而且還體現在我對所有事情的隱瞞上。我最深切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罪過。我希望，能用尊重事實、開誠佈公的口供彌補我的部分罪過，能夠允許我在將來為我的祖國蘇聯揮灑熱忱。
最後一位沙皇被推翻後，時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可是對背叛者的刑罰卻還是一成不變。小組所有被告被判處去位於「烏克蘭邊境另一邊」的刑罰營服刑三年。鑑於他們是妄圖推翻整個社會體系，反對國家的陰謀策劃者，這個判決莫名其妙的寬容。只有貝拉·格拉澤爾難逃一死。這位女性領袖還在西伯利亞的一座刑罰營裡繼續她的政治活動，後被轉送到其他營後判處槍決。我打量著警察局標準照上的她：一位年輕女性，顯然是一名知識分子，戴著貝雷帽和一副圓角的托洛茨基式的眼鏡，卷宗上說她是猶太人。如果蘇聯秘密警察沒有先殺死她的話，十年後她也很可能會被德國納粹殺害。
莉迪婭到底是不是一個反蘇聯的積極分子，解放無產階級小組究竟有沒有存在過，或者根本是秘密警察的編造？也許不過是一個託詞，為了處罰像莉迪婭這種出身的人？她是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奧爾黨派的寵兒的姐姐，是一個因為信仰被流放二十年的老布林什維克的女兒。這一切都沒有答案。但是，如果莉迪婭真的膽敢反對斯大林的獨裁，那她絕對和我母親是完全不同的人。這兩姐妹看上去性格完全相反。莉迪婭堅強、勇敢，也許幾乎是亡命之徒；而我母親，我再清楚不過了，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她就是個異常敏感、膽小，毫無抵抗能力的人。莉迪婭至少在她生命最初的幾年中是個吃得飽，被妥善照顧的孩子，而我母親除了飢餓和恐懼，其他任何事都不知道。也許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兩姐妹的本質區別。
卷宗顯示，莉迪婭並沒有死。和我基輔的表姐推測的相反，她在流放中倖存了下來。在卷帙浩繁的紙堆中我找到一份平反申請書，是她在流放刑罰結束五十五年後於1992年提交的，正好在蘇聯解體後。那時她已是八十一歲高齡了。這份申請經過短暫的處理後被認可。莉迪婭因被流放三年得到115425盧布的補償金。據康斯坦丁計算，在當時，這筆錢只能買到大約500個白麵包，算下來流放一天還不值半個麵包。另外，後蘇聯時代的通貨膨脹達到頂峰，錢貶值的速度快到莉迪婭這筆少得可笑的賠償金可能幾天之後就一文不值。
平反申請書是手寫的，字跡小而傾斜，令人驚訝的是，如此優美工整的字型來自一位八十一歲高齡的老人。頁首有地址：1992年提交申請書時，莉迪婭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距離莫斯科五十公里的一個小城。我把地址輸入谷歌地圖，出現在我眼前的不僅有街道，而且還有——我驚詫地揉了揉眼睛——莉迪婭住的房子的衛星地圖。我一直放大，看到房子的窗戶，看到莉迪婭曾經進出的房門。一座典型的蘇聯五十年代的建築，非常漂亮，啞光粉色的外表，冬天的小花園，涼廊，一點也沒有東歐式的荒蕪破敗。街對面是一小片梨樹林，保有城市中的一片寧靜。緊靠樹林是一個超市，莉迪婭可能會在裡面購物。我不知道哪些窗戶屬於莉迪婭的房間，可是我知道我看見它們了。真是一項神奇的技術，讓人在寫字檯前就能看到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讓我看見我姨母的家，至少她八十一歲時還住在裡面。我感到一種灼心的遺憾。作為翻譯，我經常到莫斯科。1972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那時莉迪婭才六十一歲。原來，我和母親在烏克蘭的過往從來沒有天淵之隔，而是隻有一步之遙。如果莉迪婭當時已經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我從莫斯科坐地上鐵只需一小時就到她家了。
現在我也得知，瑪蒂爾達在「二戰」前夕去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看望女兒時，莉迪婭已經結束流放五年了。到底是什麼讓莉迪婭在重獲自由後還是留在了那個世界盡頭的不毛之地？是一個男人，她嫁給了他？從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勞改營的木板床到莫斯科附近配備中央供暖和熱水的五十年代城市建築，中間發生了什麼？莉迪婭被捕後究竟有沒有回過馬裡烏波爾，或者她之後再也沒有踏足這座城市？她成了家、有後代嗎？我能找到他們嗎？她的平反申請書裡寫的還是她的未婚姓，真感謝這份申請書，讓我找到了她。一位俄羅斯老嫗的形象浮現在我眼前，她在沙皇時代出生，經歷了革命、古拉格、戰爭和接踵而來的所有災難，並倖存了下來。一位矮小年老的女性，飢餓教會了她永遠在櫃子裡存一塊麵包。她看上去宛如聖人，好似純白的紙，幾乎如空氣一般。她的軀體與死神抗爭過多次，彷彿她是不死之身。如果她還在世，現在已經一百二十歲了，她仍然活著也不是完全沒可能。
如今我可以輕鬆算出，莉迪婭去敖德薩上大學時，我母親應該正好是八歲或者九歲。而其實此一別即是永別。雖然莉迪婭在完成學業後回到了馬裡烏波爾，但是時間並不長。1933年她被捕時，我母親十三歲。也許我母親在德國時已經沒有關於她姐姐的鮮活記憶了，尤其是大家在莉迪婭被捕後可能只能背地裡提起她。作為反革命分子的莉迪婭，對所有認識她的人來說是一枚炸彈，而家人首當其衝。估計我母親早在烏克蘭時期就對姐姐閉口不提，到了德國又繼續保持緘默，這源自深入骨髓的恐懼，不受理性控制。
我對於母親的哥哥姐姐的瞭解幾乎超過了對她本人的瞭解。另外，我還知道了，大學裡謝爾蓋學的是聲樂，莉迪婭學的是文學。這讓我感到和他們之間的一種神秘聯絡。我的確和他們是同出一宗，因為跨越我們所在的不同時間和地域的鴻溝，我和他們分享的兩個世界，也正是我的精神家園——和莉迪婭分享文學的世界，和謝爾蓋分享音樂的世界。可是，我和我的母親分享什麼呢？為此我想破了腦袋，她大學選的是什麼專業？但是每次回憶好似觸手可及時，又再次陷入空白。我只記得，母親的大學結業考試成績是優秀，至少父親經常滿懷自豪地提起此事。儘管按照他的看法，母親患有精神疾病，根本無法和取得任何知識成果聯絡到一起。
如果母親的確曾在姑母瓦倫蒂娜的女子中學教書的話，那她大學應該學的是師範類專業。會不會是日耳曼語言文學或者德語呢？因為她父親是波羅的海三國德意志人安娜·馮·愛倫施泰特的兒子，和她說過德語？她到德國後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好得異乎尋常的德語，難道她早在烏克蘭時就已學過這門語言？不像我的父親和其他住在營地的大多數人，她在德國從來不是一個張口結舌的人。她所有方面都處於劣勢，只有在陌生的環境中才勝過我父親，處於優勢地位，因為她能理解別人的話也能被別人理解，她明白周圍世界的各種訊號，比父親強許多。對於我父親這一輩子而言，德國永遠是一本被七個封印封住的未解之書。在說德語的外部世界中，我父母的角色對換了。在德語世界裡的官方辦事機構中和其他所有視窗前，我的父親又聾又啞，只能依賴我的母親。像他這種男人估計不會原諒我母親，也許他為此還厭惡她。
母親在戰爭開始前還相當年輕，已具有了任職教師的學歷，可兩者並不衝突。在當時的蘇聯，愉快的大學生活根本不存在。上大學是一項特權，大學生必須通過勤奮和成績來證明自己，以儘可能快地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因此，我母親才二十出頭就已站在課堂裡授課了。
許多我要解的謎還有現在像走迷宮般艱難尋找的資訊，很可能全部能在一堆檔案裡找到答案，那堆檔案就放在我們的地下室裡。當時我們住在德國一個小縣城的邊緣，安置曾經的強制勞工的飛地上，那裡是母親人生的最後一站。她從烏克蘭帶來的檔案中有她的證書，和其他檔案一起都裝在一個鐵皮盒子裡，蓋子上飾有德國城堡的浮雕，在德國也許沒有人會對這些感興趣。我經常在地下室裡盯著這些聞上去一股陳腐氣味，寫滿西里爾文的紙張——一些詞我已經能夠讀懂，因為母親在我上德國學校前就教會了我俄羅斯字母。可是有一天，我大概八歲，我突然決定，我們不需要這些陳舊的破紙堆了，無論如何我不再需要它們。當我又被差遣到地下室取煤時，我犯下了童年最可怕的罪行之一：我把裝著檔案的鐵皮盒子扔進了地下室樓梯下的垃圾桶裡。我是那麼憎恨我的出身，所以不能存在任何證明，它們應該永遠消失。後來，母親去世後，父親找這些檔案，他當然不會知道檔案落到了哪個垃圾填埋堆裡，也許早已變成了廢料。他以為有人把檔案從我們的地下室裡偷走了，可能是某個蘇聯間諜。間諜們到現在還在監視他。
康斯坦丁和我在尋找莉迪婭的後人。由於蘇聯大多數的房子屬於個人財產，人們不像西方國家流動性那麼強，很少搬家，因此康斯坦丁斷定，克利莫夫斯克房子裡的人應該還認識莉迪婭，甚至很可能是她的親人繼承了她的房子，在她過世後搬入。康斯坦丁建議我寄一封信到莉迪婭平反申請書上留下的地址。信封上我應該寫莉迪婭的名字，並加上「親人/鄰居」的收信人標註。除此之外，我們還給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政廳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請他們提供關於我姨母及其後人的資訊。我覺得這個嘗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在俄羅斯，也有資料保護的底限，政府機構不可能向陌生人提供本國公民的資訊，更不用說給一個從未謀面的外國諮詢者了，而且對方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和被尋找人的親屬關係。反正我們經常給政府機構寫信，從來沒得到過答覆，我們在此期間已知的所有資訊全部是通過其他途徑得來的。但是我還是聽從了康斯坦丁的建議，因為我不能錯過任何可能性。然後，奇蹟又一次發生了。在尋親過程中我幾乎已經習慣了遇見奇蹟。幾天後，我收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的一封電子郵件。我讀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莉亞：
您通過網際網路向市政局提出的詢問，我們向您告知以下資訊：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的資料顯示，莉迪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於2001年8月22日過世。她的女兒葉蓮娜·尤里耶芙娜·齊莫瓦於同年10月10日過世。如今，羅什青斯卡亞街5號的房子裡住的是基里爾·格里高爾葉維奇·齊莫夫，他是莉迪婭·伊瓦申科的外孫。很遺憾，我們沒有更多的資訊。
致以恭敬的問候，
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戶政處處長
最讓我目瞪口呆的是最後一句話。還有什麼訊息能比我從這封郵件中得到的更多呢？還有什麼能比莉迪婭外孫的地址「更多」？如果這一刻有人問我那個經常被提到的問題，誰是俄羅斯的靈魂人物，我會毫不遲疑地報出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處長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的名字。她的做法不只出自一位公務員的使命感，更是一個人的同理心，她將一把開啟莉迪婭生活的鑰匙放在了我這個來自德國的陌生人手中，而這把鑰匙很可能也可以開啟我母親的生活。
莉迪婭去世的日期說明，她在提交平反申請後還活了十年，一直到九十一歲。而十二年前，我本該有機會在克利莫夫斯克梨樹林對面那棟外表漆成啞粉色的五十年代樓房裡見到她。她比她的妹妹，我的母親多活了五十五年。她最後一次見到妹妹，可能是在她被捕的那天。時隔將近七十年，在離世前，她還能想起妹妹嗎？她應該結過婚，無論如何她有個女兒，我的表姐葉蓮娜，可是她隨後也過世了。
我把從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收到的電子郵件轉發給康斯坦丁，之後的所有事情得來全不費工夫。他立刻在俄羅斯流行的社交網路「同班同學」上找到了一個名叫基里爾·格里高爾葉維奇·齊莫夫的人。這個男人住在克利莫夫斯克，四十一歲。兩個資訊指向此人應該是莉迪婭的外孫。康斯坦丁給他留言，附上了我的郵箱地址，還給我發來了一張他在社交網路上的頭像。我大吃一驚。在尋親過程中，我早已習慣我的親人們都是相貌端正、受過教育的人，現在顯而易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著照片中男人遲鈍的、無精打采的面孔，臉還是腫著的，看上去像一個巨嬰。他分明是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一員，他的外祖母莉迪婭最該解放的非他莫屬。他坐在一張破舊的沙發上，身後是又髒又舊的桌布，桌布上是老套的俄羅斯式巴洛克圖案——典型的後蘇聯時期的住房，裡面住的多半是酗酒之人。
假如這是我得到的來自我母親家族的第一張照片，我真的不會有一絲半點的驚訝：因為在我意料之內。和母親生活的德國相比，這張照片散發出舒適安逸的氣息，帶有家常的安全感，我在孩童時期就嚮往這種感覺。但是，我怎樣把眼前這個男人的樣貌和我目前為止看過的其他照片上的人聯絡到一起呢？這是家族不幸的例外嗎？
直到現在，當我第四遍或者第五遍逐字逐句細讀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發來的電子郵件時，我才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細節。莉迪婭是2001年8月22日離世的，她的女兒同年10月10日離世，僅僅七週之後。這意味著什麼？年邁的母親如果是因為白髮人送黑髮人而過世，這不難想象。但是為什麼九十一歲的老母親死後不久，女兒也離世了呢？她是不是也上了年紀，身患重病，經受不住母親離世的打擊？無論如何，很難讓人不去猜測兩人相繼離世之間是否有什麼關聯。
其間我像個心急火燎的孩子，反覆問自己，這背後是不是藏著某種新的家族災禍，尤其是我在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的電子郵件中還發現了另一個讓人迷惑的細節。如果我計算正確的話，我和我的外甥基里爾·齊莫夫有一個奇怪的共同之處：我倆的母親雖然死亡時間相隔四十五年，但是都死於10月10日。我沒法抗拒一個想法：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切通過某種幽靈般的方式聯絡到了一起，冥冥之中不知何處又打上了一個凶多吉少的結。
可是，我還抱有一絲微弱的希望，希望網頁上的照片不是莉迪婭的外孫，而不過是個同名同姓者。但是，尋親路上的好運忠心耿耿地跟著我。我又找到了一個親人。我的筆記本顯示我收到了基里爾·齊莫夫發來的一封郵件。我讀道：
娜塔莉亞：
您好！
我收到了留言，得知了您的母親是我外祖母的妹妹，您在等我的回信。我知道我的外祖母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分別叫謝爾蓋和葉芙根尼婭。我對謝爾蓋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個歌劇演唱家，我外祖母有一張他的唱片，經常放給我聽。您的母親葉芙根尼婭，我聽說她嫁給了一位美國軍官，去了美國。我的外祖母莉迪婭找了她很長時間，但是杳無音訊。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
我的外祖母有兩個孩子，我的母親葉蓮娜和我舅父伊戈爾。我的母親去世了，我的舅父住在米阿斯，但是可惜我沒有他的地址。我和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在外祖母的房子裡，隨信附上一些照片給您看。
致以恭敬的問候，
基里爾·齊莫夫
我開啟附件。那正是莉迪婭，消失了很久的，所有人以為早已不在人世的莉迪婭。就在不久之前我還猜測，卡累利阿的某一棵樹上掛著一小塊寫有她名字的紀念牌。她和我母親並不很像，可是她看上去匪夷所思地親切——如同我在端詳一幅我想象中給她繪的畫。一位嚴肅的、纖細的、自豪的女性，眼神剛直，充滿好奇，很難說清這眼神是連刀也不畏懼，還是本身就是一把刀。這眼神好似正在和看不見的對方較量，不管發生什麼都不會先敗下陣來。她的深色捲髮剪得很短，身穿一條樸素的夏季長裙，白色領子。我猜不出這張照片中的莉迪婭多大年紀，照片攝於勞改營之前還是之後。如果這張照片是在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流放之後拍的，那她已經戰勝了它，而且毫髮無損地活了下來。
第二張照片上的她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看上去她五十歲左右，憤怒，嚴厲，捉摸不透，像一座無法攻克的要塞，一尊斯芬克斯。正如我所見，照片中的是毀滅機器中的倖存者，此外又經過了漫長歲月，飽經使人低落的蘇聯日常生活的錘鍊和磋磨。這張照片中的她有某些蘇聯人的特質，和她外孫一樣。照片裡大約三歲的外孫在外祖母身邊，一個胖胖的嚴肅的孩子，像用白色棉花糖做的。他將來的笨重已經初露端倪。
第三張照片裡的莉迪婭已是老嫗。所有的嚴厲、苦澀之態在她身上又消失殆盡，她又變成了一位矮小、溫柔可親的老婦人。她的頭髮雪白，但是髮量依舊充盈，幹皺的皮膚卻煥發出年輕的光彩。她筆直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中，衣著和髮型一絲不苟，脖子上戴著一條珍珠項鍊，穿著尼龍長筒襪的雙腿以一種淑女的精準姿勢放在身前。
基里爾寫郵件告訴我，莉迪婭在離婚之後還獨自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依舊能自理。直到去世前她還非常敏捷和自律，每天做操，每頓飯永遠在固定時間吃。差不多到七十週歲她仍擔任教師一職，教授俄國語言和文化，始終精神矍鑠。2001年7月她在家中跌倒，摔斷了股骨頸。不久，她因心衰在醫院離世。
有關她在勞改營的往事，基里爾只知道她在罪犯流放地給犯罪的孩子和青少年當老師，很可能因此才倖存下來。她在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結了婚，在勞改營中生下的兒子伊戈爾，現在應該七十五歲了。基里爾和他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但是他知道伊戈爾住在烏拉爾山背後的西伯利亞城市米阿斯。
至於瑪蒂爾達，基里爾的外曾外祖母，他並不認識，她在基里爾出生五年前已經去世。但是，他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孩童時期的他和外祖母莉迪婭一起坐火車從克利莫夫斯克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只為了在外曾外祖母的墓前放上莉迪婭手工製作的木十字架。我眼前立刻出現了這樣一幕：一位老婦帶著一個小男孩，坐火車運送一個木十字架，然後在沃斯克列先斯克搬著十字架走向墓地。製作十字架的木頭可能是莉迪婭從森林中取的，也許就是衛星照片上看到的梨樹林。一個業餘人士自制的俄羅斯東正教的木十字架，裝著傳統的橫樑，如今豎立在沃斯克列先斯克，這個意為「星期日」和「崛起」的城市墓地裡。十字架上肯定還固定著一個小牌子，寫著瑪蒂爾達·德·馬爾蒂諾或者瑪蒂爾達·伊瓦申科，配有搪瓷的圓形雕飾，上面是照片，就像俄羅斯常見的那樣。
得知了瑪蒂爾達的墓地所在地，我倍感欣慰。和母親相反，我現在確切知道瑪蒂爾達的所在之地。我終於知道，她並沒有在戰爭中被德國人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而是以八十六歲高齡自然死亡，然後長眠於沃斯克列先斯克的墓地中，躺在她女兒親手做的木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上寫著她的名字。
在此期間，我的郵政信件也到了基里爾家。郵遞員的確還認識莉迪婭，而且知道基里爾是她的外孫。這也是一個俄羅斯式的奇蹟。只是康斯坦丁和我已經幸運地得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處長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的幫助，而不再需要郵遞員幫忙了。
我和基里爾提起那張錄有謝爾蓋歌劇的唱片，據他所稱莉迪婭在他小時候放給他聽過。其實應該不可能，因為就連把她父親的歌聲奉為天籟的我的表姐葉芙根尼婭，也總是一再抱怨沒能留下父親歌聲的任何錄音。就連康斯坦丁也費了很大勁上天入地地翻找過，希望能找到他的聲音記錄。可是，儘管謝爾蓋在蘇聯的多個著名劇院演唱過，但他像被從俄羅斯歌劇史冊上一筆勾銷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不過基里爾還是堅持他的說法，謝爾蓋的聲音猶如在他耳邊，他甚至還記得深藍色唱片封面上的燙金印刷體。莉迪婭去世後，唱片一定是在收拾房間時弄丟了，很可能因為疏忽進了垃圾堆。
其實，基里爾根本不是什麼壞人。我沒法把他的電子郵件和他的照片聯絡到一起，那張照片可能是一張沒突出優點的抓拍。他是一位軟體工程師，俄語極好，彬彬有禮，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墮落到「俄羅斯國民毒品」——酒精的泥沼中。他發了許多他孩子的彩照給我看，那是學齡前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看上去他非常愛這兩個孩子，十分注重對他們的教育。我看到兩個孩子在廚房裡用手指蘸顏料畫畫，吹滅生日蛋糕上的蠟燭。
另一處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客觀和循規蹈矩。他一絲不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流露出任何情感。只有一次，他想把他母親的照片掃描給我看，但從相簿中把相片拿出來時不小心撕壞了，這讓他激動異常，我錯愕不已併產生了負罪感。
關於他的母親，至今為止他只向我提過，她的婚姻沒有維持多久——在他兩歲時，父母就分開了。他的父親還健在，他定期會去看望他。當我小心翼翼地問，為什麼他的母親如此早逝時，他回道：
我被以一種和俄羅斯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方式教育長大。我的母親和外祖母不想和蘇聯社會扯上任何關係，她們給我灌輸了一種完全錯誤的觀念，一種關於俄羅斯人和我的同齡人的觀念。她們認為我身邊的其他孩子是未開化的，退化的。我被迫遠離他們，活在數學的虛擬世界中，因為我孩童時期就顯示出了數學天賦。像我這樣被教育長大的人，根本不可能建立家庭，生下孩子。我之所以成功上完學，是因為海軍士兵的身份。您問我母親早逝的原因，因為我殺了她。我被判無刑事責任能力，然後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
夜已深。湖面上的冰層已經停止發出咔嚓的聲響，現在湖上漂著破裂的浮冰小島，夜間的主宰還是一成不變，無邊無際的黑暗。我呆呆地對著眼前的郵件，問自己，基里爾·齊莫夫是不是把我當傻子。儘管我知道這個世界上存在各種各樣的兇犯，的確有殺害自己母親的兇手，但是怎麼可能其中的一個恰巧是我的親人，和我這個一輩子無親無故的人有血緣關係？我咒罵自己。是我自己開啟了尋親這條路。尋親給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為什麼我要這樣對待自己？我想到了康斯坦丁，這個點他早就睡了，更不用說切列波韋茨比我這裡還晚兩小時。現在我的朋友中肯定也沒人是醒著的，我沒法給任何人打電話。我逐漸明白過來，照片上基里爾麻木不仁、遲鈍的目光，他程式化的禮貌以及毫無感情，他提到孩子教育時用的「正確」一詞，因為母親的照片被撕破而異乎尋常的激動，所有這些背後隱藏的一切。由於我知道他母親的忌日，我可以輕易地算出，基里爾·齊莫夫是年滿三十後殺死了自己的母親。按照他的講述，在他經歷了人生中唯一的學校，海軍學校，同時也是俄羅斯軍隊裡最殘酷的部隊的一系列洗禮後，他還具備行為能力進行兇殺嗎？毫無疑問，在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他已經患有精神疾病了。況且，俄羅斯的醫院並沒有給他提供精神治療，而只使用藥物療法，然後把行屍走肉的他放出了院。很可能他現在仍在服用大劑量藥物，對我來說，他彷彿一顆嘀嗒作響的定時炸彈。想到他的妻兒我不禁膽寒。到底是怎樣一個女人，會和這樣一個男人結合？難道她不擔心自己的孩子，還有自己？
我首先想到的殺人動機，是關於房子：俄羅斯國內災難般的住房緊張從未緩和，導致了許多人一輩子都和整個家族困居在最狹小的空間中，其中不少人被逼得精神錯亂。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早在他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就讓撒旦說出，莫斯科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既不更好，也沒更糟，只不過房屋緊缺讓他們墮落。房屋緊缺也讓莉迪婭的外孫墮落了嗎？難道他是在和母親的爭吵中殺死了她，因為莉迪婭去世之後房子裡只剩下母子二人？這就是莉迪婭母女二人幾乎同時離世的原因嗎？無論如何，只要莉迪婭還在世，她就能鎮住外孫。她的死應該是解開了外孫的束縛。
不知什麼原因，我確信基里爾是掐死了他母親。我的表姐葉蓮娜彷彿近在眼前，巨嬰那雙粗大的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在基里爾寄給我的一張照片上，葉蓮娜看上去和她嬌小秀氣的母親莉迪婭截然相反，她是一位魁梧有力的女性，而且十分性感。也許她曾激烈地反抗，很可能發生了一場耗時的殊死搏鬥。這一切發生在我母親去世的當天——姨母和外甥女兩人都在10月10日當天因暴力而死，一個是因為外界的暴力，另一個卻是對自身施暴。
我想起了克利莫夫斯克戶政處的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在給我的信裡寫道，她沒有更多的資訊。恰恰是因為她知悉所有資訊，她才寫下了這句話。戶政處不僅出具結婚證明，還出具出生及死亡證明。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不單是戶政處的職員，還是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民，她肯定知道內幕。在俄羅斯，母親被視為神聖的女性，弒母案必然轉眼間在一個小城市裡人盡皆知。也許我該感謝斯維特拉娜·麗恰綽娃對茫然無知的我給予的同情，她也許早已料到，我會從莉迪婭的住址中得知往事。
我不知道基里爾為什麼要向我坦白，我不過是不知從哪兒突然冒出來的遠房親戚，他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這到底是他的懺悔還是因為他肆無忌憚，絲毫不覺得自己有任何罪過？也許，這是他的行為慣例，是俄羅斯的經歷——首先是俄羅斯海軍，然後是俄羅斯精神病院教會他的，是人們堂而皇之地把他推上了犯罪之路？還有莉迪婭，我找尋了許久的我母親的姐姐，和自己的女兒統一戰線控制了這個孩子，就因為她不想他成為一個蘇聯人？難道莉迪婭被灌輸了不可動搖的階級思想，看不起蘇聯人？在家族的自由思想和社會責任心背後，其實隱藏著貴族階級對於普通人民的蔑視？難道莉迪婭身處蘇聯政權的八十餘年間，一直在堅守她的階級思想？抑或是恰恰相反，她在自己都沒有覺察的情況下，成了被戰勝的人，變成了集權體系的一部分，然後和自己女兒一起把外孫納入控制，孤立他，摧毀他，就像集權體系把她納入統治之下，孤立並摧毀她一樣？基里爾，在經歷了俄羅斯海軍學校之後，通過弒母，再次推翻了貴族這一腐朽的社會階級，而他自己，卻也屬於這不幸的社會殘餘的一分子。即使為了能夠結婚生子，他為什麼一定要做出這些事？他和他的母親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告訴了康斯坦丁。我知道他每天早晨起床後總會快速地檢視郵箱。有時候他甚至在走出家門，走進令人望而生畏的冰天雪地去上班前，還給我回信。我把基里爾給我的郵件附上留言轉發給了康斯坦丁，這下子我們真的是進入了偵探小說——我們以前常這樣戲稱我們的尋親工作。
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檯燈的光映在窗前。我盯著那片黑暗，好奇母親到底出生於一個怎樣的家庭。蘇聯和後蘇聯時代的失敗，從未結束的俄羅斯的命數——既無法從集體噩夢中甦醒過來，又困於淪為僕從和無政府狀態之間；被痛苦和暴力裹挾的混沌黑暗的世界，一部充滿了軟弱無能、統治、專制和死亡的家族史；不幸的俄羅斯如同永恆的聖母瑪利亞，強硬地擁抱著她的孩子們。這一切和我有什麼關係？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我本能地做了自認為正確的事情，絲毫沒有意識到我不過是整個歷史中微不足道的一環。現在，我被一種感覺裹挾，即我的反叛不起任何作用，我依舊出自有毒而且墮落的家族土壤，家族裡甚至還出了一個弒母者。
我的筆記本竟然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時間點發出一聲提示，有新訊息進來了。新訊息來自「亞述的希臘人」論壇。康斯坦丁曾經寫信告訴我，在我們歷時已久的交流中，他學會了讀懂我的想法。他現在一定是在睡夢中讀到了我的念頭，又爬了起來。這一夜他沒回去睡覺，我們寫了一整夜郵件。在他眼中，基里爾是一個不幸的、值得同情的人，是我找到的一個「死人」，我向他伸出了雙手。但是康斯坦丁高估了我。我不具備他的人道思想，也沒有他那種包容一切的烏克蘭-希臘式的精神。基里爾讓我害怕，甚至相距如此之遠仍讓我感到心驚膽戰。「我不放棄希望，我相信最終我們將會找到一位您可以擁抱的人。」康斯坦丁在清晨的最後一封郵件中寫道。早在很久以前他就幻想，當我們找到所有人時，我們就在馬裡烏波爾見面，盛宴慶祝。我不確定我到底還想不想繼續尋找下去，可是能和康斯坦丁在馬裡烏波爾見面並擁抱他，多麼美好的憧憬！
我開始害怕我會找到的人，對尋親之路上如影隨形的幸運也開始感到恐懼。可是我當然不會忘記，在西伯利亞的某處還有我的一位表兄，如果他還在世的話，他很可能是我的家族史最重要的見證人。偏偏是殺害我表姐的兇手把我引向了他。我從基里爾·齊莫夫那裡得知，這位名叫伊戈爾的表兄，出生在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的勞改營中，生於1931至1933年間，那麼很可能他認識我的母親，即使當時他還是個小男孩。
在我們開始尋找這位表兄之前，康斯坦丁還成功地使出了一記絕招。基里爾沒記錯，的確有一張唱片記錄了我的舅父謝爾蓋的歌聲。康斯坦丁在網上找到了這張唱片，尼古拉·李森科的歌劇《查波羅什的哥薩克》，錄製於1956年。這張唱片是烏克蘭國家交響樂團錄製的，其中低音部分由謝爾蓋·雅科夫列維奇·伊瓦申科演唱。康斯坦丁立刻把唱片錄音發給了我。
我傾聽著舅父的歌聲，聽著數碼化錄音播放出的絕佳音色，忘記了這聲音來自久遠的年代和遙遠的世界。才聽完最初的幾句，我就被催眠了。幾十年來，自我在慕尼黑第一次聽歌劇開始，我就在尋找這樣的聲音，而現在我在自己的家族中找到了它。我總想，這樣的一位演唱者，他根本不是在演唱，而只是簡單地在呼吸，或者在哭泣。
我端詳著那張拍攝於1927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活潑的半大小子，光著腳，頭戴一頂水手帽，坐在第聶伯河邊的樹杈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男孩的喉嚨裡會流淌出美妙絕倫的低音，正如所有偉大的演唱家一樣，這種聲音不是來自喉嚨，而是來自人間之外的某個地方。唱片是1956年錄製的，謝爾蓋當時四十一歲，正是這一年我的母親離開了人世。我試著想象，母親清亮的女高音和舅父的低音一起合唱會是怎樣。在我的幻覺中，舅父的歌聲似乎傾瀉在房間的四壁上、傢俱上，還有窗前的楓樹上，這正是很久以前母親也曾聽過的歌聲，是她在馬裡烏波爾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我能以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我的表姐葉芙根尼婭了。誰若擁有如此美妙歌喉的父親，那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淪陷。對於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父親這件事，我也不再感到驚詫。即使現在，父親仍舊是她存在的核心意義。為了保證生活如常進行，人們在極美的事物面前會保護自己，以防深陷其中無法自拔。葉芙根尼婭沒能保護自己，她無法抗拒，她也許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我總是一再播放謝爾蓋的唱片，我自己也說不清，在我心中，究竟是找到親人的喜悅之情強烈，還是對於錯過太多的痛苦更強烈。其實，很久以前我本可以在烏克蘭見到謝爾蓋，如果我當時知道他是我舅父的話。謝爾蓋去世前一年，我和我當時的男友開私家車去莫斯科拜訪我們的俄羅斯朋友。在當時，私人旅行還很不常見。回程途中我們途經烏克蘭。我在基輔的獨立廣場上吃冰淇淋，徒步走過那些古老的、高低起伏的街巷，也許還從謝爾蓋家門前經過。我錯過了他。三十年前，他是公園看門人，在回家的路上倒地死去。然而他的聲音還活著，我真的找到了這聲音，就在我的電腦裡。每當我想聽，我就立刻可以聽到。我在尋親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奇蹟，這一樁是最讓我難以置信的。
康斯坦丁之前在「同班同學」社交網站上找到了基里爾·齊莫夫，現在他又找到了一個來自米阿斯的十三歲西伯利亞少年。和莉迪婭的兒子姓氏相同，個人主頁照片上，他頭戴一頂滑稽的紅帽子，手腕上戴著一隻貌似昂貴的手錶。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少年正是伊戈爾的孫子。他甚至還能記起曾祖母叫莉迪婭·伊瓦申科。現在一切都取決於，這個十三歲少年能否成為聯絡他祖父和我之間的關鍵一環，還是我們這些白髮老人只會讓他厭煩。慶幸的是，他很合作，而且聰明伶俐。僅僅幾天之後，他就給我發來訊息，附有一個電話號碼。他寫道，他的祖父十分驚詫，他正焦急地等我的電話。
在此期間，我那輛被鼬咬壞電線的車已經修好了，我想著用手機往西伯利亞打電話不僅花費高昂，而且很可能因為距離遙遠導致通話質量糟糕，我當天就收拾行李，駕車返回了柏林。我生平第一次撥通了西伯利亞的電話號碼。十三歲少年給我的電話號碼看來是對的，至少我聽到了電話接通的提示音，電話立刻被接了起來。電話另一端的男人的聲音在顫抖，他問我，我們應該以「您」還是「你」來相稱。「我們找了你母親很久，」我的表兄說道，「很久以來，我們一直在等，等著是否有跡象表明她還活著。」我的聲音也開始顫抖，努力搜刮腦中的詞彙來開頭。
通話中我才得知，基里爾·齊莫夫不僅殺死了自己的母親，而且也毀了伊戈爾的生活。十三年前，伊戈爾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剛離世，緊接著他的妹妹葉蓮娜又被親生兒子殺死，他不堪打擊而中風，此後再也沒有完全康復。他已七十八歲，幾乎一切都要依賴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患癌之後行動也十分不便。
六十年來，伊戈爾作為測繪師，管理著一家大型建築企業。他有兩個孩子、三個孫子和一個曾孫。他的兒女成了新俄羅斯成功的企業家，整個家族應有盡有。多虧衛星地圖，讓我可以看到伊戈爾和他妻子居住的時髦高樓，按照西伯利亞的條件來看，很可能是絕頂奢華了。寬敞的內陽臺上，他可以俯視烏拉爾鬱鬱蔥蔥的山脈，也能觀察室外溫度計上極大的溫度變化，水銀柱短短幾分鐘內能上升或下降十五度之巨。
可惜伊戈爾不認識我的母親，他從沒去過馬裡烏波爾，而我母親也從未到過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此外，我很快發現，他根本不是我期盼的家族史見證人。作為一個在勞改營中長大的孩子，像勞改營中的許多人一樣，他早在兒時就學會了自我封閉。他像格言裡著名的三隻猴子一樣生活：閉上眼睛，捂住耳朵，緊閉嘴巴。他也許真的對家族過往一無所知，或者，沉默已變成他的天性。他從來不直接說出希特勒和斯大林這兩個名字，他總是以「那兩個留著髭鬚的」來代稱。另外，外甥基里爾的名字也被他從字典裡一筆勾銷。我提的關於基里爾的問題他聽也不想聽。
有一次他去外面散步，接我電話的是他的妻子柳博芙。她告訴我，基里爾夜裡爬起來，溜進他母親的房間，用枕頭捂死了她。之後，他還到廚房用勺子舀了一杯蛋黃醬吃，吃完又躺下睡了。據我從柳博芙口中聽到的，基里爾的母親愛他的父親勝過一切，在她被拋棄之後，她把全部的愛轉向了兒子。她把兒子奉若神明，毫無節制地愛他。因為兒子有數學方面的天賦，她就把他當作神童，不斷地給他製造天才光環。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兒子變得越來越暴虐專橫，長成了一個龐然大物，經常威脅自己的母親，以至於她多次逃到西伯利亞米阿斯的哥哥伊戈爾家裡。有一次，他砸爛了莉迪婭的所有傢俱，因為他認為莉迪婭已經活得足夠久了，該死了，好騰出位置來給他。這肯定不是有關我的表姐葉蓮娜和她兒子基里爾故事的全部，不過，故事的完整真相我可能根本不想知道。
我從伊戈爾貧瘠的言語中拼湊出，莉迪婭是一個粗暴的、難以接近的人，顯然和他一樣沉默寡言。他已經回憶不起來，他的母親有沒有擁抱或者疼愛過他。至於表妹葉芙根尼婭所說的，莉迪婭是母親瑪蒂爾達和親弟弟瓦倫蒂諾亂倫的產物，伊戈爾將其斥為無稽之談，他說這是葉芙根尼婭的胡編亂造，他倆之間已經多年沒有聯絡。
在他的外祖母瑪蒂爾達到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後，祖孫倆長時間居住在同一屋簷下。戰爭中，全家被遣散到哈薩克，勉力在那兒生活了五年，直到伊戈爾的父親得到了俄羅斯沃斯克列先斯克市的總工程師一職。瑪蒂爾達再也沒有回馬裡烏波爾，而是和他們住在一起直至去世。最後她幾乎全聾，只用眼睛來示意。絕大多數時間，她坐在廚房的桌邊，獨自攤擺紙牌。從伊戈爾的描繪中基本可以推斷，她也是一位不易親近、冷冰冰的、落落寡歡的人。先前謝爾蓋的女兒葉芙根尼婭對她的描述，和伊戈爾的完全吻合。
為什麼母親向我描述的完全是另一幅畫面，她的母親是一位聖母般帶著無限善良和慈愛的女性？也許瑪蒂爾達對我母親不一般，因為母親是她最小的孩子？難道母親，當年那個柔弱無助的小姑娘得到了瑪蒂爾達全部的愛，這份愛瑪蒂爾達從未對他人表露？是不是隻有母親認識的瑪蒂爾達是一位感情充沛、溫柔可親的女性，正如她向我描述的一樣？
既沒感受到母親的愛，也沒感受到外祖母疼的伊戈爾，十六歲無憂無慮地離開家前往莫斯科上大學，通過國家考試後，被派往西伯利亞擔任土地測量員一職。他告訴我，就是在西伯利亞，他開始酗酒。要不是有柳博芙，他不知道自己哪天會一頭栽倒在街邊的排水溝裡，再也爬不起來。
我提出的關於舅父謝爾蓋的問題，他沒法回答或者不想回答。他只告訴我，他曾經有一次在阿拉木圖看過謝爾蓋的歌劇演出《魯斯蘭與柳德米拉》，當時他還是個孩子，害怕聽到舅父雷聲一般低沉的聲音。他順便提到，謝爾蓋在戰後作為前線歌唱家去過德國。我心中立刻浮現出母親和她哥哥意外相遇的畫面：哥哥作為一名紅軍，要為佔領德國的蘇聯士兵演唱俄羅斯歌劇的詠歎調，而妹妹作為強制勞工，曾為敵人勞動過。這對兄妹是會熱烈擁抱對方呢，還是會互相仇視，永遠不饒恕對方？如果母親知道她的哥哥也在德國，可能就在不遠的地方，她會怎樣？倘若母親當時知道了我方才知曉的事，她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和哥哥一起回烏克蘭，反正當時她已經清楚，留在德國不會有任何未來？如果是這樣，她的人生是不是會有另一種轉折呢？
我又一次收到了家庭照片，伊戈爾用他兒子的電腦發來的：他的孩子還有孫子在芬蘭、義大利、美國度假的照片，還有他兒子在米阿斯的富麗堂皇大宅的照片。那座配備了一個西伯利亞式的桑拿房的大宅，坐落在一塊巨大的長滿一株株雲杉的土地上。還有家庭聚會的照片，賓客滿屋，桌上堆滿了美食佳餚，俄羅斯式排場，洋溢著歡快。
在伊戈爾存留的舊照中，我驚奇地發現，不僅有年輕的戴著頭巾的母親的照片，還有那幾張背後寫著「外祖父和兩位友人」的照片。不過「友人」不是兩位，而是三位。原來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發現，我手上的照片是被剪裁過的。伊戈爾的照片上，除了娜塔莉亞和瓦倫蒂娜，還有葉蓮娜，母親的第三位姑母，我在有棕櫚樹的照片上見過。在三位「友人」的完整照片的邊緣，垂直寫著一排花式字母：敖德薩盧米埃照相館。我現在明白了這張照片拍攝時的情況了。從莉迪婭的檔案中我獲悉，她的姑母葉蓮娜在敖德薩生活過。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他的兩個妹妹瓦倫蒂娜以及娜塔莉亞去敖德薩看望她。利用這次機會，四兄妹一起到敖德薩一家名為盧米埃的照相館拍下了這張照片。只有奧爾加不在，當時她和丈夫在莫斯科，或者已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為什麼我母親手上的照片中，葉蓮娜被剪掉了？康斯坦丁的解釋是，大革命之後，無數人在照片上消失了。他們不是自己把自己的照片剪掉，就是被旁人剪掉，因為被人在照片上看見是種危險。這麼說來，是不是不只莉迪婭，她的姑母葉蓮娜也是個危險的政治犯？或者，在葉蓮娜被抹掉的背後，又是隱秘的家族仇恨？
我開啟下一張照片，第一次看到了謝爾蓋成年後的模樣。其中一張照片上，他身著紅軍制服，上面彆著紅星獎章，還十分年輕，衣冠楚楚，一張光滑的面孔還帶有幾分孩子氣。另一張照片估計是二十年後的他，一個充滿陽剛氣、魁梧的男人，深色捲曲的頭髮，強有力的下頜，卻有一雙和我母親一樣憂鬱的眼睛。一系列的藝術照上，他既是《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格列明親王，又是《黑桃皇后》中的託姆斯基伯爵，《鮑里斯·戈都諾夫》中的主人公，《魯斯蘭與柳德米拉》裡的基輔大公，還是歌德《浮士德》裡的梅菲斯特。由此看來，謝爾蓋不僅是一位極具天賦的歌唱家，還是一名偉大的演員。每張照片上他都如同換了一個人，他應該還有更多的面孔沒有在這些照片上展現出來。他具有一種內在的令人生畏的力量，魔力般抓住人心。
當我看到一張照片標註著「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德·馬爾蒂諾和雅科夫·伊皮凡諾維奇·伊瓦申科的孩子：莉迪婭、謝爾蓋和葉芙根尼婭」時，我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我開啟照片，看到的畫面卻令我十分不解。我一眼就認出了莉迪婭，照片中她大約十八歲。十三歲左右的男孩毫無疑問是謝爾蓋。但是我的母親葉芙根尼婭在哪裡？只剩下一個陌生的小女孩，頭上戴著一個巨大的俄羅斯式蝴蝶結，看上去好似頂著個小螺旋槳。非常緩慢地，我一點點地反應過來，這個陌生的小女孩正是我的母親。第一眼見到的小女孩和我記憶中的成年女性形象相差太遠，儘管在她的小小面龐上可以清晰辨認出母親的五官，她的眼睛、額頭，還有下頜。她當時應該八歲左右，穿著一件看上去昂貴的白色蕾絲裙，烏黑的頭髮剪成了整齊的兒童劉海，扎著短馬尾辮。
我從來沒有設想過她是這副模樣，連與此相近的形象也不曾想象過。這麼一個出身優渥、盛裝打扮、精緻講究的孩子。也許為了拍這張照片，家裡人把剩下的所有家當都拿了出來，並送她去理髮店。她的哥哥姐姐是望向鏡頭，而她則是望穿鏡頭。那雙目光游離、烏雲密佈的眼睛，雖然只是孩子，卻已是憂鬱的化身。毋庸置疑，她正是我的母親，同時又是一個陌生的，無法接近的孩子。她是那麼的嬌小纖細，那麼脆弱，我不敢去觸碰她，也不敢去擁抱她。她如同一位來自悲傷星球的、被白色蕾絲花邊包裹的小公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知曉的一切促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或者是人們在她幼小的時候已預料到她將面臨毀滅，她無法經得起那個時代的驚濤駭浪。很難相信，在那個一切都不利於她、以消滅她為目標的年代，這麼一個清澈見底的人，竟然活到了三十六歲。也許這張照片屬於莉迪婭的遺物，後來，輾轉到了西伯利亞她兒子手中，現在又出現在柏林，我的電腦螢幕上。三十年後，母親突然消失，直到人們從雷格尼茨河把她打撈上來。尋親過程中，我一直追溯到她的幼年，可能再也不可能找到比這張童年照片更早的蹤跡了。
伊戈爾從米阿斯發來的最後一張照片上展示了母親從小到大居住的房子，即我的義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及朱塞佩·德·馬爾蒂諾的大宅。為了探尋先人的足跡，伊戈爾的兒子和兒媳幾年前去過馬裡烏波爾，拍下了這座衰敗得厲害的建築。蘇聯時期，我母親還住在馬裡烏波爾時，這條街叫列尼娜大街，歷經數年又恢復了舊名，大門口一塊深藍色的牌子上，白色字型寫著街名——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以創造奇蹟的神聖的尼古拉命名，他是旅行者、囚犯和孤兒的庇護人。
大宅有兩側廂房，延伸到後面看不到的庭院中。照片上只能看到大宅面向大街的兩處正面，由一個拱門連線。老舊的建築呈現出一派後蘇聯的憂鬱衰敗之象。甚至可以聞到陳腐的氣息，還有尿味、垃圾的怪味以及牆壁間的黴味兒。被歲月以及工業廢氣腐蝕的石塊，提醒著人們這座大宅的過往。百年前母親出生時的時光在眼前立體起來。稍加想象，還能辨認出房屋立面窗戶上的精美裝飾，充滿藝術感的鍛鐵編織裝飾。迷人的花式屋頂窗如今已被雜草和灌木包圍，遠遠看上去如同鳥巢。連線兩側廂房、由切割為同等大小的灰色石頭組成的拱門，被剝蝕風化得厲害，看上去好像隨時會坍塌。生鏽的屋簷水槽、老舊不堪的天線和耷拉下來的電線胡亂堆在多孔磚瓦鋪成的屋頂上。磚瓦有藍色和粉紅色兩種顏色。
大宅的照片讓母親在馬裡烏波爾的生活在我腦海中鮮活起來。我彷彿看到還是小女孩的她在拱門後的庭院中，和其他孩子一起嬉鬧玩耍，一起的還有她的哥哥謝爾蓋。我彷彿聽到保姆託尼婭在身後叫她，我看著她揹著書包，穿過當時顏色還鮮亮明快的拱門。她走過的每條路都從穿過這個拱門開始，從這條街開始。照片中支離破碎的、一半被雜草覆蓋的石塊路面或許還是當年的。可以猜測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當時應該屬於義大利人聚居區，也許母親還時不時去相鄰的希臘人聚居區拜訪她的表親。也許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有烏克蘭人、俄國人、義大利人，還有希臘人。即使今天，義大利人還居住在城裡，至少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附近義大利餐廳遍佈，我在衛星圖片上能看到，但是可能這些餐廳是新時代的產物，而不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我眼前螢幕上看到的更遙遠，更難想象了。
我和表兄伊戈爾的通話很奇怪，因為我們可以談論的內容很有限。伊戈爾不僅沉默寡言，而且像大多數俄羅斯人一樣，總是反覆訴說時代的巨大傷痛，卻把個人的痛苦深埋心中。另外，俄羅斯人的行為準則中規定了，不能向對方提出可能會引起不適的問題，向他人傾訴自己遇到的困難也不常見。基本上，我和伊戈爾通話的實質性內容近乎無。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我們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依然感到，在這個孤獨的，連話都不願意說或者不能說的老人身上，藏著深邃而敏感的靈魂。漸漸地，我們之間產生了一種溫柔的愛。
伊戈爾總是焦慮地等我的電話，如果我間隔三四天沒打，他就會擔心。而我也擔心他，時常擔心他那條細細的生命線會不偏不倚地在我剛找到他的這個當口，突然斷掉。在我們通話間隔的幾天中，我會掛念他，而我感覺到，他也在掛念我。
俄語中，表兄叫dwojurdnyjbrat，「第二親的哥哥」，通常人們不說「第二親」，直接稱呼「哥哥」。「我哥哥在幹什麼呢？」每當伊戈爾的妻子接電話時，我都這麼問。每次說出這個對我來說全新的詞的時候，我總是盡情享受它帶來的快樂。哥哥，簡直不可思議，我有了一個哥哥，而我是他的妹妹。我的哥哥，他現在正在做什麼呢？我每天問自己很多遍這個問題。而伊戈爾對於我的意義，遠比成為我的哥哥要大得多。儘管他幾乎從來沒說過有關家族的事情，但是他是我和長輩之間的紐帶，是我們這個烏克蘭-義大利家族的紐帶，儘管我曾經詛咒這個家族。有那麼一些瞬間，我甚至覺得，他的存在像我母親又死而復生一般。反之，我的出現對他來說，就好像他又找回了他失去的妹妹葉蓮娜。妹妹被親生兒子殺死的慘事對他的打擊之大，使他的生命之火只能黯淡不定地一忽一閃著。唯一令人寬慰的是，他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十來年，生命之火雖然黯淡，但一直閃爍，也許還會長時間閃爍下去。我無法替代伊戈爾的妹妹，然而我時常感到，不僅他之於我，而且我之於他也是一份禮物，意外地讓他和整個世界重新連線起來。
康斯坦丁為我許下的願望實現了。最後，我到底還是找到了一位可以擁抱的親人，一個遠在西伯利亞的將近八十歲、重病在身、沉默寡言的哥哥，我的生命線和他的交織到了一起。我的尋親之路走到了盡頭，對我而言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找尋的了。我幾乎不敢相信。可是我的確追查了母親整個家族所有人的蹤跡，不僅故去的人，而且還有健在的人。在遠房的親戚那裡，我也不指望能打聽到關於母親的新訊息。伊戈爾是我尋親的終點，我曾經在湖邊的一個夏夜裡任性地開始的這場尋親，結束了。可是，沒料到竟然還有些東西在等著我。
伊戈爾中風後和他的妻子搬進了舒適的、配備電梯的樓房，以防萬一，他仍然保留了位於一棟舊宅四樓的私人公寓套房。如今，住在米阿斯的他的兩個孫子中，年長的那個宣佈要結婚了。長孫雖然不用面對俄羅斯大多數年輕人婚後要和父母蝸居二居室的命運，他父親的大宅裡有的是房間給他住。但是他想離開父母，和新婚夫人一起搬到祖父的私人公寓套房裡。清理公寓套房中的廢舊物品時，他們在一個櫃子頂上發現了兩個本子，上面積滿了已變成絮狀的灰。經過辨認，原來是莉迪婭的日記。伊戈爾毫無頭緒，日記本怎麼會出現在櫃子上，差點和舊傢俱一起報廢處理掉。
伊戈爾的眼睛不行了，沒法讀日記，也可能他根本不想去讀。作為蘇聯時期出生長大的孩子，他到現在還墨守不能影印的規定，全然不知，在俄羅斯，人們早就可以輕鬆走進一家影印店，拿著任何一個原版影印多少頁都沒問題。他讓兒子把兩本珍貴的日記本郵寄給我。我整天心驚膽戰，擔心路途遙遠，危險重重，擔心好不容易找到的見證人的記錄會丟失。這些年來，日記本躺在櫃子上落滿灰塵，彷彿是在等我的出現，好像莉迪婭是為了我，才把日記本放在兒子的櫃子上一樣。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擔心成了事實：郵件沒有抵達。我每天都在等郵件，我房子前廳的郵箱裡總是塞滿了廣告和其他無用之物，可是來自西伯利亞的郵件一直沒到。難道日記本沒通過審查，被沒收了？或者難道郵件在岔路上耽擱，然後丟了？我不由得想起我以前翻譯過的一本書。書中，女大學生假期中打工充當郵遞員。她們從郵局取出沉重的裝滿要送件的郵包，把所有信件倒進離郵局最近的垃圾桶，然後愉快地度過一整天。難道我尋親路上珍貴的發現也落得相同的命運？
最後終於發現，郵件沒到並不是俄羅斯郵政系統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其他原因。德國郵政局把日記本轉送到了我沙爾湖畔的住址，儘管我從來沒有提交過郵件轉送申請。四月中狂風暴雨的一天，我抵達沙爾湖畔的住所，從信箱裡滑出一個潮溼的信封，信封上還有被蓋住的我在柏林的住址。這封信很可能幾周來一直躺在這個孤單的金屬箱子裡，歷經了屋外的風吹雨打。
我迅速把行李搬進乾爽的室內，匆忙拆開信封，好像母親姐姐的聲音在最後一刻還會陡然消失似的。兩本日記本有一點潮溼，但是沒有損壞，一本是綠色的，另一本是棕色的，兩本大概a5大小，線裝，邊緣有些歪斜，不像是機器而像是人工裝訂的。這兩本並不是日記，而是回憶錄，是莉迪婭八十歲時寫下的，也就是她去世前十年。方格紋圖案的內頁上，是我曾經在她的平反申請書上見過的小而傾斜的字型。令人驚歎的是，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竟寫得如此工整，而且一氣呵成，幾乎沒有改動的痕跡。
綠色冊子的第一頁寫著格奧爾吉·伊萬諾夫的一首詩：
俄羅斯是幸福，俄羅斯是光明。
也許並沒有俄羅斯。
太陽從未照亮涅瓦河，
普希金也從未倒在雪地裡死去，
彼得堡從不存在——
只有田地，被雪覆蓋的田地。
只有雪，只有雪……和漫漫長夜
永遠只帶來新的霜凍。
俄羅斯是灰燼軌跡的沉默。
也許沉默由顫慄組成。
冰冷的黑暗、子彈和繩索，
還總有瘋狂的音樂。
營中的清晨，陽光照耀大地，
這片世間無名之地。
我用羊毛毯把自己裹住，坐在窗前的大沙發裡。窗外湖面上狂風暴雨，一片灰暗。我開始讀起來。回憶錄的開頭是一則引言，引自《摩西五經》的第五冊：「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我嚥了咽口水，屏住呼吸等著母親第一次在回憶錄中出現。莉迪婭雖然記錄了她的出生，但是除此之外，有關我母親的記錄就幾乎再沒出現過。我應該知足，能在字裡行間尋找我的母親，她曾經生活的世界，她的親姐姐親眼見過的世界，現在以最近的距離展現在我面前。
註釋
戰爭中或因逃亡失蹤的軍人和老百姓的組織。——譯者注
意為：這簡直就是天書！——譯者注
德國超市分為廉價快捷超市、綜合連鎖超市、大型超市和洗化用品超市。其中廉價快捷超市一般規模小，經營理念就是廉價，主營食品，也有少量日化產品。lidl和penny均為德國知名的廉價超市，也常被貶稱為「窮人超市」。——譯者注
娘子谷位於基輔西北郊外。1941年6月底，德軍在此進行了「二戰」中最迅速最殘酷的大屠殺之一，短短兩日內屠殺了至少3.4萬猶太人及其他當地居民。——譯者注
1923年，位於距離北極圈僅165公里的索洛韋茨基群島上建立起了第一個特別勞改營，用來關押那些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及不同政見者。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數是曾經幫助布林什維克奪得政權的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及宗教界人士。——譯者注
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由於出現了嚴重貪汙、選舉舞弊現象，烏克蘭全國發生了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由於橙色為本該領先的尤先科的代表色，人們就把這次事件稱為「橙色革命」。——譯者注
烏克蘭前總統為彼得·波羅申科，故有此稱。波羅申科建立的如勝糖果公司現今已發展成為歐洲最大的糖果製造商之一，他也因此被譽為「烏克蘭的巧克力大王」。——譯者注
此處指的是本書作者娜塔莎·沃丁。娜塔莎是娜塔莉亞的愛稱，此處為表正式，便稱娜塔莉亞。第103頁同。——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