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勞工住最差的棚屋，報酬最低，伙食更是糟糕透頂。他們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種所謂的俄國麵包，由粗磨黑麥、甜菜幫、秸稈粉和樹葉製成，很容易引起腸胃炎。早先承諾的烏克蘭餃子和燉牛肉壓根沒有，中午和晚上只各有一升渾濁的湯水，裡面能撈到一些白菜葉、豌豆或者甜菜幫。菠菜湯就是換口味了，湯裡有蟲子在游泳。食譜裡還有一百克人造黃油和八十克香腸作為補充，或者一週一次肉，多半是低檔肉鋪的生馬肉。勞工們必須拿著他們的鋁盆排隊——這種盆大多是給貓狗餵食用的，誰來晚了，誰就沒飯吃。

儘管口糧還不夠填飽肚子，但是為了從勞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勞動成果，增添了所謂的「績效口糧」。即誰活做得多，得到的食物就多。這根本不會增加弗利克公司的成本，因為不過是換了分配方式而已。績效高的勞工多分到的食物，是從績效低的勞工的口糧里扣的。這必然會使績效低的勞工更虛弱，勞動效率更低下，從而陷入危險的惡性迴圈。然而這些，弗利克公司毫不在意。每時每刻都會有人補上來，被佔領國家全新的、還未被使用的勞力。斯拉夫人在他們眼中尤其健壯結實。約瑟夫·戈培爾曾說過，有些生物結實，因為他們劣等。街上的野狗就比飼養的良種牧羊犬結實。

我想起八十年代給我做過虹膜診斷的那個醫生。他知道我的出身，所以他對於儀器裡的影像大為震驚。原以為斯拉夫女性應該具有健壯結實的基因，而他看到我的虹膜有很多構造缺陷，以至於他不再相信我的出身。戰爭結束四十年後，他的認知世界坍塌了。他打量我的眼神既驚愕又滿懷狐疑，彷彿我是個女騙子。

通過勞役消滅盡可能多的斯拉夫人也是希特勒的計劃之一，大量減少斯拉夫種族，為優越的雅利安種族挪出空間，並奴役剩餘的斯拉夫人。剩餘的人，只能是沒有受過教育，沒有相互聯絡，沒有自己的文化和國家的人。他們可以被允許過得稍好，他們應該填飽肚子，被允許有唱歌跳舞的娛樂，以便強化勞動風紀，給千秋萬代的帝國帶來儘可能多的好處。被佔領地區的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應立即關閉。有用的役畜不需要教育，他們只需聽從命令。在著名的「餐桌談話」中希特勒曾提到，對於這些未來的傭人，四年的基礎培訓已綽綽有餘。

強制勞工得到的報酬簡直是一種嘲弄，而女勞工比男勞工掙得還要少。扣除稅費、社保金、東方勞工捐稅、住宿費和伙食費，如果我計算得沒錯，母親每週剩下的錢還不到六帝國馬克。當時一個圓麵包要賣大約十帝國馬克，而且在黑市上，錢並不值錢，因為沒有配給證，商店裡幾乎什麼也買不到。

有時，勞工在營地上像動物一樣爭搶食物殘渣，搶奪一些冰凍的或者腐爛的土豆或者菜根。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夜裡從上了鎖、有人看守的住宿棚屋裡逃出來，就為了到附近田裡偷一切能偷的東西。還有一些尚有餘力的勞工，在不用勞作的週日受僱於周圍的農民，為了能多掙點錢或者吃一次飽飯，但是戰爭的最後幾年，不用勞作的週日越來越少。有人用工廠或者營地上找到的舊材料手工製作裝飾品或者玩具，把成品拿到黑市上換食物。如果被抓到，就很有可能被送到令人聞風喪膽的勞教營，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才能從勞教營裡活著離開。

母親在她的生活中早已習慣了捱餓，但是營中的日常生活，還有每天十二小時的勞作，開始耗空她的身體。可能在那種毫無人道的營養不良的狀態下，她腦子裡只剩下了吃。一站在流水線上，她浮腫的雙腿就會刺痛，背也疼，眼睛發澀，耳朵裡迴響著機器的轟鳴聲，一直到她在棚屋裡睡覺時回聲還在耳邊。可能她飽受視力損傷、眩暈、腸絞痛之苦，但她強迫自己只想那塊堅硬的、砂漿般的「俄國麵包」，她要把它藏在褲子口袋裡，不讓人偷走。如果她沒有忍住，把留給晚上的那部分一起吃了，她夜裡很可能會餓得無法入睡，進而第二天早晨沒辦法再從木板床上支起身子。那樣的話她就完了。她勞作是為了活下去。她清楚，勞動力是她唯一的資本，如果她被虛弱壓垮了，再也爬不起來工作，那她將失去生命。

煽動宣傳裡，承諾給在貧困中掙扎的斯拉夫人提供的寬敞明亮，配備浴室、無線電收音機等設施的舒適住房，淪為擁擠不堪的木頭棚屋。越來越多的營地在空襲中被炸燬，越來越多的人被關進越來越狹小的空間。母親不僅生於饑荒年代，也生活於蘇聯人被傾軋的時代，她早已習慣長期被迫和陌生人同住，對於所謂私人空間，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在營中，她的全部生活空間只有一張睡覺的木板床。出於衛生原因，內部塞稻草的草褥子被塞木屑的紙床墊代替，不過這絲毫不影響寄生蟲，它們整夜折磨著筋疲力盡的婦女們。

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個冬天，氣溫極低。木棚屋裡雖然有兩個爐子，但是缺少取暖材料。婦女們在野外尋找木頭、樹杈、樹葉等一切可以點燃的東西。漸漸地，她們開始拆棚屋裡的木頭小板凳，最後她們扯下木板床上的床板拿去燒，只為了獲得片刻的溫暖。我的母親可能只有一條又薄又破的被子。或許夜裡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部穿上，然後蓋上她的灰大衣，上面再蓋上營地的被子。她幾乎整個冬天都在傷風感冒，皮膚皸裂，雙手裂口，嘴唇乾得出血，雙腳上佈滿通紅的凍瘡，每次把腳塞進木鞋都是一次酷刑，而當雙腳在白天的活動中變熱時，凍瘡又開始令人難以忍受地發癢。她在強制勞役中患上的風溼病，還有因為營中飲食不衛生引起的肝臟損傷，一直折磨著她，直到她生命的盡頭。

一天中最可怕的時刻是起床，清晨五點即被刺耳的哨聲叫醒。也許我的母親常常從噩夢中驚醒，可是，還有什麼夢比營中的現實生活還要可怕呢？醒來的一刻，必須再次面對現實。每天沒有止境，不知道要持續多久，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結束。犯人尚且知道他們的刑期，在德國的強制勞工營裡，卻沒有允許離去的日期。母親沒有未來地活著，她的過去也離她如此遙遠，她彷彿被遺落在世界之外的某個角落，在一顆無窮遠的星球上，永遠不會再回來。思鄉的情緒撕扯著她，她必須竭盡全力不去想家，一旦讓自己陷入鄉愁，她精神的防禦系統就會全面瓦解。她以前從未意識到，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理所當然的事情是多麼珍貴，多麼令人喜悅——能夠隨便走在大街上、走進廁所鎖上身後的門、晚上隨心所欲開關燈、穿上一條幹淨的熨過的裙子。當她站在流水線上不停地重複相同動作時——這些動作已經成為她身體自發的反應，她會想念曾經那些珍貴的事物，如同想念異常珍貴卻永遠失去的幸福。她的眼前總是一再，幾乎強迫性地出現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父母的，哥哥姐姐的，朋友的，還有熟人的。她和當中的每個人對話，在對話中找尋自己，找尋從前的那個自我。

營中的日常生活總是充斥著不平等和肆意專斷。上面不斷下達新的命令，看守喜怒無常，營地規章經常更改。一會兒把鐵絲網移除，然後毫無緣由地又裝回去；一會兒增加少許口糧，然後又降到最低；一會兒允許外出，然後又長期禁止。沒有明顯的理由就打死或者槍斃人的情況屢屢發生。飢餓、恐懼還有棚屋裡難以忍受的擁擠導致告密、偷竊還有賣淫比比皆是。為了一塊麵包、一塊肥皂，婦女冒著丟掉性命的風險，把她們消瘦的身體賣給德國人或者種族等級制度裡排名較好的外籍勞工。依照弗裡茨·紹克爾下達的指令：偷黃油麵包，罰蹲一年監獄；親吻，罰蹲兩年監獄；發生性關係，直接砍頭。

東方勞工使納粹進退兩難。為了確保德國軍工業的持續穩定，東方勞工是絕對必要的勞力，但是使用這些勞力又違背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種族思想，因為引入勞力會影響德意志帝國人民的純正血統。德國男性被嚴格禁止和斯拉夫女性發生關係，儘管如此，強姦在營中仍舊司空見慣。母親是怎麼做到保全自己的呢？尤其是她比那些從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村裡拽來的粗野丫頭美貌很多。不過，可能視覺上的差異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所有女人都只是一具軀體，一個單獨的、隨時可供使用的性器官而已。被抓到現行的德國男人，只會受到輕微的處罰或者不受責罰，而被強姦的婦女則被判死刑或者送往集中營。被證實和斯拉夫男性有染的德國女人，將被開除德國國籍，剃光頭並以有傷風化被遊街示眾。膽敢親近德國女人的斯拉夫男人則被當眾絞首，屍體一連數天掛在絞刑架上。

營地裡，傷寒和痢疾肆虐。病人在人滿為患的病人棚屋裡，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醫療救治。最初，病人還被遣送回鄉，後來也不再費這個工夫了。無法快速康復的病人，將被開具長期無法勞動的證明，這意味著他的死刑。病人不再被治療，因為治療會花費德國人民急需的大量藥品；也不再有人過問，他們只能得到所謂的「病人食譜」，一般很快就會死去。

營中典型的傳染病還包括肺結核。很大一部分勞工由於免疫系統被削弱而染上肺結核，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顯出病徵，只有當染病之人的體力到達極限，才無法再抵抗「白色死神」。不能繼續從事生產的勞工，如果沒有在短期內因營養不良和缺乏醫療救治而死掉，則將被送往所謂的「療養所」，注射過量藥物除掉性命。1944年9月，海因裡希·希姆萊下令剷除精神病院裡的所有斯拉夫人，只因德國醫院過於擁擠，無法給斯拉夫人提供治療，這些勞動力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無法供德意志帝國差遣。其他資料也證明，除了猶太犯人，斯拉夫強制勞工也曾淪為醫學試驗品。他們被放入冷卻後的水槽和壓力艙中，被注射試驗疫苗，照射強烈的倫琴射線等，多數被折磨致死。

隨著時間推移，強制勞工的苦難越來越深重。當時外交部的一位官員記錄道：

東方勞工普遍處於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他們對生活不再有絲毫期許。女人會被用釘了釘子的木板條打臉。男人和女人因為極微小的錯誤被在冬天除去上衣，關進水泥砌成的冰冷土牢內，不給食物。基於「衛生方面的考慮」，東方勞工在冬天還要被冷水水管露天沖洗。飢餓難捱的東方勞工因為偷了一個土豆，就在全營人面前，被以最無人道的方式處死。

東方勞工不受法律保護的情形甚至發展到，每個德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毆打他們。戰爭末期，即使德國人打死了東方勞工，一般也不會受到任何刑罰。

同盟國的狂轟濫炸越來越不留情。如果母親住的棚屋離她的工作地點遠的話，她每天就要費力奔波很長一段距離，但如果她住在工作地點附近，比如工廠場地上的「沃拉一號」營地，那就會遭到同盟國的空襲，因為德國軍工廠正是空襲的目標。防空掩蔽所通常是留給德國人的，在夜間空襲中，大量東方勞工由於被鎖在棚屋中無法逃脫而喪生。一個同樣在萊比錫工廠的俄羅斯強制勞工描述道：

英國人夜裡空襲，美國人全天候空襲……人們甚至可以按空襲來校準鐘點。天一黑，汽笛就開始鳴叫了。然後，他們開始轟炸。飛機多極了，人們給它們取名叫「飛行堡壘」。一抬頭，飛機多到遮天蔽日。我們營被小燃燒彈擊中過，它們像冰雹一樣從天而降。燃燒彈在地上爆炸，閃著磷光。有一次我們一直到半夜都不能睡覺，因為要等下一波空襲，結果空襲一直沒來。我們很詫異，最後還是睡了。結果凌晨四點，炸彈落了下來，沒有任何事先的警報。您知道嗎？半個城市或者更多……那可全是幾噸重的巨大爆破炸彈啊。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因為煙霧，白天天是黑的，而夜晚天卻是亮的，因為天空反照了火光。我們工廠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炸彈擊中了，幸好我們住得離工廠遠。因為生產停滯，我們被看守帶到城裡清理廢墟。這樣反倒好多了。在瓦礫廢墟里，我們找到了食物，當然它們立刻進了我們的肚子，總算有點附加口糧了。有一次黨衛隊隊員拿著機槍押送我們去幹活。我們得填平爆破炸彈炸出來的彈坑。一個法西斯在那兒，他全家人都被炸彈炸死了。他拿出一個小酒瓶喝了一口，只是一口，德國人喝得真是不多，然後他把他的納粹萬字旗臂章拿下來擦鼻涕……

一個陌生人描述了我母親一定也親眼見過的場面：「飛行堡壘」，還有城市一片火海的反光。在經歷了德國轟炸馬裡烏波爾，經歷了乘船去羅馬尼亞的途中被蘇聯炸彈危及生命之後，她又陷入了美國人和英國人的炸彈冰雹中。在馬裡烏波爾，她至少還可以躲進地下室，在德國營地上卻沒有任何防護，只能墮入人間地獄。她甚至不能跑到戶外，而是被關在棚屋裡，每時每刻都可能被火焰吞噬。

她是在這些被狂轟濫炸的夜晚，戰爭的高潮中開始喪失理智的嗎？還是在噩夢般的災難中早已失去了理智？儘管她的母親是天主教出身，但是顯而易見深受俄羅斯東正教影響，並把這種信仰也傳給了她，信仰一位拯救眾人的救世主。空襲時她在祈禱嗎？她在呼喚她的庇護聖靈——受難的葉芙根尼婭嗎？她在祈禱，還是已經在和神靈進行無望的對抗，神靈毫無憐憫之心的沉默讓她走向了毀滅？如果她還抱有半點希望，那隻能寄希望於同盟國軍隊，他們既可能解放他們，也可能殺死他們。

直到母親離世幾十年後，我才回頭思考這個問題。結果再清楚不過：我的生命是「二戰」最後時期，在弗利克康采恩的一個勞動營裡開始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就算強制勞工夫妻被允許性交，他們哪來的機會可以獨自見面而無人看守？很難想象當時的情況，因為強制勞工的孩子是不受歡迎的，特別是低等斯拉夫人的孩子。

可能那是一個週日，這一天大多數工人在睡覺、洗衣服或者休息。但是早春三月的這個週日，對我父母來說是一個節日。他們得到了外出許可，一起離開了營地。他們拿著一張許可證，獲准進城，無人看守。他們終於可以共度幾小時，沒有從早到晚無處不在的眼睛盯著。母親餓得發暈，太多的自由空間讓她不習慣，她緊緊挽著父親的胳膊。她消瘦的身體裹在灰色大衣裡，可能她還存有幾雙從馬裡烏波爾帶來的打了補丁的鞋，穿起來總比吧嗒吧嗒拖著腳走路的木鞋強。氣溫還是有些低，或許她戴著頭巾，包著厚厚的盤起的頭髮，當她開啟頭巾，頭髮垂落肩頭宛如黑色瀑布。不過現在，為了防蝨子，頭髮肯定剪短了。我父親身上支稜著一件磨損的西裝上衣，為了慶祝今天，他的細脖子上繫著唯一一條家裡帶來的領帶。兩人上衣右側胸口佩戴著規定的ost標記。因為是週日，他們身上可能還揣了些帝國馬克，用來買些吃的。這裡被毀壞得如同一座鬼城，很多店鋪不招待衣衫襤褸的強制勞工，有的店門口還掛了「強制勞工禁止入內」的牌子，有的店則無所謂，反正從誰手上拿到的錢都是錢。或許他們能買得起一個用真正的麵粉做的小圓麵包，一瓶檸檬水。或許父親去黑市上換東西，很可能母親只有靠父親這些秘密行動換來的食物才能勉力支撐下去。

走在滿是廢墟的大街上是件很危險的事。汽笛聲隨時都會響起，預告新一輪空襲即將到來。我的父母每時每刻都有可能被到處巡邏的國民衛隊或者黨衛隊的軍車攔下，他們可以隨意處置他們，尤其在戰爭快結束時，針對強制勞工的暴力行為越來越肆無忌憚。母親害怕地伸手去檢查她大衣口袋裡的外出許可，沒有這個他們就完了，會立刻被逮捕，甚至有可能直接槍斃。也許路上能看見一些綠色的花蕾，小花骨朵兒剛冒頭，母親在無邊無際的冬日營地中，興許早已忘記了大自然的存在。

或許就是在這一天，他們在廢墟或者市郊的灌木叢後找到了隱蔽之處。也許我是他們一次熱烈而緊張的激情的產物，如果在營地裡隨時可能被發現，因為會被用來尋找逃跑者的德國牧羊犬嗅到。可能我的出生要歸咎於他們的一時大意，因為戰爭結束在即，營裡流傳的即將解放的訊息鼓舞人心，尤其是同盟國的空襲越來越具有攻擊性。

無論如何，我的母親有一天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的身體早就發出了訊號，但她並沒在意。營中很多婦女因為精疲力竭不再有月經，早晨的噁心感也被誤以為是長期飢餓所致。她對於自己被耗空的身體早已陌生，身體不再屬於她自己，而屬於弗利克公司。終於她恍然大悟，她身體裡有個孩子在長大，有第二個生物要和她分僅有的口糧。一個靠她才能活下去的孩子，需要她的生命力，她的保護，還需要這個世界上的一席之地。可她一樣也沒有。

她知不知道，營中出生的孩子將面臨什麼？如果再早些時候，很可能我就不存在了。剛開始，懷孕的強制勞工會被遣送回鄉，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婦女為了離開營地而有意讓自己懷孕時，弗裡茨·紹克爾又改變了戰術。德國婦女應該儘可能多地生孩子，目的是強化日耳曼種族，她們被禁止墮胎，違者將受重罰。而斯拉夫婦女不僅允許墮胎，而且德國人還幫助她們墮胎，低等種族的後代是不受歡迎的。成千上萬的婦女被逼墮胎，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她們被希特勒稱為「低階的只會跺腳的斯拉夫女人」。

能夠成功保住孩子繼續懷孕的婦女，不享受德國孕產婦保護法的保護。按照納粹的觀點，斯拉夫婦女不需要特別的保護，因為她們懷孕生產就像動物生崽一樣毫不費力。新生兒一出生，即刻被從母親身邊奪走，送到別處。這些地方先是叫「外國兒童看護所」，後來改為「外來國民兒童院」，然後又改名叫「雜種飼養場」。所有名字背後隱藏了同一個事實——嬰兒死亡營。有些新生兒被「仁慈」對待，剛出生就注射一針毒劑。大多數嬰兒緩慢而痛苦地死去。他們的身體被癤子、溼疹、結痂性溼疹覆蓋，他們挨餓受凍，缺乏衛生護理，無人照管，被刻意地無情冷落。充滿排洩物、臭蟲和蛆的棚屋裡，堆滿了嬰兒屍體，一個壓著一個，屍體最後被扔進人造黃油的盒子裡掩埋。根據資料記載，在納粹類似的機構中有十萬至二十萬東方勞工的孩子死亡。實際資料肯定遠高於此。

1943年8月，黨衛隊地區總長埃裡希·希爾根費爾特寫信給海因裡希·希姆萊：

只有一個選擇。要麼不讓這些孩子活著——那就不要慢慢餓死他們，用這個方法還得從國民食品中抽走不少升牛奶。得換個無痛無害的方法。要麼有計劃地把這些孩子養大，讓他們將來充當勞動力。那麼就好好餵養他們，這樣將來他們才能被完全合格地投入勞役。

顯而易見，希姆萊採取了黨衛隊地區總長的第二條建議，因為至少出現了一些託兒所，接收了新生兒，並提供了足夠的食物和照管。照此看來，負責勞動力調配的人直到戰爭最後階段還沒明白，所有力氣都白費了，很快將不再需要勞動奴隸。

萊比錫一片混亂。越來越多的營地和廠房被擊中炸燬。無主的強制勞工滿城轉悠找尋棲身之處和可食之物。他們被當成搶劫者，成了黨衛隊和德國武裝力量臨時軍事法庭肆意捕殺的獵物，罪名是未經允許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儘管工作崗位根本不存在了。成千上萬的強制勞工因為德國人害怕他們提供證詞和報復而被槍殺。

但是，美國人終於還是來了。美國陸軍走進營地棚屋，宣佈：你們自由了。他們笑著說道：戰爭結束了。然後分發香菸和巧克力。

atg的領導和職員們早已四散而逃。勞工們毀掉公司領導的辦公室，蜂擁進儲備物資的棚屋，貪婪地鬨搶食物、果醬桶、圓麵包和圓形乳酪。在城裡，他們洗劫德國商店，把一切他們能找到的都塞進嘴裡，他們在大街上點火烤肉。城裡所有營地裡的人重獲自由。他們跑出來，在大街上稱兄道弟，俄羅斯人和義大利人，法國人和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塞爾維亞人，每個人欣喜若狂。德國人恐懼萬分，設定了路障。矛頭調轉了過來：優越的主人淪為失敗者，而奴僕搖身變成了勝利者。成千上萬的勞工穿過城市，所有人都沒了工作，再也不需要強制勞工。其中部分人徒步踏上了回鄉的路，另一些人在漫無目的地亂轉，全是些沒人管的、淒涼的、潦倒衰弱的人，他們一群一群地在路上蹣跚。一夜之間，新的一類人產生了：displacedpersons，簡稱dp，居無定所、流離失所的人。幾百萬一無所有、無名無姓的斯拉夫人，很快又引起了美國解放者的懷疑。和斯大林一樣，美國人也懷疑他們和德國人勾結，美國軍報《星條旗》把他們稱為犯罪的流浪漢、法西斯主義者和布林什維主義者。

雅爾塔會議上商定的把所有蘇聯公民強行遣返回國的決議不僅合了德國人的心意，他們不再需要這些血已榨乾的勞工，而且害怕勞工們採取報復；決議同樣也是美國人的意思，他們希望能儘可能快地重建秩序。幾百萬被運送到德國的勞工開始被遣返，等待他們的是回國後斯大林的制裁，直到生命盡頭這些人都是悲慘的存在。斯大林視強制勞工為叛國者和通敵賣國賊，斥責他們沒有反抗敵國的剝削，而與此同時，其餘千萬同胞為保衛祖國獻出了生命。有些人回到家鄉後被槍斃，其餘人被直接從德國的勞動營送到蘇聯的勞動營，中間沒有任何過渡。絕大多數人餘生只能掙扎在社會邊緣，他們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親戚艱難度日，他們也根本不被允許上大學。他們不僅生活在貧困中，還被隔絕，因為所有人都害怕與返鄉者「叛徒」接觸。另外，女性強制勞工還被視為德國人的妓女。

直到幾十年後，聯邦德國才把向曾經的強制勞工支付賠償金提上議程。申請賠償金的被強制遣返者，必須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曾在德國服強制勞役。只有極少數人能拿出證據，因為檔案或者在戰亂中丟失，或者因為對蘇聯國家機器的恐懼而早已被銷燬。而對於他們長年遭受的苦難來說，那些賠償金不過是杯水車薪。

強制遣返回國期間經常出現可怕的場面。蘇聯籍的流離失所者撲倒在美國人腳邊，乞求美國人，就算槍斃他們，也不要把他們遣送回蘇聯。有些人因害怕斯大林的報復而自殺，在棚屋裡自縊。他們被暴力脅迫運送到德國，被榨乾了最後一滴汗水，而現在還要被強制遣返回國，聽任毫無憐憫之心的暴君肆意擺佈。

對於戰前生活在波蘭國土上並從當地被送至德國的波羅的海東岸三國——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還有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有特別規定。這些人可以自由選擇是遣返回國、留在德國還是流亡他國。這一政策漏洞救了我的父母。一個美國人在我父母出生地那欄填上了「克拉科夫」，雖然上面清楚寫著我的母親在馬裡烏波爾，父親在卡梅申和馬裡烏波爾生活，兩人被從敖德薩運送到德國，和波蘭毫無瓜葛，運送的起點還是被填寫為克拉科夫。這是美國檔案中的巨大謎團：到底是我父母撒了謊，還是美國大兵的慈悲之舉，或者根本是他缺乏地理常識。無論如何，小小的一個「克拉科夫」奏效了，保住了他們沒有被強行遣返——所以，我不是在蘇聯，而是在德國出生的。

1945年7月，美國人從薩克森撤離，把這部分德國土地轉讓給了蘇聯紅軍。我的父母又落入了蘇聯政權之手，到了德國也沒能逃脫這一宿命。他們又一次逃走，這次是往紐倫堡方向，美佔區中鄰近的大城市。此地在不久的將來將舉行審判戰爭罪犯的紐倫堡大審判，其中，強制勞役被定為反人類罪行。弗利克公司也將被起訴。一名atg員工發誓宣稱，德國工人和外籍勞工之間沒有區別，外籍勞工的待遇無可指摘，德國的勞動營領導對於外籍勞工非常欣賞和喜愛。他還繼續說道：

當然，一名外籍勞工過的不可能是天堂裡的生活，因為他遠離家人，背井離鄉。要我說，對待他們是完全公道的，公司領導傾盡所能給外籍勞工減輕生活上的負擔。……按照當時的條件，伙食可以稱得上好。……公司領導在配給之外，還靠一己之力在萊比錫周邊鄉村購置了大量食物，特別是土豆和蔬菜，提供給外籍勞工。工人們多元的需求也同樣受到了真正的重視。……還會定期給外籍勞工安排文藝生活。atg的營地長期被作為模範營，直到一些營地被空襲毀壞，其餘營地不得不合並，營地看上去才不像以前一樣在一片生機勃勃的綠地中那麼好了。

起訴人給出的是另一番結論：

弗利克康采恩下屬所有企業的條件都非常差。許多人的居住條件極其糟糕，工作時間過長。他們人為製造恐懼，剝奪人身自由，造成勞工身體上的痛苦和疾病，各種手段的虐待如鞭打經常發生。

審判中列出姓名的被告中有弗裡茨·紹克爾，我父母的最高領導。我恰恰是在紐倫堡方言中長大的，那正是全德意志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弗裡茨·紹克爾說的語言，他的德語是我學的第一種德語。他深受法蘭克地區方言的影響，以至於在審判中他一再被要求語言表述必須讓人能夠聽懂。得知自己被判處絞刑時，他當場號啕大哭。他堅信對他的審判結果是因為翻譯錯誤。

弗雷德里希·弗利克否認了每一項罪名，並把自己粉飾成國家社會主義暴力統治下的犧牲品。對他的判決很輕。他被判處監獄服刑七年，三年之後被釋放，很快就一躍成為新成立的聯邦德國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康采恩是唯一一家沒有向奴隸勞工支付賠償金的公司。蘇聯軍隊拆除了位於萊比錫的atg，把工廠機器運回蘇聯，炸燬了工廠廠房。

我再一次問自己，我的父母是如何能在躲避蘇聯人的逃亡途中，從一個地方成功到達另一個地方的？這次從萊比錫到紐倫堡，要在已毀壞殆盡的德國境內穿越三百公里。他們買了車票，乘坐火車？他們還有錢買車票？到底還通不通火車，還是鐵軌全被炸斷了？他們是不是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挪，坐一段火車，再步行一段？幾百萬人也和他們一樣在路上，流離失所的人、各個國家的強制勞工、被解放的集中營的犯人和戰俘、被疏散後想回家的德國人，無數被從西里西亞、東普魯士和波西米亞逐出家園的人。所有人帶著他們最後的家當向西行進，獨自一人或者成群結隊，這既是歷史上最大的人類遷徙之一，也是「千年帝國」的世界末日。

我的父母和一對烏克蘭夫婦同行，他們不是在萊比錫結識的，就是在逃亡路上結識的。當他們一行四人抵達紐倫堡時，才發現這座城市已經所剩無幾。英國皇家空軍在最後一次大空襲中，僅半小時就在法蘭克地區首府上空投下了六千個爆破彈和一百萬個燃燒彈。整個城市化為一片恐怖的廢墟。但是儘管如此，我父母又一次躲過了蘇聯人。

他們瞎轉了幾個小時，天上下起了雨，天色漸暗。在紐倫堡和菲爾特兩城交界處的一個工廠大院裡，他們找到了一個沒有上鎖的簡易倉庫，很明顯這是隔壁鐵器廠的地盤。他們鑽進了倉庫，希望能在一堆舊鐵條中睡上幾小時不被發現。母親並沒有料到，她的哥哥謝爾蓋也在德國，而且正在她逃出來的蘇聯佔領區為紅軍戰士演唱俄羅斯歌劇詠歎調。她也沒有料到，她的母親還活著，但是因為戰爭，和女兒莉迪婭一起被逼到了世界的另一個盡頭，到了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幾乎和中國接壤。又溼又餓、疲累得幾近暈倒的她在堅硬的木板地上睡著了。她肚子裡的孩子還活著，還在動。孩子引起的驚嚇，一直伴隨她進入無夢的睡眠中。

註釋

出自弗朗茨·菲曼：《斯大林格勒的每個人》，《弗朗茨·菲曼文集》第三卷，羅斯托克：hinstorff出版社，1993年。

過境營為「二戰」時期軸心國設立的營地，供戰爭難民、戰俘及強制勞工跨越邊境前暫住。——譯者注

中轉營為「二戰」時期軸心國尤其是德國設立的集中營的一種，一般為監獄加勞改營一樣的設施。除了猶太人還關押很多其他普通罪犯和戰俘，對於猶太人來說，這裡可能只是臨時關押場所，不久就會被轉送到其他集中營。——譯者注

外交部前官員記錄，出自烏爾裡希·海爾伯特：《德國外國人政策史：季節性勞工、強制勞工、外來勞工和難民》，慕尼黑：beck出版社，2008年。

atg員工在紐倫堡弗利克審判中的發言，節選自國家檔案集外國記錄，m891-33，rg242。

一位被委派到萊比錫的俄裔強制勞工的報告，出自「紀念·責任·未來」基金會錄音，柏林。

原告在紐倫堡弗利克審判中的發言，出自《絕對戰爭，絕對利益》，《時代週刊》第34期，2004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