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房屋主管漢什先生也是德國人，一個不起眼的年長男人，他從早到晚倚著窗戶，疑神疑鬼地看守著院子裡的草坪，他眼中的綠色德國聖物。只要我們當中有人膽敢把腳伸到草坪上，或者一個球滾進去，或是有人想穿過草坪抄近路，他就大喊大叫，「你這麼做要倒霉的」。夏天，家家窗戶開著的時候，所有人都能聽見漢什先生全天都在大聲叫喊和警告，他根本沒法讓我們這些霍屯督人遵守秩序。
對於我的母親來說，在難民樓裡生活是她新一輪痛苦的開始。她的第一個孩子已經是個災難，現在她有兩個孩子要養活，此外還有我們自己的公寓房，她終於不得不承擔起一個家庭婦女的角色。父親對她的耐心到了盡頭，他不再幫她分擔任何家務，從此她只得獨自做所有事：做飯、打掃、洗衣服、補襪子、熨衣服——一個女人在那個年代和社會里天生該完成的所有工作。
她在瓦爾卡營中還能和一些人交談，分享她故鄉的回憶，最重要的是還有安德烈·薩哈洛維奇，堅定不移地用他虔誠的信仰來對抗她的無望，也許他就像她的父親。而現在，再也沒有任何人。她完全是孤零零的一個，無依無靠，四處碰壁，不僅在她身處的德國環境中，不僅在難民樓中——作為「俄國女人」她不屬於這裡。還有她的婚姻，這段婚姻變成了她的地獄。
在我被天主教學校無條件拒絕後，我進入了新教國民學校二年級。新教國民學校起初也不願意收我，因為我信仰的是俄羅斯東正教，但是最後校長出於憐憫特別准許我入校。在營地學校裡，我和其他孩子並無兩樣。而在新學校裡，我從第一天起就和別人不一樣，被另眼相看。
學校地處城市公園古老斑駁的城牆後面，學校大門上有城市的盾形紋章，上有兩條鮭魚。每天早上，我走進學校如同走進冥府的深淵，二十三個孩子在深淵裡等著我。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戰爭結束時出生的，從喝第一口母乳開始就吞下了對俄國人的仇恨，才七八歲已經知道俄國人是劣等人，是全世界最邪惡的人。老師朔爾小姐，一個日耳曼金髮女人，鐵青色的眼睛，從沒放下過手中的藤條，也從不吝嗇人人懼怕的打手心，她並不是我的保護神，恰恰相反，她講述俄國人的殘暴、對殺人的貪婪和獸性，這直接促使了我的同學們大肆攻擊我。我是所有孩子的出氣筒，用來釋放他們積攢的攻擊衝動。這些孩子的家裡，國家社會主義的陰魂不散，他們如此被教育，並在戰後密不透氣的沉默中忍受窒息般的氣氛。通過對我的暴力襲擊，他們獲得一絲短暫的喘息。
比起每天課間休息的暴力攻擊和放學後的追逐驅趕，更讓我害怕的是嘲諷，我的德國同學靠冷嘲熱諷毫不費力地掌握了最有效的武器。朔爾小姐從來不叫我的名字，而只稱呼我的姓，可她並不會正確發音，我的姓應該是沃丁，可她說的是多溫，然後我的同學就叫我「傻子」。「傻子」是我在學校裡的綽號。他們嘲笑我的一切，嘲笑我的腳、我的頭髮、我的鼻子還有我穿的衣服。有一次我因為害怕，在黑板前尿失禁，自此他們就叫我「撒尿人」，還叫我「臭人」。「傻子沒穿內褲，傻子從不洗澡，傻子臭烘烘，俄國人在馬桶裡洗土豆。」每當教室裡少了東西，一塊橡皮或者一個卷筆刀，嫌疑立刻會落在我頭上。德語有句諺語，撒謊者會偷竊。我總是撒謊，理所當然也是個賊。只不過才提到「偷」這個詞，血液就已經衝上我的頭頂，坐在長凳上的我滿臉通紅，這簡直顯而易見地證明對我的懷疑確鑿無疑，儘管我從來沒有侵佔過德國人的財產。
就算我偷，也只是從我母親的錢包裡偷錢，為了能在上學的路上買個美式甜餅，或者至少能在麵包房買個小圓麵包，可以作為德式課間餐的替代品。別的孩子全都帶課間餐到學校，可我的母親卻準備不了——因為她沒法筆直地切面包片，因為我們沒有放在麵包上的食物，也沒有包裹麵包的食品用紙，加上她覺得自己虛弱多病，以至於每天早晨我必須去學校時，她根本沒辦法從床上起來。最嚴重的看來是思鄉造成的永無休止的神秘疾病，這讓她越來越虛弱。她幾乎每天都要提到她早逝的父親，提到她的哥哥，她是那麼愛他，當然還有她母親，她不知道母親是否還活著。她一邊說一邊哭，越來越像個淚人兒，我不明白，她到底失去了什麼，能給她帶來如此長久的、無底洞般的痛苦。有時，她坐在廚房餐桌邊，用一支鉛筆勾勒一些人的面孔，其實永遠是同樣的面孔。我想，她給我講過的玻璃城裡的居民就是長著這樣的面孔，冰冷的雙眼凝望著一片虛無。她把這些畫放進我們廚房餐桌的抽屜裡，幾乎每天又多出幾張。
唯一能短暫地把她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只有一件事，唱歌。唱歌是我們的魔法，可以驅散妖魔鬼怪。我們的保留劇目不僅有俄羅斯和烏克蘭歌曲，還有我在學校學的而我的父母也喜愛的德國歌曲，如《到處是寂靜的夜》《如果我是一隻小鳥》《在那裡的雪山中》，等等。通常是母親用她清亮的女高音開頭，接著是我，然後是父親。父親其實是男高音，但因為他不像母親能跟唱德語歌詞，所以他用沒有歌詞的低音轉調給我們伴奏。他的伴奏好似低沉的鐘聲，為我們的德語歌曲增添了一絲俄羅斯情調。夏天，常有鄰居聚在我們家敞開的窗戶下傾聽我們唱歌，還鼓掌喝彩。我們的私人演唱會帶來了雙方短暫的和解。每當我們全家一同歌唱時，我們三人也重歸於好，感受到家庭的歸屬感。
放學後，如果我沒有一直被追趕到難民樓，或者我的同學們沒興趣再嘲弄我，讓我能有一絲平靜時，我會繞道經過公墓。先穿過城市公園，經過濃密的垂柳，它們的葉子垂掛在深色佈滿淤泥的池塘上，再經過公園。公園裡，德國人坐在彩色的遮陽傘下吃著冰淇淋。我的目的地是遺體停放室，室內能看見存放在敞開的棺木中的死者，這些神秘的死人吸引著我。我仔細觀察死去的德國人的面龐，玻璃櫃後面的他們，臉上露出莊嚴肅穆的平靜，身體兩側放著深色的柏樹枝和白色的蠟燭。我細細研究他們閉著的雙眼、嘴巴、頭髮，還有白色棺木蓋子上交疊的雙手。有一次，我觀察到一隻蒼蠅在一個老婦人又小又幹癟的臉上散步，它從她的一個鼻孔進去，隨即又從她張開的黑漆漆的嘴巴里飛了出來。我被一個念頭糾纏著，死人不是真的死了，而是還能聽見和感知，他們將會被活埋，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其實活著。我總是等著，他們其中一個睫毛會抖動，或者嘴角抽動，就像我的母親每次暈倒時都會躺在地上像死去一樣。從父親那裡我才得知，她不僅繼承了一位親屬的精神病，還繼承了一顆過於小而且虛弱的心臟。她的心臟突然攫住她，她就會倒地。我早已熟悉這個遊戲，可是我永遠不知道，這一次是不是真的。我試著叫醒母親。我掐她，拿東西砸她，拽她的頭髮，我越來越恐慌，因為她一動也不動，我大喊大叫，一直打她，直到她的嘴角浮出了一絲淺笑，輕巧地站起身，還因為我對她不停地動手動腳而懲罰我。我不清楚，我心裡到底哪種願望更強烈，是希望她真的死去，還是害怕有一天她真的無法甦醒過來，或者她真的像成天恐嚇我的那樣，去投河自殺。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覺，因為我擔心醒來以後她就不在了。我在她的腳上繫了一條繩子，把繩子的另一端拿到了我床上，緊緊地攥在手中，心驚膽戰，既擔心她出事，同時又害怕她離開。
她有一次問我，是更願意留在父親身邊，還是願意和她一起投河，帶上我幼小的妹妹。「不疼的。」她對我說，由於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留在父親身邊，而且又不疼，我立刻同意一起投河。我甚至覺得，她願意帶上我簡直是對我的嘉獎。
母親、妹妹和我去投河也許是以後的事。河水先找上了我們。連日的傾盆大雨後，一向平靜的雷格尼茨河漲成了湍急的褐色洪流，吞沒了樹木和碎石。河水還在上漲，很快，我們的院子進了水，起初只是一些水窪，孩子們還覺得有趣，光著腳在水窪裡蹦跳取樂。水窪很快變成了連成一片的水塘，漫到我們的房門前，起先平靜無波，漸漸地開始波浪起伏。我整夜地醒著，不敢睡覺。可能我們已經在水中了，也許水已經漫到了窗前，下一刻就會衝進房間把我們全部淹沒。幸好這次的水只是恐嚇。院子裡的水又飄蕩了幾天以後，慢慢退了下去，以一種神秘莫測的方式退走了，正如它神秘的到來一般。雷格尼茨河又重新變回了那條田園般寧靜安逸的小河，如同往常一樣，泛著藍色的波光，穿過我們樓房後面的鄉間。只是田野和草坪全被水沖毀了，還有我們在岸邊的小菜園，小菜園裡的黃瓜、西紅柿和南瓜供給了我們整個夏天。
然後那一天到了。那天，我的父母坐在收音機前，仔細聆聽摻雜著許多雜音的俄語廣播，新聞間隙還播放了巴赫的曲子。斯大林瀕臨死亡了。我母親從來沒有像害怕斯大林一樣怕過誰，也沒有像憎恨他一樣恨過誰。一個個頭矮小、胳膊僵硬的喬治亞人，鞋匠和農奴的兒子，原本姓朱加什維利，自己改名為斯大林，意為「鋼鐵般的」。母親除了把他稱為怪物外，沒有其他多餘的話。可是現在，他快要死了，這竟讓我的母親感到一絲難過。她傾聽著巴赫的曲子，抹去了眼角的一滴眼淚。「可是他是個壞人啊。」我驚訝地提出反對意見。「是的，他曾經是壞人，」我母親說道，「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正在經歷什麼。他首先要面對上帝的審判。」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最後一次從她口中聽到她相信公正的上帝存在的話。
斯大林死後，一些聞所未聞的事情發生了，這些事可以改變一切。我們現在能回烏克蘭了嗎？這個世界將會再次從頭開始嗎？烏克蘭又變回一個自由的國度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想到了這些問題，如果是，那麼他們應當立刻認識到，斯大林的死並未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任何改變。即便是在所謂的解凍時期，蘇聯依舊是一個對外封閉的集權國家，我的父母仍舊會被視為國家公敵、叛國者和通敵者。儘管如此，德國官方機構每次傳喚我父母時都要求他們儘快返鄉，至於他們回到蘇聯將發生什麼，官方機構不感興趣。母親總是哭著從這些機構回來，看上去像被責罵過一樣。
移居美國的希望不久後也破滅了。我們已經多次提交了簽證申請，而現在，父親在例行體檢後接到通知，他患有肺結核。眾所周知，美國只歡迎身體健康的人，父親患有肺結核的診斷成為最終的、不可逆轉的拒籤理由。而且，這一診斷是父親的死亡威脅，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威脅，因為我們全都有可能被傳染，只是還不知道而已。驟然間，除了偶然得過幾次瘧疾之外還從未患過病的父親，成了我們中間身體最弱的人，比整天病歪歪的母親離死亡更近。
我們一家四口必須去德國健康局。我們拍了x光片，抽了血，因為必須檢查我們是否被感染。幾天之後，門鈴響了。讓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門外站著一位健康局的醫生，他沒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灰色西裝打著領帶。他屈尊親自來難民樓找我們，告訴我的母親，不用擔心，我們所有人是健康的，美國醫生只是誤診，父親的肺上不過是一個老早的鈣化斑點，可能來自他早年間的一次肺炎。母親請他進屋，並請他喝新增果醬的茶，果醬是她用河邊我們自己小園子裡採摘的覆盆子熬製的。這位年輕英俊的醫生甚至喝了第二杯，並和我母親親切交談，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德國人這樣說話。後來，母親說，是上帝派了這位醫生來找她。她確信，父親的肺結核並不是誤診，而是美國人無恥的謊言，他們毫不掩飾地拿這麼可怕的疾病當藉口，目的是永遠趕走我們這樣的窮人。
但是這次驚嚇改變了我的父母，他們放棄了移居國外的嘗試，而失業的父親想到的創業點子在醞釀成熟。他打算建一個養雞場，至少買一百隻母雞和一些公雞，產下的雞蛋供應德國店鋪，屠宰的雞拿來供應火車站周邊的大酒店。通過母親的幫助——母親在父親和德國人之間一直充當翻譯，父親在主街上的城市儲蓄銀行提交了一份貸款申請。母親不相信我們能從德國人手中拿到貸款，可是在我的父母於銀行和德國機構之間奔波往返了幾周後，貸款批了下來。數額是令人難以置信，聽著發暈的天文數字：一千馬克。
市裡允許父親只需繳納少量的租賃費就能得到雷格尼茨河邊的一塊休耕地，在此建養雞場。一個上了年紀、有胃病的亞塞拜然人幫助父親一起搭建。他的報酬是在養雞場的雞舍邊建一個可居住的棚屋，作為他的第二住所。他自己的家在難民樓，和女兒、女婿以及四個孫輩一起擠在和我們一樣狹小的兩居室裡。
從此，父親整天不在家，可是我們生活在更大的恐懼和驚嚇中，害怕他晚上回家的那一刻。每天晚上，我們從窗戶看見他多半喝得酩酊大醉，騎著腳踏車從工地回來。現在，他在外工作，而我們才真正開始履行女性義務。
每天，母親和我不得不和家裡的髒亂無序進行無望的鬥爭。父親把我們家稱作豬圈。我們沒人真的去過德國人家裡，但是父親總是拿母親和德國女人比，他說，德國女人把家裡收拾得乾淨整潔，整潔到可以把東西放在地上吃，也不知道他從哪兒聽來的。這在我們家裡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的，無論我們多麼頻繁地用雞毛撣子撣灰，擦地，腳下總有沙子嚓嚓作響。我們沒法把髒東西歸到該去的地方，儘管我們盡了一切努力，我們的抹布，還有用來擦地的水總是不乾淨。也許我們房間裡陳舊的、一半報廢的傢俱以一種極快的速度在分解，我們怎麼打掃也跟不上不斷產生的灰塵，也可能這些傢俱本身就髒，我們要不斷擦拭。除了髒，就是亂，我們真是毫無辦法。我們家裡總是要翻東找西，儘管我們永遠都在收拾，可東西就是沒有個固定位置。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雜亂無章。
還有，母親做的飯菜不合父親的口味。有一次，父親竟然在他的羅宋湯裡吃到了一張十馬克的紙鈔，不知道這張鈔票是通過哪種匪夷所思的途徑到了鍋裡，又是如何正好落到了父親的盤中。母親的臉色煞白，我也是。父親盯著母親，好像他馬上就要打死她一般。然後，他把盤子一下掃到了地上。霍亂，寄生蟲，賤貨。他大吼著，母親顫抖著把地上的碎片一片片撿起來。他踹了她一腳，她倒在地上，臉栽在地上的那攤湯汁中，碎片劃傷了她的顴骨，鮮紅的血滴進了紅色的羅宋湯裡。
我隱約回憶起另一件有關父親的危險事件。我們母女三人，母親、妹妹和我，為了躲避危險，蜷縮在臥室的床上。突然，門被猛地開啟，燈光照進了黑暗的房間。父親搖搖晃晃地站在門口，顯然又是爛醉，他扶著門框，口齒不清地說著母親的「白嫩的小手」，她的「藍色血液」還有「天生的精神疾病」。母親雙臂緊緊地摟著我們姐妹倆，對著父親大喊：「不要打孩子，請不要打孩子！要打就打我，放過孩子！」如果她在烏克蘭，她可以拋下父親逃走，和他離婚，但是在德國，她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任由父親擺佈。
我幼小的妹妹永遠是那個溫柔、安靜、內向的孩子，正如她出生後那樣。她繼承了母親的黑髮，蒼白的膚色和藍色的好似蒙了一層薄霧的眼睛。我和妹妹無話可說，因為我總得照顧她，我不知道該和她說點什麼才好。有一次我為了能自己清靜清靜，把她綁在桌腿上。她毫無怨言地承受著，就像她承受著其他所有事情一樣。每當我們能有一點稀罕的好吃的，比如一些櫻桃，我多半能享受到雙份，我立刻把我那份狼吞虎嚥地吃下肚，而我妹妹卻長時間只看不吃。她把櫻桃一顆顆地放在手中，聚精會神地從各個角度觀察每一顆櫻桃，然後用它們在桌上拼出一個神秘圖案，時不時用一顆換掉另一顆，好像她在獨自攤擺紙牌。她把享受美食這件事一推再推。她應該早就知道，一切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因為每次的結果都如出一轍。我不需要從她手裡拿走任何東西，我只需請求她給我，甚至，我其實並不需要求她。她很自然而然地給我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她給我每一顆櫻桃時都帶著仁慈的微笑，直到最後一顆，她才遲疑了一下。她也想至少吃一顆，只吃一顆就夠了，可是她沒法保護自己的財產，她辦不到。她瞭解我對吃的渴望，只能把最後一顆櫻桃也給了我，優雅極了。
我體內經常性的飢餓感和缺乏感，妹妹看來並不瞭解。最讓我倍感煎熬的是對其他孩子的羨慕，我不僅羨慕德國孩子，而且還羨慕難民樓裡的孩子。我也好想有一個會煎土豆和烤蛋糕的母親，她能為我們的窗戶縫製窗簾，不會因為覺得撿起零錢很丟人就不拿店鋪放在桌上的找零。在學校裡，我總是被嘲笑，因為我的長襪上有洞，因為我在手工課上只得到五分。「這樣可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女孩，」老師朔爾小姐說道，「就你這樣，其他科目也不會好。」我又多了一個新的汙點：我不是德國人，我撒謊，還偷東西。然後現在我才知道，我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女孩。德國孩子的母親會用縫紉機，會織毛衣，而我母親連一個紐扣都不會縫，對於手工活她更是一竅不通。她沒法給我演示如何繡十字繡，如何從左邊針腳開始編織，如何使用編織鉤針。顯而易見，我繼承了她的「白嫩小手」，我的針腳總是從鉤針上滑下來，然後我不得不從頭開始。其他人已經可以織襪子了，而我還一直在織鍋墊。
夏初，父親建好了他的養雞場。養雞場位於雷格尼茨河邊的偏遠休耕地上，一百隻白色來亨雞在草坪上散步，還有一些白色的、雞冠鮮紅肥大的公雞。木頭雞舍像極了瓦爾卡流亡營的棚屋。雞舍有兩扇活動板門，母雞們可以通過狹窄的雞舍梯子到戶外去。亞塞拜然人的簡易房只是雞舍分割出去的一部分，房裡放著一張他自己做的床，還有一扇小窗。父親還建了一個菜園，他給我看如何在一個小南瓜上刻上他的名字，然後整個夏天可以觀察南瓜表面的字母隨著南瓜一起變大。一隻叫艾達的德國牧羊犬，拴著狗鏈趴在狗窩前，舔我光著的腳。
母親經常帶著我和妹妹一起去農場，因為我們必須幫父親勞作。遙遠的路途中，母親用一個裝了拉手和輪子的木板拉著妹妹，因為她還太小，沒法走那麼遠的路。我們沿著雷格尼茨河一直走啊走，天氣炎熱，我們又累又渴，但是路好像沒有盡頭。有一次，當我們終於走到農場時，母親停在大門前，呆呆地望著父親為妹妹和我搭造的木頭鞦韆出神。「鞦韆上掛著一具骷髏。」她毫無感情地說出這句。我什麼也沒看見，可是母親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臉色煞白，像被鞦韆的木板和支架催眠了一樣，直愣愣地盯著鞦韆在空中前後搖晃。
這段時間，她的話變少了。她變得越來越古怪，越來越魂不守舍，越來越頻繁地告訴我們她要去投河。與此同時，她又顯得毫無壓力，輕鬆愉快，我之前從來沒見過她這般模樣。她突然開始梳理她烏黑的長髮，並且嘗試新發型，她時常站在鏡子前，長時間端詳自己，而後驚歎，就好像她忘記了自己長什麼樣，或者第一次看見鏡中的自己一樣。父親在養雞場工作時，她就期待德國健康局醫生到我們家來。自從他第一次來我家後，經常白天來造訪。她會穿上有花飾帶有褶皺下襬的黑色連衣裙，在裙子上牢牢別上那枚紐倫堡工廠主送給她的蠑螈胸針。她突然開始和妹妹還有我打趣，又重新唱起了《藍手絹之歌》，曼妙的歌聲飄蕩在河邊的風中。有時候，她還哼唱起小調《在滿洲的山上》，一首古老的俄羅斯華爾茲曲調，想必她的母親也曾經哼唱過，還一邊唱一邊隨著節拍轉圈，又猛地停下，驚訝地看著自己的雙腳，彷彿不能理解自己剛才做了什麼，又彷彿她必須檢查這雙腳是否真的屬於自己。
那位年輕的健康局醫生名叫威爾弗裡德，身材高大得如果我想看見他的臉，我得像仰望一座教堂塔樓一樣抬起頭來。他的一切都是那麼明亮，他的頭髮、他的西裝還有眼鏡後的雙眼。他每次來我家時都帶東西給我母親，橙子和巧克力、一瓶深色小瓶子裝的法國香水，有時是一個掛鐘，此後那個掛鐘就一直掛在廚房收音機上方嘀嗒作響。他坐在一把我們從慈善捐贈得來的椅子上，仔細傾聽母親講述她的人生。也許他是第一個向我母親提問的德國人，又或許其實是長久以來第一個對母親的人生經歷感到好奇的人。對妹妹和我來說，也從來沒有一個德國人如此和藹可親。他親切地稱妹妹和我為「白雪公主」和「紅玫瑰」，他和我們開玩笑，把幼小的妹妹放在他膝頭，和她玩騎馬遊戲，妹妹開心得不得了，她喜歡這個一上一下的遊戲。記不清楚哪天了，母親讓妹妹和我去外面院子裡玩，天氣不好的話可以去別的房間。在其他房間裡，我透過門聽見了竊竊私語的德語，時而低語時而大聲，全是些我聽不懂的話，能聽懂的只有母親驚恐而抗拒的「不，不要」的聲音。然後又是輕聲低語和唉聲嘆氣。
不知何時，威爾弗裡德不再來我家了。母親對此未置一詞，她再次像只蠟燭般漸漸熄滅。她像凍結了一樣。她的身體萎縮了。她再也不去照鏡子，再也不唱歌，並且再也不開口說話。
在此期間，事情變得明朗，父親的生意遠不如他設想的那般順遂。城裡沒有一家店鋪願意購買他的養雞場產出的雞蛋，所有商鋪早已有固定的供應商。顯然，他沒有考慮到潛在的問題，完全忽略了他的雞蛋對於德國商鋪店主來說太貴了。他原本打算靠新鮮的雞蛋來賣個好價錢，可我們的雞蛋的確過於昂貴，以至於堆在我們家的地下室裡，幾個星期都無人問津。絕大多數雞蛋我們自己吃了，還分給亞塞拜然人和他的多口之家。偶爾也有難民樓裡的一兩個鄰居來敲我們家的門，成為我們的顧客，但是顧客人數少得可憐。就算在我們這兒，大多數人也寧願去德國店鋪也不願意從我們手裡買。
至少火車站旁邊的大酒店還買了一些父親拿過去的雞，正如他希望的那樣。不過，這些生意的前奏是一種可怕的演出。父親追趕母雞，母雞四散逃開，它們好像已經知曉父親的意圖。當他終於抓住一隻雞後，一斧子砍下了雞頭。即使這樣，他還得牢牢抓住雞的身體，因為雞還在試圖頑強抵抗併發瘋般撲稜著翅膀。有一次，真的有隻雞成功逃脫，沒有頭還能撲撲振翅，還飛了一小段，雞血在空中噴濺，直到跌落在草叢中，一動不動，距離被砍下的雞頭足有百米遠。
每週末放學後，我都得去兜售雞蛋。我按響德國人家的門鈴，然後說：「養雞場新鮮雞蛋。」樓梯間裡格外涼爽，死一般的寂靜，而且真的乾淨到可以把東西放在地上吃。從開啟的門望去，我第一次瞥見德國人家裡面的樣子，地毯、燈罩、橡皮樹和其他東西，全是我們家裡沒有的。德國女人燙著捲髮，繫著圍裙，穿著家居鞋，這些我同樣也沒見過，這一定都屬於德國人保持乾淨整潔的秘訣。不過，大多數人並不想買我們的雞蛋。「哪家養雞場？」她們問道。「到底是哪裡的養雞場？哦，原來你是難民樓來的啊……你的雞蛋賣的也太貴了，維曼家的每個要便宜三芬尼。」我為出自難民樓的昂貴雞蛋羞愧不已，我真寧願把雞蛋送給德國女人們，還衷心感謝她們願意接受。
可是，我自己的所作所為也增添了我的羞愧，因為我把父親定下的雞蛋價格擅自提高了一到兩芬尼。某個週六下午，我提著沉重的籃子慢騰騰地挨家挨戶走過，雖然疲憊不堪，但是我賣出了三十個雞蛋，我淨掙了三十，甚至六十芬尼。我可以用這筆錢在麵包店買一個巧克力手榴彈麵包，剩下的錢存起來買一個筆盒，一個真正的德國筆盒，全班同學都有，除了我。有一次我掙的錢多到足夠我去看下午場的《蘭巴雷內之夜》——阿爾貝特·施韋澤在原始森林建立醫院的故事。這是我有生以來看的第一部電影，好幾天後我還恍惚得像做夢。
即使沒有我的矇騙伎倆，才九歲的我也明白，父親的養雞場完全失敗了。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吃，晚上經常要餓著肚子睡覺。母親暫時找到了解救的法子，開始在家做活。這項工作她倒是做得很好。每週會有一大包原材料送到我家，然後，母親和我坐在廚房桌邊，製作並貼上假花。先把小的淺色玫瑰貼上一片綠色葉子，放在有洞的木板上晾乾，然後放在花稈上，每十二支紮成一束。除了貼上花，我們幾乎什麼也不做，連上學也變成了次要的，我也幾乎不再跑到外面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屬於我們的沙礫堆和河谷草地遊蕩玩耍。我只坐在廚房桌邊，不停地貼上，儘管手指和眼睛因為膠水而刺痛，依舊沒有停下手裡的活兒。我和母親比賽，我倆都越來越快，可是，就算我們貼得再多，掙的也不足以餬口。
再這樣下去難以維持生計。父親決定，再次靠他的歌喉去試試運氣。他加入了一個哥薩克合唱團，該團全年在歐洲各個音樂廳和教堂巡迴演出。父親把母雞數量大幅減少的養雞場交給了亞塞拜然人，收拾出了一個巨大的厚紙板行李箱，箱子是靠母親從慈善機構弄來的，然後上路去了位於杜塞爾多夫的合唱團管理部門。巡迴演出的大巴車在那裡啟程。我不知道合唱團成員是否真的是哥薩克人，或者只是特地起了這個名字，因為哥薩克在德國人心目中顯得格外浪漫。不管怎樣，合唱團成員有伊萬·雷博洛夫，他後來因音域被稱為俄羅斯靈魂的化身而出名，可是他其實和俄國沒有任何關係。他是德國人，既不叫伊萬也不姓雷博洛夫，本名叫漢斯·李波特。
我們難以想象父親現在的日子。幾乎每天去一個新的城市，晚上睡在酒店，吃在飯店。他寄錢給我們，還寄彩色明信片：白雪覆蓋的阿爾卑斯山，山谷中有小房子，廣闊的荷蘭鬱金香花田，埃菲爾鐵塔，一位西班牙弗拉明戈女舞者，手中拿著響板。妹妹用這些明信片在我們很久沒打掃過的地板上玩她的神秘紙牌遊戲。母親從來不看明信片，父親寄來的錢，她也漫不經心地放在桌上，妹妹和我可以隨心所欲拿去。我們買了一大堆法蘭克香腸、櫻桃味道的棒棒糖，還有冰淇淋小蛋糕，把肚子塞得滿滿的，簡直要吐出來。以前，每當街上路燈亮起的時候，我必須在家，而現在母親不關心我在不在家。我幾乎不再去學校，而是在外面閒逛到天黑。母親偶爾去養雞場拿雞蛋回來，但是她這麼做也只是為了做做樣子。我不再拿去兜售的雞蛋，就堆在我們的地下室，任其腐壞。當有難民樓裡的顧客按響我家的門鈴時，母親也不去開門，她不再給任何人開門，就像根本沒聽見門鈴一般。一位鄰居察覺到了我家的異樣，給我們帶來了蛋糕。可是母親不允許我們吃蛋糕，她說蛋糕有毒，然後把它扔進了垃圾桶。
我們不再打掃房間，只是有時我還在水龍頭下衝洗一些碟子，或者把垃圾扔到地下室的大垃圾桶裡。屋裡的一切骯髒不堪。妹妹和我不再有乾淨的內衣可換。已經秋天了，晚上家裡變冷，可是我們沒有取暖，因為我們沒有木頭和煤。
當妹妹和我臨睡前習慣性地跪下默唸晚禱告時，我們的母親開口說道：「上帝不存在。」隨即禁止我們禱告。第二天，她卻在胸口畫十字，開始哭泣，並且命令我們繼續做禱告。她時常看見我看不見的東西：白衣修女從窗外走過，院子裡的梨樹在燃燒。還有一次，她看見廚房裡有條蛇逼近，她嚇得直向後退，背緊貼著牆大聲尖叫。多數時間裡，她只是坐在廚房的椅子上呆呆出神。不管我們怎麼晃她、掐她，拽她的頭髮，都無濟於事。她承受著一切，毫無半點反應。「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去投河？」有一次我問她。她這才開口說話：「很快就去。」
有一天，她的雙眼突然恢復了生氣。她從椅子上跳起來，抓起我的跳繩，開始勒我的脖子。她堅信我是撒旦之子，是她在這世界上生下的壞人。她必須殺死我，因為是上帝命令她這麼做的。還有一次，為了躲避她，我藏在床下，她把我拖出來，拿了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沒命地號叫，她才放開了我。
在此之後，我嘗試殺死她。我悄悄把針放在床上，希望在她睡覺時針扎進身體，順著血液流到她的心臟。她自己曾和我說過可以用針來玩這樣的把戲。我整夜屏住呼吸，可是第二天早晨，她還是像往常一樣起來了，似乎完全沒有發現床上的針。
我知道，我們家不久將會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隻有我一個人知曉。我沒法告訴任何人，也無法拉響任何警報。我無計可施。從頭到尾，我寄希望於有人能夠察覺我家的異樣，可是沒有任何人察覺到任何事。父親現在在哪兒，我一無所知，我也從來沒有動過打電話向他求助的念頭。
母親有位俄羅斯女友名叫瑪利亞·尼科拉耶芙娃。她不住在難民樓中，而是和她的德國丈夫住在位於維因噶爾特小道的房子裡。在她家，在一間鋪著地毯、牆上掛著油畫的房間裡，我曾經聽過母親彈奏鋼琴。那曲調是那麼的美妙和憂傷，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鋼琴曲。回家路上，母親緊緊地牽著我的手，告訴我她彈奏的是弗裡德里克·蕭邦的《雨滴前奏曲》，這位波蘭作曲家在貧窮中英年早逝。我真想跑到瑪利亞·尼科拉耶芙娃家，請求她的幫助，然而，我知道我不能這麼做。很長一段時間裡，母親和她定期互相拜訪，但是後來，她丈夫禁止並中斷了這種互訪。他得注意他律師事務所的名聲，他不願意他的妻子與難民樓的人有來往。
我母親又開始稱我為撒旦之子了，她拼命搖晃我，我幾乎失去意識，我掙脫開去，衝進臥室並把門反鎖。然後我拿起剪刀，怒火中燒地把母親衣櫃裡的所有衣服，一件接一件地剪壞。我一直破壞到除了母親身上穿的，沒有一件衣服倖免。當我意識到自己闖下了多大的禍時，我寧願立刻跳窗逃走，但是外面天已經黑了，還下著雨。不知過了多久，我除了把門開啟，別無他法。我攥著剪刀傻站在門口，等著母親進來。當她終於邁進臥室，看見地上一堆被剪壞的衣服時，她愣住了，但是她臉上立刻浮現了一絲游離出神的微笑。「你做得很好，我的女兒。」她一邊說一邊溫柔地用手撫摸著我的頭，「你做得非常好。」
從這一刻起，她完全不再開口說話。我請求她、乞求她，我用力搖她，但是她始終一言不發。她又開始目光游離地呆坐，她在另一個神遊世界中到底看見了什麼，從她的目光中沒有透露出分毫。
十月十日那天終於到來了。這一天我去上學，學校裡沒人在乎我經常曠課，即使是新來的老師也明顯沒有把我算成她的學生。我回到家，又開始習慣性地喋喋不休，我說話就像瀑布一樣傾瀉，沒句號也沒逗號。我拼命地說，告訴我的母親，我們班第二天有學校郊遊，去瓦爾貝爾拉。然後，母親突然開口了：「明天你不要一起去。」接著再次一言不發。我向她解釋，明天我必須參加郊遊，這是學校的要求。我大哭大叫，用腳猛跺地。「我必須一起去，」我大聲嚷嚷，「所有人都去的。」可是她對我的話充耳不聞。
我憤怒地衝出家，重重地關上了身後的門。永遠都是如此。我永遠被禁止做所有事情，這些事情對於德國孩子來說，不僅是理所當然，而且甚至是必須做的。永遠只有一句：我們不是德國人。而我不可能知道，這次母親的話不是禁令，而是一個預言。明天你不要一起去——這是我從她口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
我那天很晚才回家，比平時還要晚。當我把鑰匙插進家門的鑰匙孔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可是門打不開。我使勁推門，門稍稍往後開了一點，然後我突然聽見年幼的妹妹悲慟的叫喊聲。她給自己設定了重重障礙，把我們家所有的椅子全部靠在一起並且摞在門口，搭建了她的堡壘。我再次大力地撞門，伴隨著一聲巨響，椅子們掉落在地。我衝向走廊，一眼看出來，妹妹生病了。她的眼睛燒得發紅，她的手臂上、臉上佈滿了紅點。以前我得麻疹時也是這般模樣。
母親不在家。第一次這麼晚了她還不在家。如果她出門，也只是去養雞場拿雞蛋，即使那樣她也早就應該回來了。這個點，雷格尼茨河邊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妹妹想不起來母親是什麼時候離開家的。她發著燒，完全糊塗了。我們坐在廚房桌邊等著。死一般的寂靜，只聽見收音機上方健康局醫生送給母親的掛鐘在嘀嗒作響。我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指標每分鐘往前跳動一次。掛鐘下懸掛的日曆上，今天的日期下面被畫叉做了標記。
也不知幾點了，我走進臥室，拿被子給妹妹蓋，她在打寒戰。我立刻發現了房間裡的變化。房間牆上一直掛著母親個人照的放大照片，相片中她帶著烏克蘭頭巾，展示著驚人的美貌。而現在，牆上的照片被拿了下來，放在床上，照片被從中間撕成兩半。
我跑去找法麗達的父母，告訴他們我的母親失蹤了。法麗達的父親按鈴把德國房管從床上叫了起來，他家裡有電話，打給了警察。法麗達的母親把高燒的妹妹從家裡接了出來，安置在她家中。而我，給開汽車前來的兩名警察指通往養雞場的路。這是我第一次坐汽車，對我來說是破天荒的。清冷的夜裡，我們沿著雷格尼茨河岸邊行駛，河水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亞塞拜然人睡眼惺忪地從他的棚屋裡走出來，看到警察嚇了一大跳。他否認見過母親，說她今天並沒來過養雞場，最近她不經常來養雞場。拴在鏈子上的艾達在哀鳴，它琥珀色的眼睛是在一片漆黑中唯一能看見的東西。蠢笨的公雞在夜裡還在打鳴。
「母親在雷格尼茨河裡。」我對警察說道。他倆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對我說：「哎，瞎說的。」但是回程的路上，他們用攜帶的聚光燈照向河裡，以極慢的速度沿著河岸往前開。我害怕極了，害怕在聚光燈光柱中陡然看見母親躺在岸邊的屍體。然而，眼前只有黑色的河水。
那天后半夜，我也睡在法麗達家裡。第二天，瑪利亞·尼科拉耶芙娃接走了我，把我帶到維因噶爾特小道的她家裡，母親曾經彈奏鋼琴的地方。我害怕她的德國丈夫，他肯定會對我的到來很生氣，但是他只是透過眼鏡，用意味深長而悲傷的目光注視著我。
接下來的兩天中，瑪利亞·尼科拉耶芙娃總是想和我說些什麼，可是欲言又止，她搖了搖頭，開始哭泣。「我做不到，」她啜泣著，「我做不到。你的母親只是離開了，去熟人那兒了，她很快會回來的。」我很驚詫。母親會去找誰了呢？她誰也不認識啊。如果去熟人家的話，她肯定會穿上她那雙漂亮鞋的，可鞋還放在家裡走廊上。
維因噶爾特小道到墓地的路很遠，但我是一個有經驗的飛毛腿。我飛奔著，一次也沒有停下過，從城市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我氣喘吁吁地站在停屍房前。我的母親，她在裡面。我從來沒想過在這扇玻璃後看見她。雖然我很早以前就已經知道，總有一天我會站在這裡端詳她，總有一天她經常和我們玩的邪惡遊戲會成為現實。現在，再去搖晃她，掐她，都沒有任何意義。現在，我再也不能逗她發笑，我做不了任何事來對抗她的死亡。長久以來，我的想象糾纏著我，玻璃後的死人是假死，儘管他們能夠聽到和感知一切，但他們沒辦法使人察覺。然而，我的母親再也感知不到任何事，這點我很清楚。現在，她是真的死了。
我想，她該有多高興，再也感覺不到生活給她帶來的苦痛，這些苦痛折磨了她那麼久。或者，她在最後一刻還是回頭遊向岸邊，如果她會游泳的話？她在最後一刻不是自願死去的？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最讓我感到害怕的是十月冰冷的河水。我琢磨著，也許她不是溺水身亡的，而是在她走入冰冷徹骨的河水後，還未溺水前，她又小又虛弱的心臟就已經停止跳動，裂成了碎片。
黑色的頭髮散落在白色的棺枕上，她看上去變得陌生起來，像德國童話書裡的白雪公主。她右邊面頰上，眼睛下方，有一塊瘀青。她在水中撞到了什麼？她的雙手被交叉擺放在棺蓋上，和旁邊兩個今天被送來的死者一樣。但是她的手中沒有擺放十字架。她的棺木前也沒有安放花環和花束。她躺在那裡，沒有任何裝飾，只是一個人靜靜地躺著，和旁邊的兩個死者相比，像完全躺在另一個地方。
後來我才得知，在河岸邊，距離她毫無生氣的軀體不過百米的地方，找到了她的灰色大衣，這是她從烏克蘭帶出來的最後一件衣服，袖口的絲絨早已磨損。她把大衣脫了下來，整齊地疊好，放在草地上。也許她在很久之前就已經選好了此處，可能就是她在日曆十月十日下方打叉的那天。這些全部是她留下的符號：日曆上的叉號標記，撕開的照片和岸邊的大衣。她為什麼把大衣脫了下來？難道她不知道大衣的重量可以幫助她下沉嗎？
她死的時候，城裡公園般的舊墓園中已經沒有空餘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園恰好才剛剛開始建。時至今日，新墓園外觀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區，前面有漂亮的花園。花園曾經是一塊建築工地，很長一段時間裡，刻著俄語銘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機和推土機犁過的荒漠中。後來，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幾張年代久遠的黑白照片、一張左右顛倒的結婚證影印件和一個她從烏克蘭帶出來的聖像——可能是家族財產中的一件，意外在沒收充公中倖免——沒有任何關於她的東西還存在於世。
我長時間注視著玻璃後的她，直到天色變暗，墓園的大門將要關閉，我不得不離開。她的面龐遙遠而神秘，沒有透露半分她死時的情形，也沒有透露，為什麼最後她還是沒有帶上妹妹和我，為什麼她最終還是選擇了獨自離去。
註釋
瓦爾卡營地，專為安置所謂的流離失所者而建。1946年，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利用先前的戰俘營改建而成。營地名瓦爾卡來源於「一戰」中被一分為二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邊境城市瓦爾卡。——譯者注
伊萬·克雷洛夫（1769—1844），與伊索、拉·封丹齊名的寓言作家，詩人。他一方面把寓言變成現實主義的諷刺文學，另一方面將民間語言引入，為俄國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晚年的他和普希金互相推崇看重。《鷹與雞》《大炮和風帆》《農夫與蛇》是他膾炙人口的作品。——譯者注
薩莫依爾·馬爾夏克（1887—1964），兒童劇作家、翻譯家。高爾基稱其為「蘇聯兒童文學的奠基人」。——譯者注
德語中「傻子」發音為多芬因，接近多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