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四〇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暴風雪來襲，不到一小時，曼哈頓街頭就沒有一輛車在行駛了，車子像巨石一樣被埋在積雪裡。不過現在，它們像倔強的開拓者，帶著疲憊的意志爬行著。

我們八個人跳完舞，從大學俱樂部跌跌撞撞地出來。這次舞會在擁有超級豪華宮殿式天花板的二樓舉行，起初我們並沒有得到邀請。交響樂隊的三十位成員一襲白色新衣步入一九四一年，其實這是已過時的蓋伊·倫巴多風格。我們不知道舞會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為愛沙尼亞難民籌款。一個現代版的卡里·納辛與一位被驅逐的大使站在一起，搖著手中的錫罐。我們便朝門口走去。

出門時，畢茜順手拿走了一個喇叭。她在做一小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的同時，我們擠在路燈下籌劃行動路線。我們掃了一眼馬路，知道不會有計程車來解救我們。卡特·希爾說他知道街角有一個理想的避風處，那裡有吃有喝。於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們踏雪向西，姑娘們都沒穿夠衣服，我很幸運，裹了哈里森·哈考特的皮領大衣的一個袖子。

走到街的一半，一隊人馬迎面走來，朝我們扔雪球，畢茜高喊進攻，我們進行反擊。

我們利用一個報刊亭和一個郵箱做掩護，像印第安人那樣大喊大叫，把他們趕走了，可傑克「不小心」把畢茜推到雪堆裡，於是姑娘們轉而向小夥子發起進攻，似乎我們的新年宏願就是重回到十歲那一年。

情況是這樣的——對歐洲來說，一九三九年很有可能是戰爭的開始，但對美國來說則意味著大蕭條的結束。歐洲人忙著搞吞併、談判，我們則忙著投資鋼鐵廠，重組生產線，做好準備以應對全球的軍火需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法國淪陷，納粹德國轟炸倫敦時，回到美國的歐文·柏林正在觀察聖誕樹的樹頂如何閃閃發光，小孩子如何傾聽著雪地裡的雪橇鈴聲。這就是我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距離。

卡特說的離我們不遠的藏身處原來要艱難行進十條街才能到。我們轉進百老匯，從哈萊姆刮來的風咆哮著，吹起的雪花擊打我們的後背。我用哈里的大衣包住頭，靠別人拽著胳膊引路。我們來到餐館，我連餐館是什麼樣子都沒看清。哈里引我下樓梯，一邊把自己的大衣扯回去。哇，這是一個位於街區中間的大餐館，供應義大利飯菜、義大利酒、義大利爵士樂，應有盡有。

午夜來了，又走了，地板上滿是碎花紙，在餐館參加新年倒計時的大部分狂歡者來了，也走了。

我們沒等他們把碗碟收拾好，便跺鞋甩掉雪塊，在吧檯對面要了一張八人桌。我坐在畢茜旁邊，卡特溜到我的右邊坐下，哈里只能在對面找了個位子。傑克撿起前面顧客丟下的酒瓶，眯眼看還有沒有剩酒。

——我們需要酒，他說。

——太需要了，卡特瞟了一眼服務生的眼睛，說。大師！三瓶基安蒂紅葡萄酒。

這位服務生有著貝拉·盧戈西的粗眉大手，他悶悶不樂地開啟酒瓶。

——不是性格開朗的那種，卡特評論道。

這很難說，如同一九四〇年來到紐約的許多其他義大利人一樣，也許他平日的開朗已被祖國的苦難淹沒了。

卡特主動為大家點菜，接著以問大家在一九四〇年做的事情中哪件最棒而開啟了最合時宜的話題。這讓我有點兒想念迪克，沒人能像迪克·旺德懷爾那樣讓一桌人高談闊論起來。

有人滔滔不絕地談起去古巴（「新的裡維埃拉」）的旅行。卡特湊過來，在我耳邊細語。

——一九四〇年你乾的最糟的事是什麼？

一塊麵包飛過桌子來，砸中他的腦袋。

——嘿，卡特抬起頭來說。

要發現那是哈里乾的，唯一的線索是他靜靜地坐著，嘴唇卻微微上翹。我想向他使個眼色，但沒有這樣做，而是把麵包扔了回去，他嚇了一跳，正要如法炮製，這時服務生遞給我一張摺好的便條，字跡潦草，沒有署名。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

我正納悶，服務員指了指吧檯。一張高凳上坐著一位結實、帥氣的軍人，笑得有些不太禮貌。他打扮帥氣，讓我差點兒沒認出來。但，千真萬確，那是意志堅定的亨利·格雷。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

有時，這似乎正是生活的意圖。畢竟，就本質而言，生活就像離心分離機，每隔幾年便旋轉一輪，朝不同的方向丟擲相似的物體。一旦旋轉停止，還沒等我們緩過神來，生活又把新的思慮接二連三地拋向我們。即便我們想回顧走過的路，想重拾友情，又如何找得到時間呢？

一九三八年，四位風格各異、個性極強的人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心懷感激。現在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年多時間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都沒再見到。

一九三九年一月，迪奇終於被趕出家門。

紐約的沙龍舞季節剛結束，旺德懷爾先生終於受夠了兒子放蕩安逸的生活。眼看經濟有復甦的跡象，他便把迪奇送到得克薩斯州一位老朋友的石油鑽塔工作。旺德懷爾先生相信這能對迪奇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的確如此，只是不是旺德懷爾先生期望的那種。他的朋友碰巧有一個刁蠻的女兒，復活節回家度假，選中迪奇做舞伴。她返校後，迪奇想方設法向她求愛，卻遭到拒絕。她解釋說，和迪奇待在一起的那幾周非常開心，不過從長遠看，她知道自己要找一個更實在、更踏實而有抱負的人——也就是說像她爸爸那樣的人。不久後，迪奇開始超時工作，一邊申請入讀哈佛商學院。

他將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六個月前獲得學位。此後他應徵入伍，在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出色，回來後娶了他的得克薩斯姑娘，生了三個孩子，在國務院工作。他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就像人們曾經評價過的那樣。

伊芙·羅斯，她就這樣踩著華爾茲的舞步走了。

自她去了洛杉磯後，我第一次得到她的訊息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姑娘們給了我一張照片，是從一本緋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裡，在日落大道上的熱帶酒店外面，奧利維婭·德·哈維蘭粗魯地推開一排記者。她挽著一位身材清秀、穿無袖裙、臉有疤痕的年輕女子。照片題為《飄》，說明文字指出，這位有疤女子是哈維蘭的「閨蜜」。

我第二次聽到伊芙的訊息是在四月一日。凌晨兩點，我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打電話的男子說他是洛杉磯警察局的一名偵探，很抱歉打擾我，他知道很晚了，但別無選擇：一名年輕女子被人發現在貝弗利山莊大酒店的草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口袋裡有我的電話號碼。

我嚇了一跳。

我聽見電話那頭有伊芙的聲音。

——她死翹翹了？

——是的，她死翹翹了，刑警說，露出了英國腔，就像鮭魚一下變成了蒼蠅。

——給我電話！

——等一下！

兩個人在搶電話。

——愚人節，男子喊道。

話筒被搶走。

——我們騙倒你了嗎，姐們兒？

——你辦到過嗎？

伊芙哈哈大笑。

聽到她的聲音感覺不錯。半小時裡，我們說前道後，互訴近況，懷念我們在紐約城的美好時光。我問她是不是很快會回到東部，她說，對她來說，落基山脈還不夠高。

華萊士，當然，被從我的生活中偷走了。

在與我共同度過一九三八年的四個人中，對我的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是華萊士，這是生活給我的一個小諷刺。因為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汗流浹背的奈爾斯·庫柏斯韋特第二次拜訪我。這次他帶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訊息，華萊士·沃爾科特把我寫入了他的遺囑中。具體而言，他指定將一項隔代信託的紅利轉至我的名下，終生有效。這意味著我每年有八百美元的收入。即使在一九三九年，八百美元也不算是一筆鉅款，但足以讓我在接受任何男人的示愛之前可以三思而行。想想看，這對曼哈頓一個年近三十的姑娘來說，真是極大的幸運。

廷克·格雷呢？

我不知道廷克在哪兒，但在某種意義上我知道他成了什麼樣子。他沒再四處漂泊，而是找到了進入自由地帶之路。不管是在育空雪山艱苦跋涉，還是在波利尼西亞大海里航行，廷克所在之處必定有著地平線一覽無餘的視野、蟋蟀聲統領的寂靜，當下高於一切，而那兒，完全不需要《社交及談話禮儀守則》。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若果真如此，那麼捨我其誰。我走向吧檯。

——凱蒂，是嗎？

——你好，漢克，你氣色不錯啊。

他氣色的確不錯，比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所期望的還要好。軍旅生活的要求塑造了他的氣質、他的魁梧，卡其布軍服上的條槓表明他是個軍士。

我分辨著他帽端的條槓以確認他的軍銜。

——別勞神了，他輕鬆地笑了笑，說，它不會總在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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