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氣溫三十七攝氏度。就像是事先設計好的，梅森·泰特辦公室玻璃的厚度正好能讓你不必細看就知道他在提高嗓門說話。此時他命令似的朝新澤西方向指了指，委婉地表達自己對專職攝影師威特斯的不滿。

如果不瞭解梅森·泰特，很多人會覺得他令人難以忍受。的確，他對自己那本小小的時尚雜誌在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那個傳聞太確鑿了。這個藍色太偏天藍。那個逗號點得過早。這個冒號點得太遲。但其實，正是他的吹毛求疵才使我們的工作都有了目標。

有了泰特掌握全域性，在《哥譚鎮》工作不像是農民種田，一年四季靠天吃飯，也不像是女裁縫在容易失火的房子裡日復一日地幹苦工，直到把自己的理智也縫進衣服裡；也不是船員的生活，時時面對嚴酷的大自然，年復一年，等回到家時就像十年漂泊歸來的奧德修斯那樣年老體衰，除了自家的老狗，幾乎沒人認得出他。我們的工作就像爆破專家，在仔細研究過大樓的結構後，按照一定的順序把一排排炸藥埋在地基周圍，這樣大樓的爆炸井然有序，在自身的重量下倒塌，讓那些伸長脖子呆看的旁觀者充滿敬畏，同時也為新的建設掃清障礙。

然而要想獲得這更高的目標感，你必須雙手緊握方向盤，或用一把尺子不斷鞭策這雙手。

看到威特斯溜回到他的暗房，泰特便一口氣催我三次：過來，進來，到這裡來。我理了理裙子，拿起速寫板。他從繪圖桌轉過身來，顯得格外盛氣凌人。

——我領帶的顏色看起來是不是比平時更隨和？

——不，泰特先生。

——我的新發型怎麼樣？是不是顯得更鼓勵人心？

——不，先生。

——我今天的樣子有沒有比昨天更能激發人主動丟擲一些觀點？

——一點兒也不。

——好，那我就放心了。

他轉向繪圖桌，胳膊撐在上面，桌上是貝蒂·戴維斯的十張生活照：貝塔在餐館用餐，貝塔在觀看洋基隊比賽，貝塔在第五大道閒逛，讓櫥窗裡的模特兒自愧不如。他挑出四張，這四張是在幾分鐘內連續拍下的。照片裡有貝蒂、她丈夫，還有更年輕的一對兒，四個人坐在一家高階夜總會的卡座裡。桌上是滿滿的菸灰缸和空空的酒杯，唯一吃剩的是擺在這位年輕女影星面前的一塊點了蠟燭的蛋糕。

泰特朝這些照片擺擺手。

——你喜歡哪一張？

其中一張威特斯用鉛筆做了標記，指出照片有可能裁切不正。在這張照片中，蠟燭剛點燃，兩對人兒都對著照相機微笑，就像廣告牌上的吸菸者一樣。但在當天晚上晚些時候拍的另一張照片裡，貝塔把最後一塊蛋糕給了身邊的年輕男人，而他的妻子在怒目而視。

我挑了這一張。

泰特先生欣喜地點點頭。

——照片很有味道，對吧？整個畫面在瞬間形成，如果你把快門多開哪怕幾秒，整個畫面就會變黑。我們把生活看作一系列的動作，是不斷積累的成就，是一連串風格和思想的流暢表達，然而，在那十六分之一秒裡，一張照片就能完全顛覆這一切。

他看了看手錶，示意我走向一把椅子。

——我還有十分鐘，寫封信吧。

信是寫給戴維斯的經紀人的。信中提到泰特先生對這位女演員的敬意，對她丈夫的友情，提到他們肯定在摩洛哥舉行了生日晚宴，順帶還提到他和華納兄弟娛樂公司準備商議簽署一項合同，又插上一句，說他在海邊小鎮看見了戴維斯，他覺得是她，當時是拍電影的淡季，然後他提出希望能面談一次。他要我把這封信留在桌上，然後抓起公文包，度假去了，這似乎是一項幾乎沒有其他人能享受的特權。也許泰特先生還在生威特斯的氣，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空調出了問題。不管是什麼原因，這封信段落太長，動詞用得過於堅決，而形容詞又過於直白。

十五分鐘後，我和阿利走出辦公大樓，天氣實在太熱，連她也不想找樂子了。於是我們互相祝好，在街角處分手。我來到自助餐館的衛生間，這次換上的是黑色天鵝絨短裙，頭髮上紮了亮紅色絲帶。

我和華萊士第一次在我屋裡玩紙牌的那個晚上，他坦言去見了他的律師，為的是財產託管。為什麼？因為八月二十七日他要去西班牙參加共和政府的部隊。

他不是開玩笑。

我想我用不著那麼大驚小怪。各類有意思的年輕男人都好鬥——有些是趕時髦，有些是喜歡冒險，大多數是出於一種被誤用但劑量倒也無害的理想主義。對華萊士來說，還有一小部分原因是他擁有的太多了。

他出生於曼哈頓上東區的富有階級，在阿迪朗達克擁有避暑別墅和隨時可用的狩獵莊園，上的是他父親上過的預科學校和大學。父親去世後，他接管了家業——不僅繼承了父親的辦公桌和汽車，還接手了他的秘書和司機。令人敬佩的是，華萊士使家產翻倍，並以爺爺的名義建立了一項獎學金，贏得了同輩的尊敬。但一直以來，他懷疑這種安逸的生活並不屬於自己。他花了七年時間成為某一產業的領袖，成為教堂的執事，而他父親在五十歲時才做到。他勇往直前的青春歲月現在變得看不見、摸不著。

但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太久。

他揮一揮手，便要拋下他生命中所有理性、熟悉和安全的層面。在他離開前的這個月裡，他沒有好好和朋友及家人討論這個決定的負面後果，而是選擇跟一個好脾氣的陌生人做伴。

我倆的工作時間都很長，因此週三我們通常和畢茜、傑克一起吃夜宵，打幾輪橋牌。畢茜孃家姓範休斯，是賓州的地產大戶，她比外表看上去更堅強、更精明。讓我們關係加固的原因是她發現我有玩牌的頭腦。第二次打牌我們便跟男士們賭起了錢，領先他們不少分。天快亮時，華萊士會給我的脖子來一個友情之吻，送我上計程車，我們回到各自家裡美美睡上一覺。但在週末，我和華萊士便會單獨待在一起，慶祝曼哈頓的清淨。

每逢週六，如果西港或牡蠣灣有船上聚會，一般都會邀請華萊士·沃爾科特。不過他第一次把邀請信攤在桌上讓我挑選，我就看出來他並非真心想去。在我的追問下，他坦言這些亂七八糟的事讓他覺得有點兒不自在。天知道，如果他們讓他感覺不自在，我也幫不上什麼忙，所以我們表示歉意，告訴哈姆林家、柯克蘭家和吉普森家我們無法出席。

於是，週六下午，我們坐上賓利車去辦華萊士的事：去布魯克斯兄弟和邁克爾選一些新的卡其布襯衣，去23街取清洗好的手槍，然後又去布倫塔諾書店買一本西班牙語的語法書。

好啊！

在我們處理這些小事情時，我發現自己開始追求完美，也許這是受了梅森·泰特的影響。僅僅在一週之前，我對生活的種種瑕疵還滿不在乎。那個華人洗衣工在熨我的裙子時燙出了一個洞，而我還會把一毛錢扔在洗衣機上面，友好地感謝她，然後穿上破裙子去參加教會活動。畢竟，我從教會接受的觀念就是不偷不盜，但儘量少花錢，所以，當你回到家，罕見地發現自己還有一個完好無損的甜瓜時，你滿可以懷疑自己不配擁有它。

但華萊士配，至少我是這麼看的。

所以，如果他的新毛衣的顏色和眼睛的顏色不配，我會退回去。如果有四塊刮鬍皂的花香過濃，我會告訴伯格道夫商場的售貨員再拿四塊來。如果餐館的牛排不夠厚實，我會站在櫃檯前，盯著奧托馬內利先生揮起切肉刀，直到切出的肉符合要求。照顧別人的生活——那也許正是華萊士·沃爾科特試圖逃離的，我卻發現這對我來說正合適。我們辦完事後（我們「掙來的」），便去一個沒人的賓館酒吧喝雞尾酒，到一家事先並未預訂的上等餐館吃晚餐，然後順著第五大道漫步去他家，在那裡我們談小說，分食「好時牌」巧克力。

八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在格羅夫吃夜宵——那兒盆栽的榕樹枝上掛著白色的小燈——華萊士傷感地說他不回家過聖誕節了。

對沃爾科特一家來說，聖誕節顯然是一個重大節日。一家三代要到阿迪朗達克營地度過平安夜。做午夜禮拜時，沃爾科特太太會在每根樹枝上掛上一套顏色相配的睡衣。到了早上，大家都會穿著睡衣來到剛修剪過的聖誕樹前，睡衣有紅白相間條紋的，有格子花呢的。華萊士不太喜歡為自己買東西，不過他很自豪為自己的侄子侄女挑了很棒的禮物，尤其是和他同名的小華萊士·馬丁。但今年他不會按時把禮物送回家了。

——我們幹嗎不現在為他們買禮物呢？我建議道。我們可以把禮物包好，貼上「聖誕前勿開」，然後放在你母親那裡。

——好是好，不過我可以把東西給……我的律師，告訴他在平安夜送出就行。

——那更好。

於是我們把盤子推到一邊，草擬了一份送禮行動計劃，寫上所有人的名字、他們和華萊士的關係、年齡、性格和可送的禮物。除了華萊士的姐妹、姐夫妹夫、侄女侄子，還有華萊士的秘書、司機邁克爾以及其他幾位華萊士想表示感謝的人。這份清單就像整個沃爾科特家族的小抄，而牡蠣灣的姑娘們為了能瞧上一眼，花錢都願意。

我們用一個週末來購物。在華萊士出發前的兩個晚上，我們在他的屋子裡安排了兩人晚餐，飯後好包裝禮物。早上我翻找衣櫥，第一個想法就是穿上那條波爾卡碎花點裙子，可還是覺得它不合適，便再往裡翻，找到一件黑色天鵝絨裙子，差不多一個世紀沒穿了，接著又在針線包裡翻了翻，找到一條深紅色絲帶。

華萊士開啟房門，我對他行屈膝禮。

——嗬，嗬……嗬，他說。

客廳裡，留聲機放著聖誕頌歌，冬青樹枝簇擁著一瓶香檳酒。我們為聖誕老人、雪人及從大膽的冒險中迅速歸來而舉杯。接著我們坐到地毯上，拿起放在一旁的剪刀和膠帶，開始工作。

沃爾科特家族是經營紙業的，這世上的包裝紙他們應有盡有：帶棒棒糖圖案的森林綠，有吸菸鬥坐雪橇的聖誕老人的天鵝絨紅。不過他家的傳統是用一個厚實的白色箱子把所有的東西裝上送到家，然後再用各種顏色的緞帶紮好送給每位家族成員。

送給十歲大的約爾的禮物是一個迷你棒球場，上面有隻帶彈簧的球拍，可以把球打進球門。我包好，綁上藍色的絲帶。送給十四歲的佩內洛普的是一對玩具雜色金絲雀，我紮上黃色的絲帶。佩內洛普是個小居里夫人，一般的玩具包括糖果她都不喜歡。東西越來越少，我留意了一下給小華萊士的禮物。之前在購物時，華萊士就說要給自己的教子送一份特別的禮物。我很快清點了一下，並沒有發現這份禮物。謎底在包裝最後一份禮物時揭曉了，華萊士剪下一小塊長方形包裝紙，從自己的手腕上解下他父親那塊黑色錶盤手錶。

大功告成。我們來到廚房，裡面有烘烤土豆的味道。華萊士察看烤箱後，穿上圍裙，開始烘烤我昨天仔細挑選的羊排。然後，他移開羊排，用薄荷凍和柯納克酒溶解鍋裡的殘渣。

——華萊士，他遞給我盤子時我問道。如果我對美國宣戰，你會留下來和我一起戰鬥嗎？

晚餐結束，我幫華萊士把禮物拿到後面的儲藏室。沿走廊掛著家族成員在一些令人羨慕的地方微笑的照片。在碼頭的祖父母、滑雪的叔叔、橫坐馬鞍的姐妹。當時這個後廳照片廊讓我覺得有些奇怪。幾年後我無意中到另一個同樣的照片廊參觀，才終於明白這是美國社會白人特權階層所喜歡的。因為那是他們內斂情感（對地方，對親屬皆如此）的外在表現，這樣的情感無聲無息地滲透到他們這種版本的生活裡。在布萊頓海灘或曼哈頓下東區的尋常百姓家裡，你更常看到的是壁爐上的一把乾花，乾花後面立一張肖像，點上一支蠟燭，供後輩祭拜。我們這樣的家庭，懷舊如同一首遙遠的小提琴曲，以承認祖先為後人做出的犧牲。

有一張照片是一百來個穿外套、系領帶的男生。

——那是聖喬治學校嗎？

——是的，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湊上前，想找到華萊士。他指了指一張長相可愛、神情靦腆的臉，我根本沒注意到這張臉。在學校（或在沙龍舞的問候隊伍裡）裡，華萊士毫不起眼，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周圍的人物會漸漸暗淡，他則變得出類拔萃。

——全校學生都在這裡了？我又看了看照片，問道。

——你在……找廷克？

——是的，我承認道。

——他在這裡。

華萊士指了指照片的左邊，我們共同的朋友孤單地站在靠邊的地方。如果再看一會兒，我會認出廷克的。他就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十四歲男孩的樣子：頭髮有點兒亂，外套有點兒皺，盯著照相機，像是要跳起來。

華萊士笑著，手指劃過照片，指向另一邊。

——他在這裡。

毫無疑問，非常靠右的地方還有一個身影，有些模糊，但沒錯，是他。

華萊士解釋說，為了拍到全校學生，他們墊高古老的箱式照相機，光線慢慢穿過鏡頭投在巨大的底片上，一次曝光一個部分。這樣太靠邊的同學可以在大家身後快速跑動，在照片裡出現兩次，但時間要算準，跑得要夠快。每年都有一些新生玩這個把戲，但華萊士記得只有廷克成功了。從廷克第二張大笑的臉上你可以看出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華萊士和我信守諾言，不談廷克和伊芙。但看到廷克展示淘氣的一面，我們兩個都覺得可愛。我們沒有馬上走開，而是盡情欣賞這個成功的把戲。

——能問個問題嗎？過了一會兒我問道。

——當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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