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開始，亨利·馬蒂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裡，放棄傳統繪畫，發展出一種新的藝術技巧。他把塗上各色水粉顏料的紙剪成碎片，然後把不同的碎片拼合安置在一起，創造出影像。他先用大頭針固定這些元素，然後用膠水，通常是直接貼到牆上。他不再使用畫架和畫布。他的主要工具從畫筆變成了剪刀。

這種綜合了拼貼和鑲嵌的方法，是在一些限制條件下誕生的。七十歲的馬蒂斯視力嚴重惡化，這是一個因素。此外，在1941年的一次重病之後，他開始用輪椅，並且常常被迫臥床。有一天，他想到在房子裡建造一個「花園」，往工作室的牆上掛滿了繁茂的樹葉和果實。這是一次合作：馬蒂斯讓他的助手在紙上塗色，因為他已經沒辦法親自完成作品了。

其結果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形式，一種混合的風格，比他的繪畫還要抽象得多。他繼續利用一直在描繪的元素：自然和人的形象。但是突然之間，另一種能量和一種不同的語言出現了。

紙上的影像和畫布上的相比，更簡單也更粗糙，但它需要艱苦又複雜的工藝。你還是能看出畫家的技藝和審美，但它們都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追溯這種新方法和早期繪畫之間的關係，就會意識到存在一個轉折點，或者說邁出了激進的一步。

對於馬蒂斯來說，剪紙不僅是一種新技術，而且是一種新體系，用於思考和拓展形狀、顏色與構圖的可能性。這是對他藝術策略的一次重新思考。這位畫家說：「這次旅程的狀況百分之百不同。」馬蒂斯把這種被他稱作「剪刀作畫」的新方法比喻成一次飛行。

一開始，馬蒂斯的新方法遭遇了不信任和懷疑。一位評論家認為它最多算是「一種討人喜歡的消遣」。就連藝術家本人也不確定。對他來說，剪紙在一開始只是一種練習、一種實驗。他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就走上了一條未知的路，到更廣闊的範圍內探索。對他而言，這段時間儘管有困難，但仍被緊張而高產的工作填滿。漸漸地，馬蒂斯完全接受了這種方法。直到他去世，這仍然是決定性的一步。

去年，就要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我在倫敦看了一場展覽，主題就是馬蒂斯最後的創作階段。我看見了一系列情感豐富、大膽、題材廣泛的影像。我觀察到一場發生在正空間和負空間之間的驚人對話，開始理解空白如何能像寂靜一樣承載意義。

紙上那些影像的基本效果讓人震驚。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它們明白地展現出接縫和裂紋。這些影像真的是被剪成了碎片，它們傳達了一種解構、一種近乎暴力的破壞行為。然而它們既協調又平衡，表達了新的開始。每一幅影像，先被剪下，然後被重構，讓人想到某種臨時的、懸浮的、脆弱的東西。它喚起了其他的排列方式、其他的可能性。

我在展覽上漫步的時候，看到了這樣一位藝術家：他在某個時刻感到有必要改變方向、換一種方式來表達。他在瘋狂衝動的驅使下放棄了一種視野，甚至是一種藝術身份，以此來獲得另一種視野和身份。我想到了自己用義大利語寫作的經歷：這是一個同樣曲折複雜的過程，和我的英語作品相比，也產生了相似的粗糙結果。

馬蒂斯的方法多少有點像我正在做的事情。這些碎紙片就是詞語，別人已經做了定義，只是由我來選擇和排列。我試圖用一堆雜亂的元素重鑄出連貫的東西。

用另一種語言寫作是一種破壞行為，是一個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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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直接用義大利語寫的第一本書。它在2012年秋天有了雛形，以一種私人的、片段化的、自發的方式出現。我剛剛搬到羅馬，在那之前幾乎一直在美國生活。我能說義大利語，但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用法。我想掌握這門語言。我在一個筆記本上用義大利語做關於義大利語的筆記。我記下新的單詞、要學的語法規則、打動我的片語。我用通常的方式寫下這些東西，從筆記本的第一頁開始，一頁接一頁地填滿整個筆記本。

與此同時，我從最後一頁開始，倒著往前寫另一類筆記，記下的不是語言的技術性問題，而是深入到義大利語之中的體驗。那些筆記都是倉促間寫下的，一系列評述擠在筆記本的末尾，我幾乎都把它們隱藏起來，哪怕是在自己面前。

這些筆記逐漸變成了句子，句子又變成了段落。這也是一本日記，一氣呵成寫下的日記。我一直在用義大利語寫另一本日記，在那裡邊描述我的日常生活、我對羅馬的印象。但是在這兒，我只描述自己在語言衝動的刺激下產生的情緒。

到了春天，已經寫滿了的筆記本，頭和尾相遇了。我買了一個新的筆記本，把前一個放進抽屜。我繼續學習義大利語，但不再從後往前記錄想法。接下來那個秋天，我又拿起第一本筆記，發現它是個思想的大雜燴，大約有六十頁，全都雜亂無章。那時候我只用義大利語寫過一點點東西，還拿給幾個人看過。但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筆記本里的內容。

以下是最後一頁的幾行筆記，這也是最早寫的：

語言如浪潮，時而氾濫，時而低落，無法進入

用詞典閱讀

失敗

永遠在我之外的東西

重讀筆記的時候，我幾乎立即瞥見了一條線索、一種邏輯，甚至是一整條敘述線。有一天，為了更好地理解它們的含義，我在較早的內容上做了筆記。我看到一些靈感有待發展和分析。我的腦海中浮現出章節和標題。我能感覺到一種節奏、一個結構。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就知道第一個筆記本上的內容將會成為這本書。

需要更多的空間。我買了一個記事本，從十一月到次年五月，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把一個點子整理成文，直到完成最後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有用這種方式寫出過任何東西：迅速、有遠見、幾乎提前知曉前面的每一步，也知道這條路會通向哪裡。儘管也有辛勞，但這一次寫作的過程順暢而直接。一切都異常清晰，除了核心元素、議題本身——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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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定義這本書呢？這是我寫的第五本書，但它也是一本處女作。它既是終點也是起點。它基於一種缺失和匱乏。從書名開始，它就暗示著一次拒絕。這一次，我拒絕接受那些已知的詞、那些我本該拿來寫作的詞。我在尋找其他的詞語。

我認為這本書既猶豫又大膽。它的文本既私密又公開。一方面，它源自我寫的其他書。主題說到底並沒有改變：身份、異化、歸屬感。但是它的外皮、內容、軀體和靈魂都經過了變形。

這是一本旅行之書，但我得說，它更多地是一場內在的旅行而非地理上的旅行。它講述了一次連根拔起的過程、一種迷失方向的狀態、一次探索。它講述了一段時而令人激動、時而令人疲憊的旅程。這是一次荒誕的旅程，因為旅行者從未抵達她的終點。

這是一本充滿隱喻的記憶之書。它講述一場搜尋、一次勝利、一場持續的失敗；講述一段童年、一次成熟、一次進化，或許是一場革命；是一本愛之書、苦痛之書；它講述一種新的獨立，也伴隨著一種新的依賴；講述一次合作，也講述一種孤獨的狀態。

這本書和我其他的書有所不同，它是第一部植根於真實生活經歷的作品。它不是虛構作品，只有收錄的兩個短篇小說除外。我把它視為一種語言自傳、一幅自畫像。在這裡似乎可以引用娜塔麗亞·金茲伯格的一句話，她在《家庭絮語》的前言裡寫道：「我沒有虛構任何事。」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虛構了一切。用另一種語言寫作意味著從零開始。它來自虛空，每個句子似乎都從烏有中來。為了獲得和掌握這門語言而付出的努力，與創造的過程非常相似——神秘又不遵從邏輯。這種獲得並不真實，它也是一種虛構。語言是真實的，但我吸收它、使用它的方式似乎是虛假的。刻意尋得、通過學習獲取的詞彙始終顯得很反常，就好像贗品一樣，儘管它並不是。

通過學習義大利語，我再次學會了寫作。我不得不採取新方法。每走一步，語言都在對抗和約束。同時它又允許反抗和超越。我再引用一句金茲伯格在《家庭絮語》說的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最好的書，但它肯定是我唯一一本在絕對自由的狀態中寫的書。」

我的這門新語言雖然更受限、更生澀，但它提供了一個更廣闊和成熟的視角。這就是我目前繼續用義大利語寫作的原因。這本書裡對自由和限制之間的矛盾關係著墨頗多，這裡就不再贅述。我更願意進一步探討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並對自傳的問題做個澄清，這個問題已經糾纏我許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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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寫作的目的是隱藏自己。想遠離我的作品，退到背景中。我更喜歡躲在句子之間，以經過偽裝的、間接的方式存在。

我在美國成為作家，但最早的小說設定在加爾各答，我從來沒有在那座城市生活過，它也遠離我更熟悉的、從小長大的國家。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需要與創意空間保持距離。

開始寫作時，我認為寫別人的事是更體面的。我擔心自傳材料缺乏創造性價值，就我的情況而言，甚至是懶惰的體現。我擔心講述自己的經歷是一種自我中心的體現。

在這本書裡，我第一次成為主角。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還有另一個主人公。我以第一人稱在書中出現，坦率地談論自己。有點像馬蒂斯的畫作《藍色的裸體》，一組經過剪貼、重新拼合的女性形象，我在這本書裡暴露無遺，被一種新的語言雜亂地拼貼在一起。

我已經很多年沒看過別人對我的評論了。但我知道有些讀者認為我是自傳體作家。就算我解釋說我不是，他們也不相信。他們堅持這麼想，說我有印度血統，我筆下的大部分角色也一樣，這讓我的作品明顯具有自傳性質。要不然他們就認為所有用第一人稱寫的故事都是真的。

自傳性的文本是由作者自身的經歷塑造的，在這樣的文本中，作者的真實生活與書中的事件之間幾乎沒有距離。每個作者都傾向於描述他所熟知的世界和人。但自傳性的作品會更進一步。阿爾貝託·莫拉維亞是羅馬人，因此他把很多長篇和短篇小說設定在羅馬。他寫的很多角色也都是羅馬人。這是否意味著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是自傳性的呢？我並不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