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年多時間宣傳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低地》。小說裡任何角色的經歷我都不曾有過。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從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書裡的主要地點我都知道，情節也基於一個真實事件，但我對這件事沒有任何記憶或印象。現實提供了種子，我想象出了其餘的一切。
我不止一次遇到記者或者評論家堅稱我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每一次我都感到驚訝和惱怒，一部從情節到人物都完全由我創造的小說，竟會被認為是自傳體。
我不是要評價自己的書，只是想做個區分：一種是作者通過知識和好奇心創造出的現實題材小說，一種是自傳體。
《羅馬日記》有所不同。書裡的一切幾乎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我已經解釋過，這本書始於日記，一種私人文本。它既是我最私人化的一本書，也是最坦誠的一本。
就連我第一次嘗試用義大利語創作的短篇小說《交換》也是自傳性的。這一點我不否認。這個故事是用第三人稱講述的，但那位主角就是我，只是稍稍做了改變。我在一個下雨的午後去了那間公寓。我看見並觀察到了故事裡描述的一切。我就像主角一樣，丟了一件黑毛衣，而且反應很糟糕。我像她一樣既困惑又不安。幾個月以後，我把原始經歷轉化成了一個故事。《半明半暗》差不多是在兩年後寫的，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也有一處自傳性的基礎：故事的開頭，主角做的那個夢來自我自己。
過去我曾認為，相較於直接取材於現實，想象能賦予更大的創作自主性。我確實更喜歡加工事實，但也想忠實可靠地再現事實。作為一名作家，「逼真」非常重要。寫完這本書以後，我改變了想法。
虛構也可能是陷阱。一個完全無中生有的角色必須看起來像真人——這就是挑戰。尤其是在《低地》裡，挑戰在於我要描繪一個從沒生活過的真實地點，要喚起一個我並不瞭解的歷史時期。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以確保那個世界、那個時期真實可信。從第一本書開始，我重新喚回加爾各答，那是我父母的故鄉。對他們來說是一處幾乎已經消失的遙遠之地，我正在尋找一種方法，通過寫作來彌合距離，將它呈現出來。
如今我不再覺得自己必須為父母重建失落的故土。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這一點：寫作不一定要承擔那樣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看，《羅馬日記》是我作為成年人所寫的第一本書，但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它又是我作為孩童所寫的第一本書。
身為作家，我會繼續尋求真相，但不再那麼看重事實性的真相了。在義大利語中，我正走向抽象。地點是不確定的，角色迄今為止都沒有名字，也沒有特定的文化身份。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寫作會以某種方式從具體的世界中解放出來。現在，我構建出一種不太明確的背景，因此我能理解為什麼馬蒂斯把他的新技巧比作飛行的體驗。用義大利語寫作的時候，我也感覺到自己的腳離開了地面。
是什麼促使我改變方向，轉向一種自傳性更強、也更抽象的寫作方式？我意識到這是自相矛盾的說法。這種更加個人化的視角伴隨著更模糊的語調，究竟從何而來？只能是從語言中。在這本書裡，語言不只是工具，還是主題。義大利語是面具，是過濾器，是出口，是方法。它是一種分離，沒有這種分離我就無法創造任何東西。也正是這種全新的分離，幫助我露出了真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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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對這本書的態度有點矛盾，以後可能也會如此。我當然為它而自豪。為了來到這裡，我已經走了很久。每個詞都是我自己掙得的：沒有一個是繼承而來。一切都源自決心。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能構思、起草並準備好這些用於出版的書頁，幾乎像一個奇蹟。我認為這是一本真實的書，因為它既誠摯又坦率。
但我又害怕這本書是假的。我對它不那麼確定，還有一點尷尬。現在它有了封面，已經完成裝訂，有了實體。但我擔心這是種輕率之舉，甚至是種傲慢。我不知道繼續用這種語言寫作是不是正確的選擇。我的義大利語仍是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我仍然是一個外來者。我來到義大利，部分原因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筆下的角色和我的父母。我沒想到，自己作為一名作家也變成了外來者。
現在書就要出版了，聽到一些反饋還是很有趣的。當我說新書是用義大利語寫成的時候，經常遇到懷疑乃至不贊同的目光，主要來自其他作家。也許是我錯了；我自問這會不會被看作一招死棋，或者最多算是「一種討人喜歡的消遣」。有人對我說，作家永遠不該拋棄自己的主導語言，去尋求一種理解尚不夠深的語言。他們說這種劣勢對作者和讀者都不利。我聽到這類觀點的時候會感到羞愧，有種劃掉每一個詞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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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才發現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一位用法語寫作的匈牙利裔女作家。也許之前不知道她的作品和聲音反倒是好事，這樣我就在沒有參考她這個先例的前提下，邁出了第一步。我首先讀了一篇簡短的自傳性文本《文盲》，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在其中談到了她接受的文學教育，以及二十一歲作為難民來到瑞士的經歷。她開始學習法語，那是一段艱難的過程，需要全心投入其中。她寫道：
在這裡，我征服這種語言的戰鬥開始了，這會是一場漫長而殘酷的鬥爭，必將持續一生。我已經講了三十多年法語，用法語寫作也有二十年了，但仍然不熟悉它。我開口說話的時候沒法不犯錯，離了那本常常查閱的字典就沒法寫。
讀到這一段，我既震驚又欣慰。這完全就是我的感受、我的話語。
接著，我一口氣讀完了她著名的三部曲小說，第一部是《惡童日記》，作者認為這是自傳性的作品。這是一部絕對的傑作，我被她嚴謹、精煉、清晰的風格深深地吸引了。它產生的效果是壓倒性的，像一記猛拳打在肚子上那麼強烈。儘管讀的是義大利語譯本，仍能從譯文中感受到作品透出的力道。我馬上察覺了那副語言面具，她就和我一樣，既覺得受限，又感到自由。瞭解了她的作品以後，我安心了很多，不那麼孤獨了。我相信在這條路上遇到了一位嚮導，甚至是一位同伴。
然而我和她之間仍然存在根本的區別。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被迫放棄匈牙利語的。她用法語寫作，因為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們閱讀。「它變成了一種必需品。」這位作家解釋說。她為不能用母語寫作而遺憾，為此，她始終把法語當作「敵對語言」。而我自願地選擇了義大利語。我並不懷念英語，也不懷念它賦予我的至高控制權。
克里斯多夫的作品讓人注意到一個事實，即自傳體小說並不總是它表面看起來的樣子，而且想象與現實之間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三部曲的終篇《第三謊言》中，主角說：「我試圖寫一些真實的故事，但有時候，故事因為它的真實性而變得難以忍受，所以我不得不改變它。」
哪怕是取材於現實、忠實於現實的小說也不是全然真實的，就像鏡中的影像從來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始終是一種抽象之物，不管多麼具有現實性、多麼貼近事實。用拉拉·羅馬諾的話來說，就是「在一本書裡，一切都是真的，但沒有什麼是真的」。她是又一位在小說裡使用真實事件的作家，就像克里斯多夫一樣。
一切都需要重新考慮、重新塑造。自傳體小說，即使從現實和記憶中取得了靈感，也仍然要經過嚴格的選擇和無情的裁剪。書寫用到的是筆，但最終，如果想找到正確的形式，必須像馬蒂斯一樣使用一把好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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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旅程就要結束了，今年必須離開羅馬返回美國。我不想這麼做。我希望可以留在這個國家，留在這種語言之中。
我已經在擔心和義大利語的分離。我也意識到自己和英語之間已經有了一段明顯的、實質性的距離。我有三年沒讀任何英語作品了。只用義大利語閱讀的決定引導我走上了新的創作之路。寫作源自閱讀。現在，儘管覺得不安，但我更願意用義大利語寫作。雖然我在其中是半個盲人，卻似乎能夠更清晰地看到某些東西。我在漂流，卻更能專注於目標。我感到不適，卻又更加自在。
這本書把我引到一個十字路口。它迫使我作出選擇。它讓我明白，一切都顛倒了，一切已經被翻轉過來。它在問我：該怎麼繼續？
我應該繼續走這條路嗎？我是否要徹底放棄英語，選擇義大利語？還是說，一回到美國，就會重回英語的懷抱？
我要怎麼回去呢？我從父母那裡知道，一旦離開，就等於永遠地離開。如果不再用義大利語寫作，重新開始使用英語，一定會蒙受另一種損失。
未來無法預測。我更願意享受此刻，享受剛剛完成的作品。儘管心存疑慮，我仍然很高興能完成並出版這樣一本書。最後檢查校樣的時候很動容。你可以說這是一部本土作品，它在這兒出生、在這兒長大，哪怕它的作者並不這樣認為。
現在，它將獲得一個獨立於我的身份。第一批讀者會是義大利人；它將最先出現在義大利的書店裡。過一段時間它會被翻譯、轉變成別的語言。一年之後，它會以雙語版的形式在美國出版。這本書仍會有明確的地域來源，哪怕它像是一種稍稍越界的混合物，就和我一樣。
有了這本書，我希望我的一小部分能留在這裡，留在義大利。這讓我感到欣慰，儘管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本書都屬於每一個人，或者不屬於任何人、任何地方。
2014年12月，於羅馬
henrimatisse（1869—1954），法國畫家，「野獸派」的創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
繪畫術語，分別指畫面的主體部分和留白部分。
本書義大利原名inaltreparole意為「另一種語言」。
Ágotakristóf（1935—2011），匈牙利裔女作家，1956年因匈牙利十月事件隨前夫避難至瑞士，於納沙泰爾市定居。使用法語寫作，主要作品包括《惡童日記》《二人證據》《第三謊言》等。
lallaromano（1906—2001），義大利小說家、詩人和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