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國以後，我還想繼續說義大利語。但要和誰說呢？我認識一些義大利語說得非常好的紐約人，但跟他們交談會很尷尬。我需要有個可以結結巴巴、說錯話的聊天物件。

有一天，我去紐約大學的義大利語協會採訪一位獲得斯特雷加獎的作家，她是羅馬人。在一個擁擠的房間裡，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說著毫無瑕疵的義大利語。

協會負責人過來打招呼。我告訴他，我想用義大利語做採訪，我已經學了幾年，卻還是說得不太好。

「需要練習。」我說。

「要多實踐。」他很溫和地答道。

2004年，我丈夫給了我一張從公告欄上撕下來的紙，是在布魯克林區我們的住處附近看見的。紙上寫著「impararel'italiano」（學習義大利語）。我想這一定是天意，於是撥通電話，做了預約。一位充滿活力、和藹可親的女士來到了我家，她也是米蘭人，在一傢俬立學校教書，住在市郊。她問我為什麼想學義大利語。

我解釋說，夏天要去羅馬參加文學節。這聽起來是個合理的動機。我沒透露它是心血來潮的狂熱愛好，我懷著一個希望——其實是夢想——想要掌握它。我沒告訴她，我在想辦法啟用一種跟現實生活毫無關聯的語言。我更沒透露自己正備受折磨，感到不完整，就好像義大利語是我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完成的一本書。

我們每週上一次課，每次一小時。那時我已經懷上了女兒，預期產在十一月。我儘量完成課堂對話，老師會在每節課結束時給一個長長的清單，列出對話中我不會的單詞。我勤奮地複習。我把它們收進專門的資料夾。但我就是記不住。

在羅馬的文學節上，我跟人說了三四句話，也許有五句，然後就停下了；實在很難聊下去。我數著句子，就像在網球比賽上數擊球數，或者學游泳時數擺臂划水的次數。

回到「湖」的比喻，那個我曾想穿越的湖。現在我可以走進齊膝深，甚至齊腰深的水了，但腳還是得踩得到底才行。就是這樣，我不得不像個完全不會游泳的人那樣行動。

儘管有那些課堂對話，義大利語仍然難以掌握，又易於忘記。它只在老師來的時候出現。她把義大利語帶進我家待一小時，然後又把它帶走。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時候，這門語言才顯得具體可感。

女兒出生了，四年時間眨眼過去，我寫完了另一本書。書出版以後，2008年我再次接到前往義大利的邀請，為新書做宣傳。我在準備的過程中重新找了個老師，她是一位熱心周到的年輕女士，來自貝爾加莫。她每週來我家一次，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交談，成了朋友。我對義大利語的理解有了零星的提高。

老師總是鼓勵我，她說我講得很好，說我要是去了義大利一點問題都沒有。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米蘭的時候我很想流利、敏捷地說話，卻總能意識到那些錯誤帶來的妨礙和困擾。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

2009年，我開始跟隨第三位私教學習。她是威尼斯人，三十多年前搬到布魯克林生活，孩子們都在美國長大，丈夫已經過世了。她住在韋拉扎諾海峽大橋附近一幢紫藤環繞的房子裡，養了條溫馴的狗，總愛站在她的腳邊。去那裡得花將近一個小時，坐地鐵到布魯克林的邊緣，幾乎是地鐵線的盡頭。

我很愛這段旅程。一走出家門，原本的生活就被拋在腦後，不用再去想寫作的事兒了。在那幾個小時裡，熟知的另外幾種語言都遠去了。就像一次又一次小小的逃離之旅，一個只與義大利語有關的場所在等著我。在這個庇護所裡，新的世界出現了。

我很喜歡這位老師。儘管四年來我們都以尊稱互相稱呼，但已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廚房裡有一張小桌，我們總是坐在桌邊的木凳上。我能看見她書架上擺著書和孫輩們的照片，牆上掛著漂亮的黃銅炊具。我在她家從頭開始，重新來過：條件從句、間接引語、被動式的用法。和她在一起，學成的可能性終於大過了失敗的可能性，對義大利語那種奇異的虔誠，終於變得更像一種愛好，而不再是犯傻。

我們聊各自的生活，也談世界局勢。我們做大量的練習，雖然枯燥卻很有必要。這位老師經常糾正我的錯誤。我一邊聽她講，一邊在本子上做筆記，每次課後都疲憊不堪，但又為下節課做好了準備。和她告別以後，門剛在身後合攏，我就已經等不及要回來了。

有段時間，去威尼斯老師那兒上課成了我最喜歡的活動。就在跟她學習的時候，這條奇特的語言之路不可避免地迎來了新的節點。有一天，我決定移居義大利。

斯特雷加獎（premiostrega），義大利的重要文學獎項，知名獲獎者包括普里莫·萊維、翁貝託·埃科等。

貝爾加莫（bergamo），義大利西北部倫巴底大區的一個城市，大約位於米蘭城東北方四十公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