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義大利語的關係始於「流亡」，始於一種分離的狀態。

每種語言都隸屬於某個特定地點。它可以遷移傳播，但通常來講與一定的地理範圍或國家相關聯。義大利語主要通行於義大利，而我住在另一片大陸，日常生活中與它毫無交集。

我想起但丁，他在第一次對貝雅特麗齊開口之前等待了九年。我想起奧維德，他被驅逐出羅馬域，流放到偏遠之地，一個語言上的邊緣處所，被陌生的聲音包圍。我想起自己的母親，她在美國用孟加拉語寫詩。移民美國五十年以後，她仍然找不到一本用她的語言寫成的書。

我多多少少已經習慣了語言上的流亡。在美國，我的母語孟加拉語是一門外語。你自己的語言在你生活的國家被當作外語，這會導致一種持久的疏離感。你在說一門隱秘的、不為人知的語言，它與周圍的環境沒有任何呼應，這種缺失會在內心造出一段距離。

對我來說還存在另一種距離、另一重分裂：我的孟加拉語不算好。我沒法閱讀，不會書寫，說話還帶口音，一開口總是底氣不足。我感到與這門語言之間永遠是割裂的。這樣一來，非常矛盾地，我的母語也相當於外語。

至於義大利語，流亡有另一層含義。我和它幾乎剛剛相遇就分開了，對它這樣一往情深非常愚蠢，但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是真實的。

怎麼也會有這種流亡之感呢？我甚至不會這門語言，它也從來不屬於我。或許身為作家，我本就不完全屬於任何語言吧。

我買了本書，名叫《自學義大利語》。書名很激勵人，充滿希望和可能性。看起來自學是完全可行的。

我已經學了好些年拉丁文了，這本教材的前幾章看起來相當容易。動詞變位都能記住，習題也不難。但我不喜歡自學過程中的沉默和孤獨。這種割裂是錯誤的，這就像是學樂器但從不演奏它一樣。

我把博士論文的主題定為義大利建築對十七世紀英國劇作家的影響。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些劇作家把他們用英語寫成的悲劇設定在義大利的宮殿。這篇論文將會探討另一重語言與環境的分裂，論文的主題給了學習義大利語又一個理由。

我開始去上初級課程，第一個老師是住在波士頓的一位女士，米蘭人。我完成作業，通過了各種考試。但經過了兩年的學習，當我試著翻開阿爾貝託·莫拉維亞的小說《喬恰里亞女人》時，卻幾乎完全看不懂。我差不多畫出了每一頁上的每個單詞，不停地查詞典。

2000年的春天，離上次去佛羅倫薩已經過去六年，我又去了威尼斯。除了詞典我還帶了個筆記本，在最後一頁寫下了期間可能會用到的句子：「saprebbedirmi?dovesitrova?comesifaperandare?」（您能告訴我嗎？它在哪兒？怎麼過去呢？）我還記得「buono」與「bello」之間的差別，覺得自己準備很充分。實際情況是，到了威尼斯之後我幾乎沒法在街上問路，也沒法請酒店增加一項叫醒服務。我只能勉強在餐館裡點菜，或是跟售貨員來幾句簡單的對話，別的全都做不到。即使我又回到了這裡，仍然覺得和義大利語相隔甚遠。

幾個月後，我接到曼託瓦文學節的邀請。在那裡我見到了我的兩位義大利出版人，是他們最先把我的作品帶到義大利，其中一位也是我的譯者。那家出版社叫marcosymarcos，這是個西班牙語名字，但他倆都是義大利人，分別叫馬爾科和克勞迪婭。

不管是接受採訪還是演講我都得用英語，身邊總有個翻譯。我多少能聽懂一些了，但離開英語就沒法表達和闡述，覺得處處受限。在美國課堂裡學到的東西遠遠不夠。我對義大利語的理解還不夠深入，在這裡，它完全幫不上忙。這門語言仍對我大門緊鎖。我就站在門口，甚至能看見裡邊的樣子了，可門就是不開。

馬爾科和克勞迪婭給了我入門的鑰匙。我提到自己學了一點義大利語，很想有所提高，於是他們就不再對我說英語了。他們改用自己的語言和我交談，哪怕我只能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回應，哪怕我犯了一堆錯誤，也無法完全理解他們的話，哪怕他們的英語遠比我的義大利語要好。

他們容忍我的錯誤，糾正和鼓勵我，教給我不會說的詞。他們充滿耐心，說得異常清楚，就像父母教孩子說話一樣。這是一個人學習母語時的方法。我意識到，我在學英語的時候並沒有用到這種方法。

克勞迪婭和馬爾科用義大利語翻譯、出版了我的作品，我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來到義大利時，他們又是招待我的主人；現在，他們把我帶到了轉折點上。在曼託瓦，多虧了他們，我終於感到自己置身於這門語言之中。因為說到底，想學會一門語言，想感受到你與它之間的聯絡，就必須用它來對話，不管說得多麼幼稚、多麼不準確。

albertomoravia（1907—1990），義大利當代著名小說家，作品探討現代性、社會異化和存在主義等問題。代表作有《冷漠的人》《羅馬婦人》《羅馬故事》《國教信徒》等。

在義大利語中，這兩個常見的詞都可以作為形容詞，表示「好的、美好的」，但實際使用中有較大差異。前者多用於形容食物、人的態度或用於問候，而後者常用來形容外表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