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對一個班級的學生說了句不太負責任的話，說世界文學一個下午就可以學懂。班上一個女生——一個狂熱的文學愛好者，秘密詩行的作者——馬上接了下去：「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過來讓您教教我們？」就這樣，星期五下午三點學生們來了，我們一直聊到六點鐘，最後不得不在德國浪漫主義停了下來，因為學生們也犯了不負責任的毛病，答應去參加一個婚禮。當然，我告訴他們，想在一個下午搞懂世界文學，條件之一就是不能同時接受參加婚禮的邀請，因為結婚過上幸福生活的時間充裕，學習詩歌卻不然。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玩笑，最後我的感覺和他們的完全相同：儘管我們沒能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裡學完文學，至少我們都有了相當可觀的基本知識，又無須去苦讀讓－保羅·薩特的書。

當你為一張唱片或是為一本書傾倒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一種想找個人說說的衝動。這種事在我身上發生過，那次是我碰巧找見了一張當時很少見的貝洛·巴托克的《為絃樂四重奏和鋼琴而作的五重奏》；後來又發生過一次：我在汽車的收音機裡聽到了美妙而罕見的奧托裡諾·雷斯庇基的《小提琴與管絃樂隊格里高利協奏曲》。這兩張唱片都很不容易找到，我身邊那些聽音樂成癮的朋友們也不知道哪裡能買到，後來我跑遍了半個世界想把它們買到手，好找個人一起聽聽。類似的情況也適用於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摩》，從多年前便是如此，我覺得自己恐怕把這本書的整整一版都買走了，為的只是讓朋友們可以隨時帶一本走。我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我們儘快找時間再聚一聚，聊聊我們心中至親至愛的這本書。

我對上我文學課的好學生們解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教學理念——當然，也許會有些太主觀，也太簡單了。實際上，我一直以為一門好的文學課需要做的只是引導學生們去讀他們該讀的好書。有些老師以嚇唬學生為樂，其實每個時代非讀不可的書並沒有他們口中的那麼多，只要不是有推脫不掉的婚禮要去參加，一個下午確實可以講完。帶著愉快的心情、帶著自己的審慎判斷去讀這些書，自然是需要花上一生中許多個下午的時間，不過如果有學生可以做到，最終他們的文學知識比起最聰明的老師也會毫不遜色。接下來的一步有些讓人害怕：專業化。再往下，就是人活在世上所能走的最煩人的一步了：博學。不過如果學生們想要的只是在和人見面的時候露上一手，他們就完全沒有必要經歷這三重煉獄中的任何一步，而是隻需買上一部神奇的兩卷本《書籍大全》，作者是路易斯·努埃達和堂安東尼奧·埃斯皮納，編寫於一九四〇年前後，書中按照字母順序撰有一千多部世界文學主要著作的概述，包括每本著作的主要情節介紹和解讀，還有關於作者及其時代背景的簡介。當然，相對於一個下午的課所需要的書目，它可以說是多出了很多，可也有一個方便之處，那就是你不必真的把這些書都讀上一遍。這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這兩卷救命書已經在我的案頭放了好些年了，好幾回是它們把我從身處知識分子天堂時遇到的窘境中解救了出來，有了這兩本書，而且根據對它們的瞭解，我可以確定無疑地告訴各位，很多社會娛樂和報紙專欄的權威人士一定也擁有這兩本書，而且還經常使用它們。

幸運的是，人在一生中需要閱讀的書並不是很多。不久前，波哥大的《筆墨》雜誌向一群作家提了個問題：對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書籍是哪些。要求是隻列出五本，那些人所共知的除外，比方說《聖經》《奧德賽》和《堂吉訶德》。我的最終書目是：《一千零一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梅爾維爾的《白鯨》、《西班牙抒情詩集》——堂何塞·瑪麗亞·布萊誇編纂的一本詩歌集，可以當作偵探小說來讀，還有就是一本《西班牙語詞典》，當然不是皇家語言學院的那一本。這份書單，和所有的單子一樣，有可以討論之處，由此衍生出來的話題可以說上好幾個小時，可是我的理由簡單而真誠：倘若我只讀過這五本書的話——當然那些人所共知的要除外——也就足以寫出我到現在為止所寫過的東西了。換句話說，這是一份有專業特色的書單。不過，《白鯨》被列進來還有一番曲折。一開始我在這個位置上寫的是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它在我心目中是一部完美的小說，只是在結構上稍遜一籌，而這方面已經有《俄狄浦斯王》珠玉在前了。後來我又想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在我看來，在小說這個文學體裁中它算得上是寫得最好的了，而正是因為如此，我覺得應該把它歸入人所共知的那一類裡面去。而《白鯨》，它的無序結構創造了文學中最美的亂象之一，它激發了我身上神話般的勇氣，那無疑是我寫作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總之，無論是一個下午就可以上完的文學課，還是關於五本書的調查，都引導人們再一次去想一想，有多少不應被忘懷的著作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其中有三本，在二十多年前還處在一線的位置：托馬斯·曼的《魔山》、阿克塞爾·芒思的《聖米歇爾的歷史》和阿蘭－傅尼埃的《大個子莫林》。有時我會想，把那些最勤勉的學生都算上，在今天的文學課上還有多少人會用心思去問一問，這三部已經被邊緣化的書裡究竟都寫了些什麼。你會覺得它們都曾經輝煌一時，可又都曇花一現，就像艾薩·德·克羅茲和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若干小說，像阿道司·赫胥黎的《針鋒相對》，那是我們在藍色歲月裡都患過的某種麻疹；或者像雅各布·瓦瑟曼的《小鵝人》，舉出它與其說是因為詩歌還不如說是出於情結；或者像安德烈·紀德的《偽幣制造者》，它也許比作者自身想象的還要假。在這退休書籍的養老院裡，只有一例會讓人們感到驚奇，那就是赫爾曼·黑塞的書，在一九四六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獎的時候曾引發一場轟動，但很快就被人忘記了。不過最近幾年裡，他的書又被重新發掘出來，其力度不減當年，也許這一代人在他的書裡發現了與自己的疑惑產生共鳴的玄機。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足以引發憂慮，而更像是沙龍里供人消遣的猜謎遊戲。其實，不應該有什麼必讀之書，也不該有什麼懲罰之書，健康的閱讀方式是讀到哪一頁覺得受不了便就此打住。當然，對於那些自甘受虐、不顧一切要繼續讀下去的人們來說，也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把那些太難讀懂的書放在廁所裡。也許經過幾年的良好消化，就可以達到彌爾頓在《失樂園》裡描寫的化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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