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達巴黎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從羅馬坐火車到達了一個裝飾著聖誕節燈火的車站，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對對戀人相擁而吻。在火車上、地鐵中、咖啡館內、電梯裡，戰後的第一代人在各種公開場合縱情消費他們的愛情，這也是大災大難之後唯一不用花多少錢就可以得到的享樂。人們在大街上互相親吻，絲毫不顧忌會不會影響到街上的行人，而行人也只是目不斜視、若無其事地繞過他們，這倒使人想起我們村子的人對野狗的態度，公狗黏在母狗身上在廣場中央幹起好事，大家也視若無睹。大白天裡公然接吻在羅馬不大常見——那是我在歐洲住過的第一個城市——當然，更不必說在那個年代到處都是霧濛濛的波哥大了，人們都假模假式的，連在臥室裡接個吻都覺得有點兒難為情。

那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黑暗年代。透過街角的手風琴演奏出來的思鄉之曲，透過大街小巷烤爐裡烤栗子的香氣，能感覺到一種壓抑的氣氛像貪得無厭的幽靈在飄蕩。聖米歇爾林蔭大道上，警察會突然封鎖某一家咖啡館或是酒吧的出口，拳打腳踢地把臉長得不像基督徒的人統統抓走。沒辦法，我也是其中之一。怎麼解釋都沒有用處：不光是臉，就連我講法語的口音也成了坐牢的理由。第一次被塞進聖日耳曼－德－普雷警察局裝滿阿爾及利亞人的牢房裡的時候，我深感屈辱。這是一種拉丁美洲式的偏見：蹲監獄是件丟人的事情，因為從小我們就不知道坐牢竟然還有政治原因和刑事原因之分，而家裡的長輩們通常思想保守，致力於把這種混亂的思維方式灌輸給我們且不斷加以維護。我的處境更糟糕一些，因為即使警察把我抓起來的理由是我長得像阿爾及利亞人，我也得不到那些同在一間囚籠裡的阿爾及利亞人的信任——雖說我長了一張挨家挨戶推銷棉布的嘴臉，他們講起阿拉伯語來我還是一個字都聽不懂。不過，天長日久，因為經常要在警察局裡過夜，最後我和他們居然能聽得懂對方的話了。一天夜裡，他們當中的一位對我說，與其當個無辜的犯人還不如真的乾點兒什麼，便介紹我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做點兒事。他是個醫生，名字叫阿默德·特巴爾，後來成了我在巴黎最好的朋友之一，可他在祖國獲得獨立之後去世了，死於另一種戰爭。二十五年後，當我受邀參加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獨立紀念活動時，我對一位記者說了件讓大家難以置信的事情：我唯一為之坐過牢的革命就是阿爾及利亞革命。

可那個年代的巴黎並非只有阿爾及利亞戰爭這一件事。它也是很長時間以來拉丁美洲流亡者中最盛行的目的地。那時候，在阿根廷掌權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那時的他還不是後來的庇隆，秘魯有奧德里亞將軍，哥倫比亞有羅哈斯·皮尼利亞，委內瑞拉有佩雷斯·希門尼斯將軍，尼加拉瓜有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將軍，多明尼加有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古巴有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盛行一時的集權統治使得我們這些避難者也人數眾多，以至於詩人尼古拉斯·紀廉每天一大早都會站在庫哈斯大街他所住的聖米歇爾酒店的房間陽臺上，把他剛從報紙上看到的有關拉丁美洲的訊息用西班牙語大聲宣讀一遍。一天清晨，他高聲喊道：「那傢伙倒臺了！」當然真正倒臺的只有一個，可我們所有的人醒來時都充滿希望，覺得倒臺的是自己國家的那個傢伙。

我到巴黎時只不過是個年輕氣盛的加勒比人。我和這個城市之間有著太多的陳舊官司，也有著太多更陳舊的愛戀故事，可我最感謝它的一點是它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觀察拉丁美洲的穩定角度。我們此前各自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從未有過的共同視角，現在在一張咖啡桌旁變得如此清晰，最終使得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但我們其實都在同一條船上。只要在聖日耳曼－德－普雷大街上擠滿了人的咖啡館裡兜上一圈，就相當於遊遍了整個拉丁美洲，你可以遇到各個國家的作家和藝術家，遇到正在遭受迫害或者正在醞釀革命的政治家。也有從來不去那裡的，比如我與胡里奧·科塔薩爾的緣分就是如此——自從讀過他的《動物寓言集》，我就一直對他心懷敬意，我在「老海軍」酒吧等了他差不多一年，只因為有人告訴我他常去那裡。十五年以後，我們到底還是在巴黎見了面，他依然是多年前我想象的那個樣子：他是世上最高的人，從沒有打算過變老。他還是那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拉丁美洲人的老樣子，就像他在一篇故事裡描繪的那樣，喜歡在霧濛濛的清晨去看怎麼用斷頭臺執行死刑。

空氣裡飄蕩著布拉桑的歌聲。美貌迷人的塔奇亞·金塔納本是個無所畏懼的巴斯克女子，卻早被各國的拉丁美洲人同化成我們這些避難者中間的一員，她硬是創造出奇蹟，用一隻酒精爐做出了一大鍋足夠十個人吃的鮮美的海鮮飯。保羅·庫羅，又是一個被我們同化了的法國人，專門為我們當時的生活方式造出了一個詞：黃金苦難。我一直對自己的境遇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認識，直到有一天夜裡，我在盧森堡公園旁邊瞎逛，突然發現自己整整一天連只毛栗子都沒下肚，也找不到睡覺的地方。我沿著林蔭大道逛了好久好久，心想能遇上一支專抓阿拉伯人的巡邏隊就好了，這樣他們就能把我抓去暖暖和和的牢房裡睡上一覺，可我找了好長時間也沒能遇上他們。天快亮了，濃濃的迷霧裡，塞納河畔已經模模糊糊現出了宮殿的輪廓，我邁開堅實的大步往西堤島方向走去，臉上是一副剛剛起床要去工廠上班的本分工人的表情。穿過聖米歇爾橋的時候，我感覺到迷霧中我並不是孤單一人，因為我清楚地聽見了有人從對面走來的腳步聲。濃霧中，只見他從同側的人行道上邁著和我相同的步伐走了過來，走近時我看見了他身上紅黑相間的蘇格蘭式上衣，在橋中間擦身而過的時候，我看見了他亂糟糟的頭髮、土耳其人的小鬍子、同樣因飢餓和缺乏睡眠而愁苦的臉，也看見了他飽含著淚水的雙眼。我的心一下子被凍得冰涼，因為待會兒我往回走的時候一定就是這副嘴臉。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巴黎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在我從斯德哥爾摩返回巴黎的此刻，這段記憶更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相比那時，這城市沒有多大變化。一九六八年，我曾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來過這裡，就想看看經過神奇的五月風暴之後這座城市怎麼樣了，我發現戀人們已經不在公眾場合接吻，街道上鋪路的石頭也都重新鋪好了，牆壁上那些史無前例的美妙標語已經被擦去：「想象至上」「水泥地下是海灘」「讓我們相愛吧」，諸如此類。昨天，我舊地重遊，只看見一件新鮮事：穿著綠色制服的市政人員騎著綠色摩托車穿行在大街小巷，每個人都帶著彷彿星際探索才用得上的機械手一樣的工具，在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裡，收拾著一百萬條狗每二十四小時拉在街上的狗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國家報》，馬德里

喬治·布拉桑（georgesbrassens，1921—1981），法國歌唱家兼作曲家，唱片發行量曾高達兩千萬張，如詩歌般的作品使得他也有了詩人的稱號。

原文為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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