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個朋友去找亞歷杭德羅·奧夫雷貢幫忙,說他們去大沼澤釣那種二十磅重的鯡魚,結果他那條小船的船主在臨近黃昏時落水淹死了,想請他幫忙去找那人的屍體。他們兩個人在那個寬闊的渾水天堂裡忙了整整一夜,舉著獵人常用的那種射燈,跟蹤著常常能指示溺死者長眠深處的水上漂流物,把那些最想象不到的水灣都搜了個遍。突然,奧夫雷貢看見了他:屍體幾乎是坐在水裡,水一直淹到他的頭頂,水面上只能看見他的一綹綹頭髮在漂來漂去。「活像一隻水母。」奧夫雷貢後來這樣對我說。他用雙手抓住死者的頭髮,用他畫慣了鬥牛和暴風雨的非凡氣力,把溺水者龐大的軀體整個拉出了水面,可憐那人雙目圓睜,身上還流淌著沾滿水草和小魚的泥漿,像條死魚一樣被扔進船艙裡。
後來每次我倆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我都會要求奧夫雷貢把這件事重新再講上一遍——這件事還給了我寫個溺水者的故事的靈感——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做過最接近他作品的事。其實他畫起畫來就是這樣,像是在黑暗中尋找被淹死的人。他畫遠方地平線上的電閃雷鳴,纏鬥的牛頭妖怪奔湧而出,還有愛國的神鷹、淫蕩的山羊和叫聲淒厲的魚。而在他獨有神話創造出來的躁動動物中間,遊走著一個頭戴佛羅倫薩式花冠的女人,一成不變而又瞬息萬變地在他的每一幅畫中徘徊,每次的含義卻又各不相同,因為實際上她正是這個如鋼筋水泥般堅強的浪漫主義畫家情願為之獻出生命的可望而不可得的女子。他正是我們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是,也只應如此的模樣,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女子是在三十二年前我認識奧夫雷貢的當天,在巴蘭基亞市聖布拉斯大街上他的畫室裡。那裡有兩個寬敞的房間,陳設簡單,城裡巨大的嘈雜聲自開啟的窗子傳來。在一個角落裡,在畢加索最新的靜物和他早年心中的雄鷹之間,她一襲綠衣,神情憂鬱,身旁荷花低垂,手裡託著自己的靈魂。奧夫雷貢那時剛從巴黎回國,彷彿被番石榴的氣味燻得暈頭轉向,和他掛在牆上的一幅自畫像長得一模一樣——現在我寫東西的時候,它就在牆上一直盯著我,他曾在一個瘋狂的夜晚用大口徑槍連發五彈,想把牆上的自己幹掉。然而我剛認識他的時候,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不是他那雙令集市上的同性戀者驚歎的海盜般清澈的眼睛,而是那雙粗糙的大手,我們曾親眼看見他就憑著這雙手在一次妓院裡的打鬥中把半打瑞典水手打倒在地。那是一雙西班牙老手,可剛可柔,像堂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一樣,用心愛女人養的鴿子去喂肥自己的獵隼。
這雙手是他無盡天賦的完美工具,從未給他一刻的安寧。奧夫雷貢作畫很少憑藉理性,他總是隨時隨地,隨手抓起一件東西就開始畫。就在那人被淹死那段日子裡的一天晚上,我們來到一家只裝修了一半的小酒館打算痛飲一番。桌子都在牆角堆著,旁邊是一袋一袋的水泥和石灰,還有幾個木匠的工作臺,是準備做房門用的。奧夫雷貢在一股松節油氣味的燻蒸下久久立在那裡,彷彿懸浮在半空中,最後他拎著一罐油漆爬到一張桌子上,大筆一揮,三下兩下,就在乾乾淨淨的牆壁上畫出了一隻綠色的獨角獸。我們費了好大力氣說服小酒館老闆,那幾筆畫出來的東西比他家酒館的門面可值錢多了,好在最後總算是成功了。打那天晚上起,那家無名小酒館就一直叫獨角獸酒館,招來不少的美國遊客和小白臉,直到後來隨無情的時間之風飄揚到鬼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又有一回,奧夫雷貢遭遇車禍,兩條腿都斷了,在住院的兩週時間裡,他找護士借了把手術刀,在固定雙腿的石膏上雕刻出了他的動物圖騰。不過這件傑作最後沒有落在他自己手中,而是被給他拆掉石膏的外科大夫拿走了,現如今被美國一傢俬人機構收為藏品。曾有一個記者到他家裡採訪,有點兒惱火地問他家那隻小水犬怎麼了,一刻也不得安生,奧夫雷貢是這樣回答他的:「它有點兒緊張,因為它知道我要在它身上畫畫了。」當然,最後他還是把小狗給畫了,不管什麼東西,只要落在他手上他都要畫上幾筆,因為在他的觀念裡,世上萬物的存在都是為了被畫的。他住在原西印度群島卡塔赫納總督的府邸裡,從那裡的一扇視窗看出去,整個加勒比海盡收眼底,你在那裡可以看到畫家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可以看到另一種畫上人生:燈上、抽水馬桶上、鏡子上、電冰箱的硬紙板包裝盒上,無處不畫。許多放在別的藝術家身上是缺點的東西,到了他身上卻成了合理合法的優點,比如多愁善感呀,象徵呀,熱情奔放的衝動呀,還有愛國主義的激情呀。就連他的一些敗筆也都充滿了生機,就比如一個在熔爐裡燒焦了的女人頭像,奧夫雷貢把他家裡最好的地方留給了它,半邊已經被蟲子吃得不像樣子,額頭上卻還戴著女王的冠冕。這個從未到過這裡的女人已經沒了雙眼,但還是能從她的臉上看出一種永遠撫慰不平的憂鬱,讓人不禁覺得這個敗筆也絕不可能是畫家的無心之作,它一定是經過精心考慮的。
有時候家裡來了朋友,奧夫雷貢就一頭扎進廚房。看見他在桌上佈置飯菜真叫人開心不已:鯛魚身上泛著藍藍的光,豬鼻子裡還插上了一朵石竹花,小牛肋排上帶著心形的印跡,青香蕉是從阿爾霍納來的,木薯來自聖哈辛托,山藥一定是出自圖爾瓦科。看他精心準備著這一切真叫人賞心悅目,他會把這些東西切開,按不同的形狀和顏色放好,再用水煮熟,做這一切的勁頭和畫畫時一模一樣。「就像把各種風景都放進鍋裡的感覺。」他這樣說。鍋開了以後,他會用一把長柄的大勺子不斷地嘗湯的味道,接下來就是一瓶接一瓶地往鍋裡倒「三個街角」牌朗姆酒,直到最後湯都蒸發完了,鍋裡只剩下朗姆酒。那時候你才會明白,為什麼做頓飯要花上教皇做一次祝聖大典那麼長的時間和那麼大的陣仗,原來這一鍋石器時代的雜燴湯,被奧夫雷貢裝在蕉葉裡端上來的時候已經和烹飪無關了,你要吃進肚子裡的是一幅畫。他做一切事情都和畫畫一樣,因為他對其他的方式一無所知。這倒也不是說他活著只為了畫畫。不是這樣:而是隻有畫畫的時候他才活著。他總是光著腳,身上穿的棉布汗衫過去應該是用來擦畫筆的,褲子是他自己用切肉的刀裁短了的,他做起事來帶著泥瓦匠一樣的嚴謹態度,全然符合上帝對傳福音者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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