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在生活中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的回答總是：「一個槍手。」這個笑話倒也並不像聽上去那麼傻。倘若哪一天實在推脫不掉，我答應連夜寫一篇十五頁紙的短篇小說，我一定會到我那些舊紙堆裡翻一翻，然後肯定就能按時完成稿子付印。寫出來的也可能糟糕透頂，但答應的事情我算是做完了——無論如何，這就是我想通過這個噩夢般的例子表達的意思。反過來，如果讓我去寫一封祝賀電報或是一封弔唁信，要不絞盡腦汁，花上一個禮拜時間，我是肯定寫不出來的。面對諸如此類實在提不起興趣的任務，正如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其他許許多多不得不做之事一樣，在我認識的作家裡，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能去找別的更在行的槍手幫忙。這個我每個星期都不得不寫的專欄，就是我那近乎粗暴的職業榮譽感的好例子：到十月份它就要連刊滿兩年了。只有一次開了天窗，而且責任也不在我：是通訊系統在最後一刻出了問題。每個星期五的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都專門被我用來寫專欄文章，我總是帶著同樣的意志、同樣的自覺和同樣快樂的心情，不少次甚至是帶著寫出一篇傑作的勁頭去寫。有時候定不下來合適的主題，星期四晚上我一定會睡不踏實，不過經驗教會了我，問題一定會在睡夢中得到解決，早上起來我往打字機跟前一坐，便會文思泉湧。不過我總會提前想好幾個話題，把各種來源的素材一點點蒐集整理妥當，再嚴格審查一番，因為我感覺讀者們對我犯的過錯不會像對我需要的那個槍手那樣寬容。我寫這些專欄文章的首要任務就是每個星期能給普通讀者灌輸點兒知識，他們才是我最感興趣的人，而這些知識對於那些無所不知、絕頂聰明的大人先生們來說當然就顯得太過淺顯，也許近乎幼稚了。我的另一個任務——也是難度最大的那個——是在不借助別人的情況下盡我所能把文章寫得好一些，因為我始終認為把文章寫好是唯一能夠自洽且獨有的快樂。

我給自己強加了這份負擔，是因為自覺在一部小說和下一部小說之間有大把的時間不去寫作，漸漸地——就像投球手一樣——會感到手生。後來，這個技巧性的決定變成了對讀者許下的承諾，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我逃脫不掉的鏡子迷宮，當然，除非我找到一個能代替我的天賜槍手。可我覺得這已經有點兒晚了，因為曾經有三回我下決心不再寫這些專欄文章，每次都被我心中裝著的那個小小阿根廷人毫不留情地阻止了。

我第一次下這樣的決心是在時隔二十年後寫第一篇專欄文章的時候，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累得像個服划船苦役的犯人才寫了出來。第二次是在一年多以前，當時我正和奧馬爾·托里霍斯將軍在法拉隆的軍事基地小憩幾天，天空是那樣清澈透明，大洋是那樣寧靜，讓人只想駕條船去航行一番，誰還有心思坐下來寫作呢。「我給主編髮個電報，就說今天沒有專欄文章，不就得了。」我輕鬆地長舒了一口氣，這樣想道。可是我那倒霉的良心壓迫著我，中午飯一點兒也吃不下去，到了下午六點，我把自己關進房間裡，用一個半小時把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寫下來交給了托里霍斯將軍的一個副官，讓他用電傳發到波哥大，再請那裡的人把文章轉發到馬德里和墨西哥城去。直到第二天我才得知，托里霍斯將軍動用了一架軍用飛機把稿子送到巴拿馬城機場，從機場再用直升機送到總統府，從那裡通過官方渠道幫我把文章傳送了出去。

最後一次是在六個月前，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多年來一直想寫的那部愛情小說已經在我心裡醞釀成熟，我面臨的選擇是，要麼立即全情投入進去，要麼就永遠不去寫它。然而，到了關鍵時刻，我卻沒有足夠的膽量從我每週一天的囚徒生活中逃離，於是我生平第一次做了件自己都本以為永遠不可能的事情：我每天都逐字逐句地寫我的小說，並以同樣的耐心，但願還能以同樣的運氣，就像母雞在院子裡一粒一粒啄食似的，一邊聆聽著星期五那隻巨大的怪獸不斷靠近的可怕腳步聲。現在我們又在這兒見了面，一如既往，而我希望能永遠如此。

我是在一天下午，在我波哥大的家中開始給這個專欄寫第一篇文章的，在墨西哥使館的外交庇護下於第二天完稿，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懷疑自己還能不能逃離這個牢籠；剛剛過去的七月裡的一個星期五，在克里特島上的電報局裡，我仍然這樣懷疑——當時我好不容易才和當值的電報員說明白，讓他用西班牙語把稿子發出去。在蒙特利爾我繼續懷疑，那次我因為打字機電壓和酒店裡的不同不得不緊急買了一臺新的。兩個月前在古巴，我依然如此，當時我換了兩臺打字機都不好使，最後他們給我搬來一臺電子打字機，那玩意兒太先進了，最後我還是決定改用手寫在一個打著方格的練習本上，這倒讓我想起了過去在阿拉卡塔卡小學上學那遙遠而幸福的時光。每次出現這樣的意外情況時，我總會帶著迫切的心情期望，要是能有一個人替我做這些事就好了：這個人就是一個槍手。

這麼說吧，這樣的需求在我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一次，應該是好多年前我到路易斯·阿爾科裡薩在墨西哥城的家中去，商量一個電影指令碼的那天。上午十點鐘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情緒很低落，因為他家的廚娘請他幫忙寫封信給社會保險局的主任。阿爾科裡薩平日裡的工作是一家銀行的出納，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是最早為路易斯·布努埃爾寫電影指令碼的幾位最聰明的作家之一，後來轉而為自己的電影當編劇。一開始他以為寫這封信也就是半個小時的活。可是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卻是一副快要瘋掉的模樣，身邊是一大堆撕碎的紙，上面都只寫了個差不多的正式開頭：給您寫這封信我深感榮幸……我想幫他一把，結果三個小時過去，我們還在不斷地打著草稿又一張張地撕掉，酒倒是喝了不少，杜松子酒兌上苦艾酒，外加一肚子的西班牙香腸，我們倆都有點兒醉了，可除了開頭那兩句最常規的話以外，還是沒有任何的進展。下午三點鐘，廚娘回來取信，我們只好一點兒都不知道害臊地對她說信還沒寫出來。我至今都不能忘記那位善良的廚娘看著我們的那副憐憫面孔。「可這挺容易的呀——」她的聲音裡滿含謙卑，「您瞧瞧。」於是她隨即準確無誤、從容不迫地口述了一封信，流暢得路易斯·阿爾科裡薩勉強才能用打字機跟上她的速度。那一天——到今天也還是如此——我一直在想，也許這個不見經傳、一天天在廚房裡虛度韶華的女人正是我生命中急需的那個秘密槍手，這樣我才能變成一個幸福的人。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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