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墨西哥城一覺醒來，在報紙上讀到一則訊息，說我前一天在大洋彼岸的大加那利島拉斯帕爾馬斯城做了個文學講座，那位勤勉的記者不僅對活動做了詳盡的報道，而且還對我的講座做了頗為精妙的概括。可是這裡面最讓我高興的是，文章的幾個主題的聰明程度遠非我能想象，而它表述方式的華麗程度也遠超我的能力範圍。只有一處出了錯：那就是我那一天並不在拉斯帕爾馬斯，我已經有二十二年沒去過那裡了，而且我從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過有關任何主題的講座。
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有人發出通知說我在某地，其實我根本不在那裡。我藉助各種媒體說過，我不參加公眾活動，不在任何講壇講話，不出現在電視鏡頭裡，不參加我的新書釋出會，也不做任何會把我變成一場表演的東西。我這樣做倒不是出於謙虛，而是出於更糟糕的原因：羞怯。這種做法對於我來說並非難事，因為四十歲以後，我學會的最重要的本領就是在該說不的時候堅決說不。可是，總有那麼一兩個興風作浪的傢伙在報紙或者私人聚會上宣佈，我下週二下午六點會出席某個我一無所知的活動。到了真假揭曉的關鍵時刻，那傢伙就會請與會的人們見諒，說是那作家未能履行承諾，答應好要來卻不來，然後再就出了名就忘本的電報員的兒子們編上幾句令人惱火的話，最後這傢伙總能得以讓公眾大發善心，於是他也就可以為所欲為。剛開始有人做這種下作勾當的時候，他們的歹毒伎倆也曾讓我大動肝火。可是後來我讀到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回憶錄，心中稍許得到安慰，他在那相當有趣的最後一章裡也發了一通和我一模一樣的牢騷，讓我恍然大悟：這是一件沒辦法的事情，誰都沒有錯，因為存在著另外一個我，他不受任何控制地滿世界遊走，做我應該做卻不敢做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身上發生過的最奇怪的事還不是參加那場加那利島上的虛構會議，而是幾年前因為一封我從來沒有寫過的投訴信和法國航空公司有過的那一段不愉快經歷。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法航收到一封裝腔作勢、怒氣沖天、署著我名字的抗議信，信中為我在乘坐該公司從馬德里到巴黎的定期航班時受到的差勁待遇特此抗議云云，還附有具體的航班號和日期。一番嚴密調查之後，該公司給了空姐相應處分，公關部給我往巴塞羅那寄來一封語氣懇切的道歉信，表示深感痛心。收到信的我目瞪口呆，因為我根本沒在那個航班上。還有，每次坐飛機我都膽戰心驚，根本對機組對我好還是不好沒有感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抓緊座椅的扶手上，覺得這樣就能幫飛機在空中飛得平穩些，再不然就是看好孩子們，不讓他們在機艙裡亂跑，別一不小心把飛機踩出個窟窿來。我記憶中唯一一次出了點兒狀況的是從紐約起飛的一次航班，那次一是因為超載，二是座位太擠，我連氣都喘不上來。航行途中，空姐給每位乘客送了朵紅玫瑰。我當時已經被嚇得半死，說了句大實話。「你們發玫瑰花，」我對她說，「還不如給我們多留五釐米的空間，也好讓我們把膝蓋舒展舒展。」那個漂亮姑娘，一定是有當年征服者的勇猛血統，冷冷地回了句：「您要是不喜歡，就下飛機。」這個航空公司的名字我現在不願意再提了，即便這樣，我也當然沒想去寫封投訴信什麼的，我只是一個花瓣一個花瓣地把那朵玫瑰花吃了下去，慢慢地咀嚼，用品味它那帶著藥味的香氣來平復自己的焦慮，直到心平氣和。反正我收到法航的道歉信時，心裡反倒為自己沒做過的這件事相當羞愧，甚至決定親自去一趟他們的辦事處說明情況。在那裡，他們給我看了那封投訴信。我對這封信也實在恨不起來，一來是因為它的寫作風格，二來也是因為連我自己都很難看出來，那簽名是假冒的。
毫無疑問，寫這封信的人一定也就是那個在加那利島做了講座的人，就是那個做了許多事而我只是碰巧才知道了一星半點的人。我到朋友家去的時候，常常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到他們的書房裡去找我寫的書，趁他們不知道的時候在書頁上寫上我的題詞。但有兩三回，我發現書已經被寫上了題詞，字也像是我的字，墨水也是我常用的黑墨水，也是我那種一揮而就的風格，簽出來的名字要說和我真正的簽名還差點兒什麼的話，那就是我本人了。
同樣讓我吃驚的是在報紙上讀到我並沒有參與過的採訪的報道，還真沒辦法去譴責它，因為它的每一行文字都和我的思想不約而同。更有甚者，在目前為止出版過的對我的採訪中，最能清楚表達我一生中內心的糾結與紛亂——而且不光是在文學上，還包括政治、個人愛好、我心底歡樂和猶豫的各個方面，寫得最好的是差不多兩年前登在加拉加斯一家不起眼的雜誌上的一篇，而它從頭到尾都是編出來的。這篇採訪讓我特別開心，不光是因為它內容的精準，更多的是因為署上了全名的作者是一位我素昧平生的女士，可她應該是非常愛我，要不然也不可能對我有如此瞭解，哪怕僅僅是對另一個我的瞭解。
我和在世界各地碰見過的熱情親切的人們間都發生過類似的小插曲。總有人說曾經在一個什麼地方遇見過我，還說感到那次愉快的會面至今歷歷在目，而我其實從未到過那個地方。要不就說他是我傢什麼人的好朋友，實際上我家裡誰也不認識此人，看來這另一個我和我一樣，家裡親戚也很多，只不過他們也都並非真人，只不過是我家人的替身而已。
在墨西哥，我經常碰見一個愛對我說起他是如何和我一個叫翁貝託、住在阿卡普爾科的兄弟縱情狂歡的人。我最後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為我這個兄弟替他辦了件什麼事向我表示謝意，我想不出來應該怎麼回答他，只好說了聲沒什麼，夥計，小事一樁，因為我實在不忍心把實話告訴他：我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叫翁貝託的兄弟，更別提住在阿卡普爾科了。
三年前，我剛在墨西哥城的家中吃完午飯，這時有人敲門，我的一個兒子笑得死去活來地對我說：「爸爸，外面來找你的是你自己。」我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激動得不能自已，心想：「他總算來了。」可來的並不是另一個我，而是一位年紀輕輕的墨西哥建築師，也叫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他斯斯文文、舉止優雅，用極強的剋制力忍受著名字出現在電話號碼簿上給他帶來的痛苦，非常有禮貌地查到了我的住址，把在他辦公室裡積攢了一年的信件給我送了過來。
不久前，某人路過墨西哥城，在電話號碼簿上找到我的電話，電話裡有人告訴他我們都在醫院裡，說太太剛生了個女孩。我倒真想要個女兒啊！後來發生的事情應該是建築師的太太收到了一束極美的玫瑰花，要說是為了慶祝女兒的誕生，她當之無愧，因為我這一輩子都想有個女兒，可惜就是沒有這個福氣。
不，這個年輕的建築師並不是那另一個我，他只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和我同名同姓而已。這另一個我可不一樣，他是永遠也不會找到我的，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住在哪裡，長什麼樣，也不會知道我們的境遇竟有如此大的區別。他將繼續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中，他的生活令人眼花繚亂，卻和我沒有半點兒關係，他有私家遊艇、有私人飛機，他在帝王般的宮殿裡用香檳酒給他美豔的情婦們沐浴，對那些與他作對的王子們則報以老拳。他會繼續安享我的傳奇，富貴至極、永遠年輕英俊，就連流下的最後一滴眼淚都滿載著幸福，而我，則一如既往安然地坐在我的打字機前，對他的胡言亂語、胡作非為不聞不問，每天晚上照常找幾個終身老友小酌幾杯，徒勞地慰藉一下自己對番石榴香氣的思念之情。因為世上的不公無非是：另一個我在享受我的名聲，而我本人卻因此活得窩窩囊囊。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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