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墨西哥城一條中心大道路邊等計程車，光天化日之下，我看見一輛計程車駛來卻沒去攔它，因為司機身邊坐著一位乘客。然而，車開到我身邊以後，我發現那隻不過是自己的視錯覺：那輛計程車並沒有載客。

幾分鐘後我向司機講了我看見的現象，他一臉鎮靜地告訴我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幻覺。「這是常事，」他對我說道，「有時候我開著車轉上一天也沒人攔我的車，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看見我旁邊坐著個幽靈乘客。」這個座位既舒服又危險，在有些國家，它被叫作「死者之座」，因為一旦發生事故它是首當其衝，而在這個計程車故事裡，這個名字更是再合適不過了。

我把這件事講給路易斯·布努埃爾聽的時候，他起了極大的興致，對我說：「這種事拍到電影裡倒是個挺不錯的開頭。」我一直在想，他這話說得有道理。這個細節本身並不算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毫無疑問，它作為一篇小說或是一部電影的開頭會相當精彩。當然，它也有一個嚴重的缺陷，那就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必須比它更加精彩。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從來沒有采用過它。

不過，好多年過去了，現在我對它又有了興趣，有人竟對我講了同樣的故事，就好像是他在倫敦剛剛親身經歷一般。要說這種事會發生在倫敦，更是有點兒蹊蹺，因為倫敦的計程車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不大一樣。它長得有點兒像出殯用的車，有著帶花邊的窗簾，深紫色的腳墊，軟軟和和的真皮座椅算上加座可以載七個人，還有種帶有葬禮遺忘氛圍的自內散發的寂靜。而在那個所謂「死者之座」的地方——在司機的左手邊而不是右邊，沒有載客的座位，只有一個裝行李用的空間。可在倫敦給我講這件事的朋友向我保證，他就是在這個位置看見那個並不存在的人的，不過那司機對他說——和墨西哥城那位司機正好相反——可能是他眼睛看花了。現在好了：昨天我把這些事情講給巴黎的一位朋友聽，他堅信我是在拿他尋開心，因為他說這明明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此外他還說，在他身上發生的那回更是非同小可，因為他給計程車司機描述了他看見的那個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人的樣子，包括他禮帽的式樣和領結的顏色，結果司機認為那是他在德國人佔領法國期間被納粹殺害的兄弟的鬼魂。

我不覺得我的這些朋友在撒謊，正如我也沒有對路易斯·布努埃爾說謊一樣，我只想指出一個事實：這類故事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一再上演，而沒有人能夠證實它是真還是假，也沒有人猜得出其中的蹊蹺。所有這一類的故事裡最古老、也是重複率最高的版本，我第一次是在墨西哥聽到的。

這個流傳久遠的故事是說，一家人在海邊度假時，老奶奶不幸去世了。把一具屍體從一個州運到另一個州的各種批文和法律手續又昂貴又難辦——有人曾在哥倫比亞告訴我，他不得不讓死人坐在他的車後排座位上，夾在兩個活人中間，經過公路檢查站的時候還往死人嘴裡塞了根點燃的雪茄煙，總算躲過了形形色色的運送屍體的法定手續——就這樣，墨西哥那家人把死去的老太太捲進一塊地毯，再用繩子捆得結結實實，綁在了車頂的行李架上。在一個休息區，一家人下車吃頓午飯的工夫，連車帶綁在上面的老太太屍體一起被偷走了，而且從此再也沒有任何訊息。對於這起失蹤事件的解釋是小偷們沒準找了片荒地把屍體埋了，然後把車拆個七零八落，這才卸去了屍體壓在心頭的重負。

有一段時間，在墨西哥到處都有人講這個故事，只是故事中人的姓名各不相同罷了。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講故事的人總說自己是主人公的朋友。有的還有鼻子有眼地說出主人公的姓名和地址。好多年過去了，我在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聽人講過這一類故事，甚至在越南，當地一個翻譯也給我講過，說是他一個朋友在戰爭年代遇到的真事。每個人都說得活靈活現，如果你堅持一下，他們甚至還會告訴你主人公姓甚名誰家住何方。

另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時間上離現在稍微近一點兒，諸位如果一直有耐心每週都看我的專欄的話，也一定會記得的。那個聳人聽聞的故事講的是去年夏天，四個法國年輕人在蒙彼利埃的公路邊搭載了一個白衣女子。突然，那女子用手指向前方，大喊一聲：「小心，前面那個彎道危險！」隨即就消失了。這段故事我在法國的許多家報紙上都看到過，它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後來我還就此事寫了一篇小文章。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像這樣一個如此具有文學美感的事件，居然沒有引起法國官方的重視，而是把它束之高閣，僅僅是因為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不過，幾天以前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告訴我，官方這種冷漠的態度自有它的原因：在法國，這一類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很多年前就有了，甚至早於汽車的發明，只不過在那個年代，那些夜間遊蕩在公路邊的鬼魂請求搭載的是載客的馬車。這使我想起在美國征服西部的故事中，也有個被一再重複的傳說：一位孤獨的旅行者乘坐夜行的驛車，車上還有一個上了年紀的銀行家、一個剛剛上任的新法官和一個漂亮的北方姑娘，還有陪伴姑娘的保姆，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唯獨那姑娘的位子是空著的。不過最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發現我在法國報刊上看到、又在我的專欄裡寫過的這個白衣女子的故事，早被我們當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馬諾洛·巴斯克斯·蒙塔爾萬，寫過了，名字叫《經理的孤獨》，是他眾多作品中我還沒來得及拜讀的幾本之一。我的一個朋友給我寄來了影印件，我這才知道居然還有如此巧合，而那朋友也是早就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聽過這個故事。

我倒不太擔心與巴斯克斯·蒙塔爾萬發生什麼版權糾葛：我們倆有著我們這些「第二加泰羅尼亞人」共同的文學代理出版商，這個故事的版權怎麼分配最為得當，她自有辦法。我擔心的是另一個巧合，那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我指的是第三個——說的也是公路上的事情。我曾從我書房裡那麼多沒用處的詞典上看到過這麼一個詞，叫作「道聽途說」，現在已經找不到它的出處了，可一定和這些故事有什麼關係。糟糕的是這個詞的意思是指編出來的沒有根據的瞎話，而這三個一直跟在我身後的故事可都是千真萬確的，它們在不同的地點由不同的主人公一再重複，這樣一來大家就不會忘記，文學創作領域也有不安的靈魂在四處漂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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