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過，翻譯是最好的閱讀方式。我以為，它同時也是最艱難、最吃力不討好、回報最低的方式。「翻譯即背叛」，這個義大利成語盡人皆知，意思是：誰翻譯了我們的作品，誰就成了背叛我們的人。莫里斯－埃德加·康德羅是法國最聰明、最勤勉的翻譯家之一，他在口述回憶錄裡透露的一些東西使人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譯者就是模仿小說家的人。」他模仿莫里亞克的口氣這樣說道，意在告訴人們，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譯者都應當模仿原作作者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舉止。他把當年還是無名小輩的幾個年輕的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約翰·多斯·帕索斯、歐內斯特·海明威、約翰·斯坦貝克——翻譯成法語，不僅成了教學之餘的消遣，還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代人介紹到了法國，他們對歐洲同一代人的影響——包括薩特，包括加繆——不言而喻。這樣看來，康德羅不是個叛徒，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天才的共犯。和各個時代的偉大翻譯家一樣，他們個人對所翻譯作品的貢獻通常不為人知，而他們的失誤之處卻時常被放大。

當你用非母語閱讀一個作家作品的時候，你會幾乎自然而然地產生把它翻譯過來的願望。這很好理解，因為閱讀——音樂也是如此——的快感之一就是把它與朋友們分享的可能。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馬塞爾·普魯斯特至死都在遺憾沒能實現把一個和自己如此不同的作家——如約翰·拉斯金——的作品從英文翻譯過來的願望。有兩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很想翻譯的，他們是安德烈·馬爾羅和安託萬·德·聖－埃克蘇佩裡，而說老實話，這兩位在當代法國人心目中並不佔據什麼頂尖地位。但我也僅僅是想想而已。不過很久以來，我一直在一點一滴地翻譯賈科莫·萊奧帕爾迪的《頌歌集》，但我是利用自己為數不多的空閒時間悄悄地在做，而且我完全清楚，無論是我還是萊奧帕爾迪，要想靠這個出名，那是找錯門了。我只是把這看作上廁所時消磨時間的玩意兒，就像那些耶穌會的神父們說的，叫獨處時的娛樂。但是，僅僅這麼一試，我便明白了要想從專業翻譯家們的嘴裡搶一口飯吃有多難，得做出多大的犧牲。

要想讓一個作家對他作品的翻譯感到滿意也是件難事。在一部小說裡，每個詞、每句話、每個強調背後幾乎都暗藏著只有作者自己知道的隱藏含義。因此，毋庸置疑，最理想的做法是讓原作者儘可能地親自參加到翻譯工作中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優秀的法語版本。初稿是由奧古斯特·莫雷爾獨自譯成，後來的最終定稿則是他與瓦萊裡·拉伯德和詹姆斯·喬伊斯本人共同完成的。結果譯作成了大師級的傑作，勉強能與它相媲美的只有——據某些學者證實——安東尼奧·霍瓦斯的巴西葡萄牙語譯本。唯一的一個西班牙語譯本幾乎無人知曉。不過人們可以從它翻譯的來歷中找到解釋。譯者是一個名叫j.薩拉斯·蘇比拉特的阿根廷人，在現實生活中是一位人壽保險方面的專家，他是為自己翻著玩的，純粹為了消遣。布宜諾斯艾利斯時運不濟的出版商聖地亞哥·盧埃達發現了這個譯本，在四十年代末出版了這本書。幾年後，我在加拉加斯一家保險公司見到了薩拉斯·蘇比拉特，當時他正趴在不知是誰的辦公桌上。那個下午簡直太棒了，我們一直在聊英國小說家，他說起他們來如數家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情景簡直如在夢中：那是在巴蘭基亞，他已經老了，比以往更顯孤獨，在狂歡節的瘋狂遊行中跳著舞。他出現的場合太不一般了，我決定還是不同他打招呼為好。

另外幾部可以載入史冊的譯作是古斯塔夫·讓－歐布立和菲利普·尼爾翻譯的約瑟夫·康拉德幾部小說的法譯本。這位跨時代的偉大作家——他的全名是約瑟夫·特奧多·康拉德·科爾澤尼奧夫斯基——出生在波蘭，他父親就是一位英語翻譯家，翻譯過許多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作品。康拉德的母語是波蘭語，但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學習法語和英語，後來還成了用這兩種語言寫作的作家。說我們言之有理也好，說我們沒有道理也罷，反正今天我們認為他是英語作家裡的大師級人物。人們都說，因為他總是求全責備，搞得他著作的法語譯者們生不如死，可他也從沒有下決心親自去翻譯自己的作品。這事情挺奇怪，可確實沒有幾個雙語作家肯這樣去做的。離我們最近的例子是豪爾赫·森普倫，他既用西班牙語也用法語寫作，卻總是分開來各寫各的，也從來不翻譯自己的作品。比他更稀奇的是愛爾蘭作家塞繆爾·貝克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會把同一部著作用兩種語言寫上兩遍，然後還堅持說，並非一個是另一個的譯本，它們是他用兩種不同的語言寫出來的兩部不同的著作。

幾年前，在潘泰萊里亞島炎熱的夏季裡，我曾有過一次謎一樣的翻譯經歷。畢生都在把我的作品翻譯成義大利語的恩裡克·奇科尼亞伯爵，正利用那年的假期翻譯古巴作家何塞·萊薩馬·利馬的小說《天堂》。我是他詩歌的忠實愛好者，雖然沒有多少機會見到他，但也十分欽佩他那與眾不同的人格，而那時我正好想增進對他深奧小說的瞭解。於是我給了奇科尼亞一點兒幫助，倒不是幫助他翻譯，更多的還是幫助他解讀作者那晦澀難懂的文字。也就是在那次，我明白了，翻譯確實是最深刻的閱讀方式。翻譯中我們遇到這樣一個句子，不到十行裡，它主語的陰陽性和單複數變換了好幾次，末了你根本沒法搞懂說的是誰，也搞不懂事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以我對萊薩馬·利馬的瞭解，這種混亂很可能是他故意為之，但他可以這樣寫，我們卻不能問他。奇科尼亞時時在問自己的就是，作為譯者到底是應該把這種胡言亂語原封不動地翻譯過去呢，還是說應該用一種學院式的嚴謹態度把它改寫一下。我的意見是應該保持原汁原味，原文是什麼樣子，翻過去就是什麼樣子，這不僅適用於原作的長處，也應當適用於它的短處。因為我們要為另一種語言的讀者保證對原文的忠實。

對我來說，再沒有比用我掌握的三種語言閱讀我自己小說的譯本更枯燥無味的事了。除了西班牙語，我簡直不認識我自己了。可在看了幾本格雷戈裡·拉巴薩翻成的英譯本之後，我必須承認，有幾個段落，我甚至比西班牙語原文還要喜歡。拉巴薩的譯作給人的感覺是，他先把西班牙語原作背了下來，然後再用英語重寫一遍：他對原文的忠實程度遠比簡單的逐字逐句翻譯要來得複雜。他從不做腳註，很不幸，這正是許多蹩腳譯者最常用的有效手段。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我某本書的巴西譯者的做法——他給「astromelia」這個詞加了個腳註：「加西亞·馬爾克斯臆造出來的一種花。」更糟糕的是，後來我不記得在哪本書上看到，這種花，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加勒比地區不但存在，而且名字還是從葡萄牙語來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國家報》，馬德里

中文譯作「六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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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活著為了講述》《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