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文學老師通知我一個好朋友的小女兒，她的期末考試題目將會和《百年孤獨》有關。自然，小姑娘被嚇壞了，不光是因為她沒讀過這本書，還因為她另有好幾門更難對付的課程要兼顧。幸虧她的父親接受過比較系統的文學培養，對詩歌的理解感受也優於常人，為她制訂了一個水平相當高的強化培訓計劃，以保證姑娘後來去考試時這方面的知識比她的老師還要強出許多。不過，老師向她提出了一個完全出乎她意料的問題：《百年孤獨》這本書的書名裡出現了一個反著印刷的字母，這是為什麼？老師指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行的那一版，封面由畫家維森特·羅霍設計，確實有一個字母是反著的，那是他受到絕對獨立的靈感啟示設計出來的。小姑娘當然回答不出這個問題。我把這件事告訴維森特·羅霍的時候，他說換了他也一樣回答不出來。

就在同一年，我的兒子貢薩洛需要回答一份文學方面的問答卷，一份在倫敦出的入學試卷。有一道題是這樣的，問《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那隻公雞有何象徵意義。貢薩洛對自己家裡的風格太瞭解了，抵擋不住和那位身在遠方的學者開個玩笑的誘惑，回答道：「那是隻金蛋孵出來的公雞。」後來我們得知，得到最高分的學生是這樣按老師的講解回答的：上校的公雞象徵著深受壓迫的人民的力量。我知道以後，又一次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好運氣而興奮，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為這本書設計的結局是上校擰斷了那隻公雞的脖子，用它煮了一鍋湯以示不滿，只不過到了最後一刻我又改變了主意。

好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蒐集糟糕的文學課老師誤人子弟的例子。我認識一位心腸極好的老師，在他眼裡，胖胖的、貪得無厭、沒有心肝的祖母從純真的埃倫蒂拉身上榨取錢財索債，象徵了資本主義的貪婪。一位天主教教會老師告訴學生，美人兒蕾梅黛絲昇天這個情節是聖母瑪利亞靈肉昇天的一種詩意移植。另一位老師用了整整一節課的時間講解赫伯特，我一篇短篇小說裡一個大把撒錢、替所有人排憂解難的人物。「這是一種對上帝的美妙比喻。」老師這樣說。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巴塞羅那的兩位評論家，他們發現，《族長的秋天》這本書和貝洛·巴托克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在結構上完全相同。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快樂，因為我一向崇拜貝洛·巴托克，特別是他的這首鋼琴協奏曲，可到現在我也沒能弄懂那兩位評論家所說的相同指的是什麼。哈瓦那人文學院的一位文學老師花了好多時間分析《百年孤獨》，最後他得出結論——這結論讓人喜憂參半——說這部小說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凡此種種，都讓我確信一點：這一類的解讀技巧從長遠來看最終都會成為一種新的虛構創作，有時甚至會淪為胡謅。

我應該是屬於那種非常天真的讀者，因為我從來沒想過，小說家們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還想表達什麼別的言外之意。當弗朗茨·卡夫卡說格里高爾·薩姆沙早晨一覺醒來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蟲子時，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象徵意義，我唯一好奇的是他到底變成了什麼樣的生物。我相信，在某個時代，地毯是真的可以飛起來的，而某些瓶子裡也真的曾經裝進過被囚禁的精靈。我相信，巴蘭的驢子是說過話的——就像聖經裡說的那樣，唯一遺憾的是沒能把它的聲音錄下來。我也相信約書亞用他的號角吹倒了耶利哥的城牆，唯一可惜的是沒有人把那摧毀一切的音樂記錄下來。最後，我相信玻璃碩士——塞萬提斯書裡的——真的是玻璃做的，就像他自己在發瘋的時候所認為的那樣；我也真的相信那個歡樂的現實，巨人高康大一泡尿澆在了巴黎的大教堂上。還有，我更相信，諸如此類的奇蹟還在繼續發生，如果我們看不見它們，大半都怪那幫糟糕透頂的文學老師往我們腦子裡塞進了太多矇昧主義的唯理性論。

我對教師這個職業深懷敬意，更準確地說是懷有一種敬愛，而正因為如此，看到他們成為某種教育體系的犧牲品、被迫說一些蠢話時，我總是感到很痛心。一個令我終身難以忘懷的人就是從我五歲起教我閱讀的女教師。她是個美麗聰慧的姑娘，從不希求做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她是那樣年輕，隨著時光的流逝，甚至變得比我還要年輕。是她在課堂上給我們讀了人生中聽到的最初的詩歌，它們被我深深地記在腦海裡永世難忘。我以同樣感恩的心情記起了我中學的文學課老師，他是一個簡樸而謹慎的人，引領我們在文學的迷宮中穿行而從不矯揉造作地過度解讀。這種方法使我們這些學生能更自由、更個人化地體會詩歌的奇妙之處。總之，一堂文學課應該只是對閱讀的良好引導。任何其他的企望都只會讓孩子們感到害怕。這就是我作為過來人的看法。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國家報》，馬德里

出自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小說家拉伯雷創作的長篇小說《巨人傳》，作品講述了巨人國王高康大及其兒子龐大固埃的故事。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其他小說

《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活著為了講述》《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