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利南——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獨立國家，直到不久之前它還是荷蘭的殖民地。它佔地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三十八萬四千多的人口來自四面八方：有印度人、本土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亞人、非洲人、華人和歐洲人。它的首都帕拉馬裡博——在西班牙語裡我們會把倒數第二個音節重讀，可當地人是重讀倒數第三個音節——是一個嘈雜而淒涼的城市，不太像美洲城市，倒更有幾分亞洲城市的風采。城裡除了官方語言荷蘭語之外，人們還講其他四種語言，外加數也數不清的當地方言。居民們有六種宗教信仰：印度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摩拉維亞教、荷蘭新教和路德派新教。眼下這個國家處於一個由青年軍官組成的政權統治之下，外界對這個政權知之甚少，連鄰國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為一班每星期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加拉加斯的航班在這裡經停，誰也不會想起它來。
我很小時就聽到過這個國家的名字，倒不是聽過它蘇利南這個名字——那會兒它還叫荷屬蓋亞那——而是因為它離法屬蓋亞那很近，而在後者的首都，卡宴，直到不久前還存在著一個無論在活人還是死人圈子裡都臭名昭著的囚犯流放地，叫作魔鬼島。能從那裡逃出來的人極少，不管是心狠手辣的罪犯，還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一旦逃出生天便流散在安的列斯群島數也數不清的大小島嶼間，直到能返回歐洲，或是在委內瑞拉或哥倫比亞的加勒比海沿岸改換身份定居下來。這些人當中名氣最大的要屬小說《蝴蝶》的作者亨利·沙裡埃，他後來在加拉加斯靠開飯館兼做其他一些來路不明的生意發了財，幾年前他死去的時候，正處在他那轉瞬即逝的文學榮耀的頂峰，不過這種榮耀也半是實至名歸，半有沽名釣譽之嫌。其實這一榮耀更應歸於另一個從那裡逃出來的人，一個法國人，對魔鬼島上恐怖景象的描述比《蝴蝶》這本書要早得多，只是他的名字如今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史當中，百科全書上也見不到他的名字。他叫勒內·貝爾伯努瓦，先前在法國當記者，出於今天任何一個記者都不可能想得起來的箇中原因被判無期徒刑，後來他在美國獲得避難權，又得以繼續他的記者生涯，最後以高齡體面地死在美國。
有一些逃犯就隱居在哥倫比亞加勒比海岸邊我出生的小鎮上。那是香蕉熱的年代，人們點雪茄煙都不是用火柴而是五比索的鈔票。有好幾個逃犯被當地居民同化，成了受人尊敬的公民，區別是和當地人相比說起話來有點兒困難，並且對自己的過去諱莫如深。他們中間有一位叫羅傑·昌達爾的，剛來的時候只會一門手藝，那就是不用麻藥給人拔牙，卻莫名其妙地在一夜之間成了鉅富。他不時舉行巴比倫式豪華淫靡的盛大聚會——在這樣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鎮子裡，巴比倫真是沒什麼可羨慕的——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死去活來的時候嘴裡還要高聲喊叫：「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胡言亂語之中他有時會透出幾分慈善家的傲慢——這可是他不為眾人所知的一面，他還給教堂捐贈了一尊真人大小的石膏聖像，那次安放儀式變成了一場持續三天的歡樂慶典。某個星期二，三個秘密警察坐十一點的火車來到這裡，一下車就直奔他家。昌達爾沒在家，但警察還是當著他在當地娶的老婆的面進行了詳細搜查。一直到他們想開啟臥室裡的大衣櫃之前，夫人都沒有絲毫反抗。幾位警察打碎了大穿衣鏡，在玻璃和木板之間搜出了藏在那裡的一百萬美元假鈔。自此再也沒有人知道羅傑·昌達爾的下落。後來坊間傳說，那一百萬美元的假鈔就是裝在那尊石膏聖像裡運到國內的，可當時在海關沒有一個人想到去檢查一下。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聖誕節前突然重現在我的記憶中的，當時我乘坐的航班要在帕拉馬裡博做一個小時的停留。機場只有一條壓平了的土跑道和一間用棕櫚葉搭起來的小屋。小屋中間的柱子上安著一臺只有在牛仔電影裡才看得到的那種電話，上面有個搖柄，得使勁搖很多下才能接通。天氣熱得讓人吃不消，靜止的空氣裡全是灰塵，還有一種沉睡中的鱷魚的氣味，你要是從外地來，一聞見這個氣味就知道是到了加勒比了。靠著電話杆有張椅子，上面坐著一位美麗、年輕又身材結實的黑人姑娘，頭上纏了一條非洲一些國家的婦女常用的花花綠綠的頭巾。她懷著孕，看樣子快生了，靜靜地以一種我只在加勒比地區看見過的方法抽著雪茄：帶火的那頭叼在嘴裡，煙從另外一頭吐出來，活像是一艘船上的煙囪。這是整個機場裡唯一一個大活人。
一刻鐘以後，一輛老掉牙的吉普車伴隨著一陣熱氣騰騰的塵土霧駛來，下來一個身穿短褲、頭戴軟木涼帽的黑人，手裡拿著幾張紙來給飛機辦手續。他一面辦理手續，一面大聲用荷蘭語打著電話。十二個小時之前，我還在里斯本臨海的一個陽臺上，臨著葡萄牙無邊無際的大洋，看著一群一群的海鷗鑽進港口的小酒館裡躲避冰冷的寒風。而此時此刻，歐洲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白雪皚皚，每天的日照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無法想象世上還有像我們剛剛降落之處這樣豔陽高照、空氣裡飄著腐爛的番石榴氣味的地方。不過，在那次的經歷中，唯一能在腦海裡保留到現在，而且被我原模原樣記著的，就只有那個安靜漂亮的黑人姑娘，她大腿上放了只籃子，裡面裝著一塊一塊的姜根，是打算賣給乘客的。
現在，我又一次從里斯本飛往加拉加斯，又一次經停帕拉馬裡博，第一個印象就是我們是不是飛錯城市了。如今的航站樓是一座明亮的大樓，有著大塊的落地玻璃窗，大廳裡開放著的冷氣似有似無，浮動著像是給孩子們喂的藥水的氣味，同時一遍遍地播放著世界各地的公共場所都在播放的那種罐頭音樂。樓裡有各種奢侈品的免稅店，和日本的一樣品種繁多、貨源充足，還有一家人頭攢動、吵吵嚷嚷的咖啡廳，這個國家的七個人種、六種宗教以及數不清的語言全都混雜其間。這樣的變化哪裡像是隻隔了二十年，簡直就像是過了好幾個世紀。
我的老師胡安·博什，除了別的許多成就之外，還寫了一本有關加勒比地區的鴻篇鉅製，有一次他曾私下對我說起，我們這個神奇的世界就像種甚至能從水泥下面一次次冒出頭來的頑強植物，它可以被軋爛被碾碎，卻仍能在原地再次綻放出花朵。當我從帕拉馬裡博機場隨便找了一扇門走出去的時候，眼前的情景使我對他的這番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看見一排老婦人坐在那裡，一個個都面無表情，清一色的黑人，每個人頭上都纏著花花綠綠的頭巾，每個人都把雪茄煙點著的那頭叼在嘴裡抽著。她們賣的是水果和當地的手工藝品，卻沒有一個人去賣點兒力氣招徠顧客。她們當中只有一位年齡不算太大的在賣姜根。我立刻認出了她。因為不知道怎麼和她搭話，也不知道這次碰見她應該做些什麼，我買了她一小把姜根。買的時候，我想起了上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的狀況，便直接問了她一句您兒子好嗎。她連看也沒看我一眼。「不是兒子，是個女兒，」她說，「二十二歲了，剛給我生了第一個外孫子。」
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國家報》，馬德里
原文為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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