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讓我想重新當一遍孩子的事情，就是乘上一條船，順著馬格達萊納河再去遊覽一番。那些當年沒有做過這件事的人，根本無法想象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我曾經一年兩次——一次去，一次回——做這樣的旅行，中學六年加上大學兩年期間一直如此，每次從生活中學到的都比在學校裡學到的更多更好。在水量充沛的季節，從巴蘭基亞走到薩爾加港逆流而上的旅行要花上五天時間，到達後再從那裡坐火車到波哥大。在旱季，也是出行最頻繁、最開心的季節，這段旅程有時長達三個星期。

火車從薩爾加港開出，整整一天都順著怪石嶙峋的山樑向上爬行。在最陡峭的路段，它會向下溜上一小段，再一鼓作氣衝上去，像一條巨龍一樣氣喘吁吁。有時候為了減輕火車的載重，還會讓乘客下車步行爬到下一個山樑上。沿途的村莊都是冷冰冰、淒涼涼的，一輩子靠兜售討生活的女商販們沿著車窗叫賣黃澄澄的整隻大燒雞，她們賣的乳酪土豆吃起來有一股醫院伙食的味道。火車到達波哥大是下午六點鐘，正趕上這個城市進入它最難過的時刻。城市死氣沉沉、寒風刺骨，有軌電車咣噹咣噹地在拐彎時擦出一溜火星，混雜著油煙的雨水下個不停。男人們上下一身黑衣，戴著黑色的帽子，個個都像是有什麼急事似的行色匆匆，街上一個女人都看不見。可我們得在那裡待上一年時間，裝作學習的樣子，其實心裡都只盼著十二月快快來到，這樣我們就又可以去馬格達萊納河上航行了。

那個時代的輪船都是三層的，有兩根大煙囪，夜間開過去的時候就像一個燈火通明的小鎮子，在身後留下一縷細細的音樂，也給沿岸村莊的人們留下種種縹緲的幻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輪船不同，我們這些輪船的推進輪不是在船的側舷，而是在船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沒再看見過這樣的輪船。輪船的名字起得直截了當、朗朗上口：「大西洋號」「麥德林號」「卡羅船長號」「大衛·阿朗戈號」。船長們就像康拉德筆下的人物一樣，有點兒不講理，卻都是些好心腸，吃起東西來像野人一樣，從來都不會在遠遠的艙房裡獨自睡覺。船員都自稱「水手」，這有點兒牽強，好像他們是在海上航行一樣。可到了巴蘭基亞的酒館和妓院裡，和真正在海上航行的水手混在一起時，他們有個絕對不會弄混的名字：開汽船的。

白天裡輪船走得很慢，能看到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我們這些乘客會坐在頂層甲板上消磨時光。岸邊的鱷魚像一段段樹幹，全都張著大嘴，等著有什麼東西落入口中好飽餐一頓。輪船過處，尾浪驚起一群群鷺鷥直上長空，河旁的沼澤裡有大群的野鴨，魚兒成群結隊地遊過，幾隻海牛正忙著照顧它們的小寶寶，吼叫聲就像是在廣闊的河岸上唱歌。有時你的午覺會被一陣令人作嘔的奇臭打攪，那是一頭淹死的奶牛被泡漲的屍體，一動不動地順著水流漂下來，肚子上還孤零零地站立著一隻禿鷲。在整個旅程中，每天早上你都會被猴群和鸚鵡的喧鬧聲吵醒。

現如今，要是你說在飛機上認識了一個人，會顯得相當稀罕。在馬格達萊納河的輪船上，所有的乘客最後都變得像一家人，因為我們大家都約好每年乘同一班船。埃爾哈赤一家在卡拉馬爾上船；佩尼亞一家和德爾託羅一家——他們都是鱷魚人的老鄉——在帕拉圖上船；埃斯托爾尼諾斯一家和比尼亞斯一家在馬甘格上船；比利亞法內斯一家在埃爾班科上船。隨著旅程的推進，場面也越來越熱鬧。我們的生活就這樣和一站又一站的村鎮聯絡在了一起，時間短暫卻令人難忘，許多人的命運也就此永遠交織在一起。維森特·埃斯庫德羅是個醫科大學生，未曾收到邀請便去參加了加馬拉的一次婚禮舞會，沒得到允許就和鎮子上最美的女子跳了舞，結果被她的丈夫開槍打死。也有相反的例子，佩德羅·巴勃羅·紀廉在巴蘭卡韋梅哈醉醺醺地和他喜歡上的第一個女孩結了婚，直到現在還和她過得十分恩愛，他們生了九個孩子。還有那難得一遇的何塞·帕倫西亞，他是個天生的音樂家，有一次跑到特內里費參加鼓手大賽贏了一頭奶牛，當場賣了五十個比索——在那年頭這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有時候輪船會擱淺在某處沙樑上，一停就是十五天。誰都不會著急上火，因為可以繼續狂歡，船長會給你開個證明，再蓋上他朋友的印戳，這樣你晚到學校就有了正當的理由。

一九四八年的一個夜晚，那是我最後一次乘船旅行，我們被岸邊一陣撕心裂肺的悽慘叫聲驚醒。鼎鼎有名的克利馬科·孔德·阿韋略船長下令開啟探照燈尋找叫聲的來源。是一隻母海牛被困在了一棵倒下大樹的樹枝間。「開汽船的」紛紛跳下水去，用絞盤上的繩索捆住它，把它拖了出來。那是隻神奇的動物，看著就叫人心疼，有將近四米長，皮膚白白光光的，身體像女人一樣，有著慈母般大大的乳頭，一雙憂傷的大眼睛像人一樣流著淚。那是我第一次從孔德·阿韋略船長嘴裡聽說，如果再這樣殺害河裡的動物，這世界就要完蛋了，他不允許從他的船上開槍。「誰要是想殺人，給我回家殺去，」他這樣喊道，「別在我的船上幹這種事。」可誰也沒有理睬他的話。十三年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這天，一個在墨西哥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大衛·阿朗戈號」輪船在馬甘格港著了火，燒成了一堆灰燼。掛上電話時，我心裡突然湧上一種恐懼的感覺，覺得就在那一天，我的青年時代結束了，那條我們日思夜想的河也已經見鬼去了。

它的的確確是見鬼去了。馬格達萊納河已經死去，河水裡有了毒，它懷抱裡的動物也全都滅絕了。一群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從那時起，政府也開始大談河流的恢復問題，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場消遣人心的鬧劇。只有經過四代人，也就是說整整一個世紀持續不斷的強化努力，馬格達萊納河的復原才會成為可能。

林地覆育說起來好像很容易，但這實際上意味著要在馬格達萊納河兩岸種植59,110,000棵樹木。我想把這個數字換個方式再說一遍：五千九百一十一萬棵樹。可是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種還是不種這些樹，而是這麼多的樹要種在哪裡。因為河流沿岸能用的土地幾乎全是私有家產，要把這些樹都種下去需要佔據這些土地的九成。試問，有多少業主捨得讓出他們九成的土地用來種樹，放棄自己眼下百分之九十的收入呢？

此外，不光是馬格達萊納河受到了汙染，它所有的支流也都一樣。它們連上了沿岸城鎮鄉村的下水道，把工農業垃圾連同動物和人類製造的排洩物和垃圾都沖積下來，再匯入全國性穢物聚集地——龐大骯髒的灰燼之口。去年十一月，在託凱馬，兩名游擊隊員為逃脫軍隊的追捕跳進波哥大河，他們逃過了追兵，卻險些因在水中感染送了性命。馬格達萊納河沿岸，特別是下游的居民，很久以來連純淨水都不敢用不敢喝，活蹦亂跳的魚都不敢吃了。用一些婦女的話來說，他們能接收到的只有純淨的屎。

這項工程是巨大的，不過恐怕也是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了。幾年前一個哥倫比亞與荷蘭的聯合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需要做些什麼的完整規劃，這個三十卷的規劃眼下正在水文氣象研究所的檔案庫裡睡大覺。組織這項浩大工程的副主任海若·穆里約是一個來自安蒂奧基亞省的年輕人，他把自己的前半生獻給了這項工程的研究，研究工作還沒做完，他就獻出了剩下的後半生：淹死在了寄託著他畢生夢想的河流中。與之相反的是，在最近這些年裡，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願意冒被淹死在這條河裡的風險。馬格達萊納河沿岸村鎮的居民們——再過幾天他們就要隨著「海螺號」的航行站在國家意願的最前列——應該知道這一點，並且記住，從翁達到灰燼之口，有足夠的選票選出共和國總統。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國家報》，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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