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革命之前，我對了解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興趣。我們這一代的拉美人提起哈瓦那，總覺得它是個美國佬常光顧的聲名狼藉的妓院，那裡的色情行業登峰造極，公開表演早早開啟基督教世界之先河：花一個美元就可以看有血有肉的女人和男人在劇場的大床上真槍實彈地現場做愛。那是狂歡的天堂，響著魔鬼般的音樂，吟著花天酒地生活的密語，走路和穿衣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放縱的歡樂特色影響著整個加勒比地區的日常生活。然而，一些瞭解得更全面的人知道，古巴曾是西班牙諸多殖民地中文化最發達的一處，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真正有文化的一處。一方面，那裡的外國佬水兵們會對著英雄雕像撒尿，共和國總統的手槍隊會全副武裝衝進法庭搶走公堂文書，另一方面，它的文學茶會和花節詩歌比賽傳統則經久不衰。一方面有人賣著《滑稽週刊》這種已婚男人得揹著太太在廁所裡偷偷閱讀的可疑雜誌，另一方面又出版了拉丁美洲最精緻的藝術和文學刊物。廣播裡的小說連播年復一年沒完沒了，使整個大陸的人們淚水漣漣，與此同時他們又擁有阿梅莉亞·佩萊斯譫妄般燃燒的向日葵和何塞·萊薩馬·利馬水星般深不可測的六韻步詩。諸如此類強烈的反差助長了人們對這個幾近神秘的國度的誤解，而難以理解它的現實：它那多災多難的獨立戰爭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時至一九五五年，它的政治時期當如何劃分仍然是個不解之謎。
也就是在這一年，在巴黎，我第一次聽到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這個名字。我是從詩人尼古拉斯·紀廉口中聽到這個名字的，那時，這位被無限期放逐的詩人正住在聖米歇爾旅店——在那條遍佈廉價小旅館的街道上還算是不太髒的一家，這條街上的房客有不少是像我們這樣的拉丁美洲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一面吃著過了保質期的乳酪和水煮的菜花，一面等著回國的船票。尼古拉斯·紀廉的房間和拉丁區的所有房間一樣，四面牆上掛著褪了顏色的牆紙，兩張毛都掉得差不多了的靠背椅，一個臉盆，一個行動式坐浴盆，一張可以睡下兩個人、見證過一對悲慘塞內加爾情人的歡樂幸福和自殺身亡的單人床。不過時隔二十年，我已經無法回想起詩人在那個現實小房間裡的形象，回憶中想象的他總是身處我從未見過的環境：午睡時間，在甘蔗園環繞的一座大房子的平臺上，他搖著扇子坐在一張藤搖椅裡，活脫脫一幅十九世紀古巴風情畫場景。哪怕是在最難熬的冬天，尼古拉斯·紀廉在巴黎仍然保留著非常古巴式的習慣，雞叫頭遍就醒了（雖然並沒有什麼雞叫），然後便就著咖啡看報紙，吹著彷彿是從榨糖廠的草叢吹來的風，伴著卡馬圭喧鬧清晨裡的吉他聲。接著他會開啟陽臺窗戶，也和在卡馬圭一樣，用古巴土話把他從法語翻譯過來的美洲新訊息大聲吼出來，把整條街道都從睡夢中吵醒。
當年美洲大陸的局勢完全可以從前一年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官方照片中看得一清二楚：在一大群身穿軍裝、佩戴戰爭勳章的人中間，難得能見到個把臉色蒼白穿便服的人。就連那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雖說當了總統之後經常身穿邦德大街上最貴的衣服來掩飾從他心底散發出來的火藥味，為了照那張歷史性的照片，也套回了他那已經解了的「甲」。就這樣，一天清晨，尼古拉斯·紀廉開啟窗戶，吼出了那條獨一無二的訊息：
「那傢伙倒臺了！」
沉睡的街道激動萬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以為倒臺的是自己國家的那個傢伙。阿根廷人以為是胡安·多明戈·庇隆，巴拉圭人以為是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秘魯人以為是曼努埃爾·奧德里亞，哥倫比亞人以為是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尼加拉瓜人以為是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委內瑞拉人以為是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瓜地馬拉人以為是卡斯蒂略·阿馬斯，多明尼加人以為是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古巴人以為是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實際上，那一次倒臺的是庇隆。過了些日子，有一回談起這件事情來，尼古拉斯·紀廉給我們描述了一幅滿目瘡痍的古巴圖景。「我對將來唯一看好的，」他這樣總結道，「就是一個經常在墨西哥那邊晃來晃去的年輕人。」他停了停，目光像東方人那樣深不可測，又說：
「他叫菲德爾·卡斯特羅。」
三年後，在加拉加斯，讓人始料不及的是，這個名字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此強勢地躋身大陸上人們最關注的焦點之列。然而即便如此，也沒有人會想到，拉丁美洲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正在馬埃斯特臘山上掀起。我們當時都堅信革命會首先在委內瑞拉爆發，因為那裡一場廣泛的群眾暴動只用了二十四小時，就推翻了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將軍那龐大的鎮壓機器。
在外人看來，那是一場難以置信的行動，因為它的策劃極為簡單，成果卻迅速高效，橫掃一切。它對民眾發出的唯一呼籲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按響汽車喇叭，停下工作，走上街頭，推翻暴政。就連有許多成員都參加了謀劃的一家訊息靈通的雜誌編輯部也認為，這樣的號召過於兒戲。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到處都同時響起了喇叭聲，本來就擁堵不堪的城裡發生了大規模的擁堵，一隊隊的學生和工人走上街頭，用石塊和瓶子對抗政府的軍隊。郊區的小山丘上分佈著大大小小的農舍，五顏六色的，活像是聖誕節裡擺放的耶穌誕生情景模型，大批的窮人此時從那裡下來，把整個城市變成了戰場。天黑下來的時候，在零零星星的槍聲和淒厲的救護車笛聲中，各家報紙的編輯部間流傳著一個令人寬慰的訊息：藏身在坦克中的佩雷斯·希門尼斯一家都躲進了大使館避難。天亮前，天空陡然安靜下來，緊接著就爆發出狂熱人群的吶喊聲、教堂的鐘聲、工廠的汽笛聲和汽車的喇叭聲，所有的視窗都傳出了歌聲，人們後來甚至有了種錯覺，覺得這歌聲一唱就是整整兩年沒有間斷。佩雷斯·希門尼斯帶著幾個貼身隨從，從他搶來的位子上逃了出來，打算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聖多明各。飛機從中午起就停在拉卡洛塔機場預熱著發動機，距離米拉弗洛雷斯總統府只有幾公里的距離，逃命的獨裁者被一小隊計程車追趕著，只差幾分鐘沒被追上，到了機場卻誰也沒有想到去給他找架梯子。佩雷斯·希門尼斯，像個戴著玳瑁邊眼鏡的身軀龐大的嬰兒似的，被用繩子勉強吊進了機艙。這場演習的價錢有點兒昂貴，他把他的手提箱忘在了地面。這是隻普普通通的黑皮手提箱，裡面裝著他藏起來的零花錢：一千三百萬美元現金。
從那一天起，整個一九五八年，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度。這看起來像一場真正的革命：每當政府感到有某種危險臨近，就會立刻通過直接的渠道尋求人民的幫助，人民就會湧上街頭反對任何復辟的企圖。官方最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交給公眾決策，所有的國家大事在解決過程中都有以共產黨為首的各政黨的參與，而至少在最初幾個月裡，每個政黨都明白是來自街道上的壓力決定著自己力量的大小。如果說這沒能成為拉丁美洲的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那一定歸因於那幫戴禮帽的傢伙的拙劣操作，而絕不是由於社會條件不夠有利。
在委內瑞拉政府和馬埃斯特臘山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加掩飾的契合。被派遣到加拉加斯的七·二六運動成員們利用一切可能的傳媒手段在公眾中進行宣傳，開展大規模的募捐活動，他們為游擊隊提供援助的行動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援。經歷過反抗暴政戰火考驗的委內瑞拉大學生們通過郵局給哈瓦那的大學生寄去了女人的內褲。古巴的大學生們對這種透著洋洋自得的不禮貌的郵包假裝毫不在意，而過了不到一年，當古巴革命獲得勝利時，他們把這些郵包不加任何評論地又寄給了寄件人。委內瑞拉的各家報刊，更多是出於國家內部的壓力而非其所有者的意志，紛紛成為馬埃斯特臘山合法的喉舌。當時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古巴好像並不算另外一個國家，而是自由的委內瑞拉有待進一步解放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年元旦是委內瑞拉史上為數不多的未在獨裁暴政下慶祝的新年之一。已經在此前幾個月歡慶的日子裡結了婚的梅塞德斯和我，清晨回到我們位於貝納迪諾區的公寓時，發現電梯壞了。我們爬上六樓，間或在樓梯轉彎的地方休息一小會兒。我們剛進房間，就被一種奇怪的感覺震撼到了，彷彿一年前我們經歷過的那個瞬間又重新來臨：沉睡的街道上突然響起了人們的縱情歡呼聲，教堂的鐘聲、工廠的汽笛聲和汽車的喇叭聲響徹雲霄，每扇窗戶裡都飄出豎琴和四絃琴的琴聲，飄出歡慶人民光榮勝利的霍羅波舞的交織歌聲。彷彿時光已經倒流，彷彿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第二次被打倒了。我們家裡既沒有電話也沒有收音機，於是三步並作兩步跑下樓梯，一面驚奇不已地想著我們在剛才的聚會上喝了什麼樣的酒才引發了這樣的幻覺。晨曦中，一個在大街上匆匆跑過的人告訴了我們一個驚人相似的訊息，使我們目瞪口呆：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帶著幾個最親近的隨從，從他搶來的位子上逃出來，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了聖多明各。
兩星期後，我第一次來到了哈瓦那。機會來得比我預想的快了一些，而且是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現的。一月十八日，我正在收拾辦公桌上的東西準備回家，一個七·二六運動的成員氣喘吁吁地出現在雜誌社空空蕩蕩的辦公室裡，問有沒有哪位記者願意當天晚上去趟古巴。有一架古巴飛機專門為此而來。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和我是最堅定的古巴革命支援者，成了第一批被選定的人。我們勉強來得及回家取了個旅行包，由於一直習慣性地把委內瑞拉和古巴當成同一個國家，我連護照都忘了帶。其實也並不需要：委內瑞拉的出入境官員比古巴人還古巴，說我隨便出示一張能證明身份的隨身檔案就可以，而我身上唯一能找到的檔案是一張洗衣店的發票。那官員在發票背面蓋了章，笑得氣都喘不上來，並祝我旅途愉快。
真正的麻煩出現在這之後，機長髮現記者人數比飛機上的座位數要多，行李的重量也超過了可以接受的上限。當然，沒有人願意留下來，也沒有人願意犧牲掉自己的行李，機場的工作人員也已經決定放行這架超載的飛機。機長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神情嚴肅，留著花白的小鬍子，身上穿了件舊時古巴空軍帶金色裝飾的藍呢子制服，毫不通融地僵持了幾乎兩個小時。最後還是我們中間的一位找到了一個絕佳的理由：
「別像膽小鬼似的，機長，」他說，「‘格拉瑪號’當年不也是超載嗎。」
機長掃了他一眼，又看看我們大家，眼神中帶著隱隱的憤怒。
「區別在於——」他說道，「我們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叫菲德爾·卡斯特羅。」
但他已經被擊中了要害。他把胳膊從櫃檯上方伸過去，一把扯下了放行的命令單，把它在手心裡揉成一團。
「好吧——」他說了句，「我們就這麼飛吧，不過我不會留下這架飛機超載的任何證據的。」
他把紙團塞進兜裡，做了個手勢，讓我們跟他走。
在走向飛機的路上，我一是因為天生怕坐飛機，再則也是想了解了解古巴，弱弱地問了聲：
「機長，您覺得我們能飛到嗎？」
「也許能吧，」他這樣回答我，「願慈悲的科佈雷聖母保佑我們。」
那是一架糟糕透頂的雙引擎飛機。我們中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說這架飛機曾被巴蒂斯塔政權空軍的一個叛逃飛行員劫持到馬埃斯特臘山，在山裡日曬雨淋無人看管，直到那天被派往委內瑞拉尋找不要命的記者——我的不幸日。機艙很窄，通風也不好，座椅都是壞的，還有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酸酸的鐵鏽味。每個乘客都各自找地方儘量舒服地安頓了下來，有的人就坐在窄窄的過道上，身邊是行李和電影電視器材。我坐在一個角落裡，面前是飛機尾部一個小小的舷窗，有點兒喘不上氣來，不過看到同伴們都很鎮靜，我心裡也多少受到了些鼓舞。突然，那些最鎮靜的人當中有一位湊到我耳邊，咬緊牙關輕輕說了句：「你真不錯，一點兒都不害怕坐飛機。」這句話一下子把我推進了恐懼的深淵，我才明白其實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怕得夠嗆，只不過他們也和我一樣用一副勇敢無畏的表情把恐懼深深地藏了起來。
在對坐飛機的恐懼心理的中心部位有一個真空地帶，就像是颶風的風眼，處在這個位置的人們都無知無覺地聽天由命，這也是唯一能夠支援我們飛下來而不被嚇死的原因。在我無數次難以入眠的夜間飛行裡，在荒無人跡的大洋之上，只有當我在舷窗外看見那顆孤苦伶仃的星星，我才能進入這樣的化境。在加勒比海上空這次不走運的夜間飛行中，從那架毫無生氣的雙引擎飛機上，我尋找那顆星星的努力終究歸於徒勞。飛機在一堆堆巨石般的烏雲中穿行，風向不定、電閃雷鳴，飛機摸索著向前飛行，只憑我們一顆顆恐懼的心吊著一口氣。天亮的時候我們遇上了大暴雨，飛機側著機身飛行，像一條隨波逐流的帆船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最後總算渾身顫抖地、帶著被淚水打溼的發動機，在卡馬圭一個臨時備降機場落了地。然而，雨剛一停，四下裡馬上呈現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空氣像玻璃一樣透亮。最後的一段航程我們幾乎是擦著香氣撲鼻的甘蔗地飛行，甚至能看見海水裡遊動著身帶條紋的魚和海底幻化出的花朵。正午前我們的飛機降落在哈瓦那頂級富豪們的各種豪宅之中——哥倫比亞坎波機場，後來更名為自由之城機場，在巴蒂斯塔當權時曾是一處要塞，幾天前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才剛帶領他那由一群驚訝到張口結舌的農民組成的縱隊進駐到這裡。我們的第一印象說起來有點兒喜劇色彩，因為出來迎接我們的是一群舊政權的空軍，他們在最後一刻才決定投向革命。他們被集中在自己的軍營裡，鬍鬚蓄得老長，乍看上去還真和老資格的革命軍有幾分相像。
對於我們這群此前一年都在加拉加斯度過的人來說，一九五九年初的哈瓦那那種熱烈氣氛和創世記式的無序算不上什麼新鮮事。不過也有不同：在委內瑞拉，是若干個反對黨派組成的聯盟推動了城市起義，並獲得了軍隊的廣泛支援，最終推翻了實施暴政的一小撮人；而在古巴，則是從農村興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巨浪，經過一場持久而艱難的戰爭，擊垮了執行佔領軍任務的僱傭軍。這個本質上的區別也許決定了兩個國家不同的未來，在一月份那個陽光燦爛的中午就可以看出來。
為了向他的美國合夥人證明他仍然掌控著政權，以及他對未來懷有信心，巴蒂斯塔把哈瓦那變成了一個不真實的城市。一支支由剛招募來的農民組成的巡邏隊——他們剛穿上鞋子沒幾天，身上還散發著美洲虎的氣味，配上老掉牙的步槍和對他們的年齡來說還嫌太大的軍裝——在他們看著都頭昏眼花的摩天大樓間巡邏，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汽車中穿行。還有一群群美國女人被大鬍子的傳奇故事所吸引，從新奧爾良乘輪船來到這裡。在不久前剛剛落成的哈瓦那希爾頓酒店大門口，站著一位身穿綴滿各種穗飾的制服、頭上一頂插滿羽毛的自制元帥帽、講一口混雜著邁阿密口音的古巴土話的金髮大漢，一絲不苟地履行著自己作為守門人的不幸職責。我們代表團裡的一個記者，一個委內瑞拉黑人，被他一把揪住領子提到半空，扔到了大街中央。最後不得不由古巴記者出面和酒店經理一番交涉，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才能自由自在地、不加任何區別地進入酒店。就在第一天晚上，一小群口渴得不行的起義軍小夥子走進了他們碰見的第一扇門，也就是哈瓦那裡維拉酒店酒吧的大門。他們只想討一杯水喝，可酒吧的領班用自己認為最得體的方式把他們趕回了大街上。我們這群記者拿出了當時一定相當像是為了收買人心的態度，又把他們請進了酒店，讓他們和我們同坐。後來，古巴記者馬里奧·庫奇蘭得知此事，向我們表達了他的羞恥與憤怒：
「這種事情只有來一場真正的革命才能解決，」他說，「我向你們發誓，我們一定會進行這樣的革命的。」
一九七七年一月《美洲之家雜誌》，哈瓦那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其他小說
《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活著為了講述》《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