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國際年不是從一月一日開始的。它開始於九號星期三下午六點，倫敦。那時，國際政治中的天之驕子、世界上穿衣最得體的男人、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爵士，最後一次以首相的身份開啟了他唐寧街10號官邸的大門。安東尼·艾登爵士身穿黑色毛領大衣，手握只有在十分隆重的場合才戴的禮帽，剛剛出席了一次氣氛熱烈的內閣會議——這是他任期內，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內閣會議。那天下午，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安東尼·艾登爵士做了有他那樣的身高、受過他那樣的教育、像他那樣的重量級人物花兩個小時所能做到的一切：和他的部長們吵翻了，最後一次拜會了伊麗莎白女王並遞交辭呈，收拾好自己的箱子，離開了那座房子，迴歸自己的個人生活。

和其他人不同，打一生下來，安東尼·艾登爵士就把唐寧街10號記在了心頭，刻在了掌紋中。在三十年的歲月裡，他曾使歐洲各國的沙龍和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外交機構為之傾倒，也曾在世界最重大的政治交易中發揮突出作用。他營造出舉止優雅、道德高尚、既有嚴格的原則又有政治膽略的形象，在贏得尊重的同時，又把自己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隨心所欲，思維混亂，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會使他在做決定時過於倉促、過於執拗、一意孤行、觸犯眾怒的優柔寡斷——通通在公眾面前掩飾起來。三個月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安東尼·艾登爵士在面對法國武裝進攻佔領蘇伊士運河的秘密邀請時表現得如此缺乏決斷，以致做出的決定過於倉促，過於執拗，全然不顧他的閣僚、坎特伯雷大主教、新聞界，當然還有倫敦民眾的反對（他們在特拉法加廣場舉行了本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民眾遊行以示抗議）。正是因為他固執己見做出的獨斷輕率的決策，在一月九日這悽慘的兩個小時裡——這一回他倒是得到了閣僚和整個大不列顛王國絕大多數人的認同——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決定：辭職。

當晚，安東尼·艾登爵士在妻子克拉麗莎夫人（溫斯頓·丘吉爾的侄女）的陪同下，乘坐一輛加長黑色轎車回到了自己在倫敦郊區的私宅，與此同時，一位和他身材一樣高大、穿著也一樣得體的男士從唐寧街11號搬進了10號。新任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只走了十五米的路程，便擔負起了大不列顛王國的棘手事務。

這一訊息像一枚魚雷般炸響全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然而，它傳到大西洋彼岸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一所新教小教堂門前的時候，卻成了一條沒多大意義的流言。僅僅幾個小時前，那裡聚集了挨挨擠擠的四千人，為的是參加亨弗萊·鮑嘉的葬禮，他在一月六日星期天死於食道癌。「請相信我的話——」亨弗萊·鮑嘉有一回這樣說，「在八歲到六十歲這個年齡段，我的粉絲比國內任何人的都要多，這也就是我拍每部電影都能掙到二十萬美元的原因。」死前幾個小時，這位電影裡最得人心的匪徒、好萊塢心腸最軟的殺手對他的終生好友法蘭克·辛納屈說了這樣一句話：「唯一進展得不錯的是我在銀行的存款數目。」

這位偉大的電影演員是這個一月裡故去的第三位傑出人物：在這個月去世的還有智利女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和義大利樂隊指揮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音樂史上最有名也是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與此同時，波蘭人民投票表達了對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的信任，而法國的司機們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隊。在蘇伊士運河的冒險留給法國的只有普遍的失望和嚴重的燃料危機。在由限購而產生的交通亂象裡，為數不多及時到來的事件中有這樣一件——一月二十三日，蘭尼埃三世和格蕾絲·凱利的摩納哥小公主卡羅琳娜·路易莎·瑪格麗特誕生，體重三公斤零二十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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