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亞諾什·卡達爾，匈牙利全國理事會主席，八月二十日在距布達佩斯一百三十二公里的烏伊佩斯特足球場上露面，與聚集在那裡的六千位農民一起慶祝社會主義憲法頒佈紀念日。我當時在場，與十月事件後到達匈牙利的第一個西方觀察員代表團一起，跟卡達爾同在主席臺上。

在過去十個月的時間裡，布達佩斯都是一片禁區。從那裡的機場起飛的最後一架西方國家飛機——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起飛——是一架奧地利的雙引擎飛機，為《競賽》雜誌租用，以運出在布達佩斯的戰鬥中身受致命重傷的特派記者讓·卡爾斯·佩德拉茲尼。從此，匈牙利關上了它的大門，直到十個月後才對我們重新開放，這是因為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籌備委員會施加了影響，從匈牙利政府爭取到一份邀請，讓一個由十八位觀察員組成的代表團來到布達佩斯。團裡有兩個建築師、一個德國律師、一個挪威國際象棋冠軍，以記者身份前來的還有一位，是個比利時人，名叫毛里斯·邁爾，留著赤紅的小鬍子，可愛得要死，能喝啤酒，愛講些傻乎乎的笑話，他的職業生涯始於西班牙內戰，德國人佔領期間他還在列日負過傷。他們中間我一個人都不認識。入境的時候，匈牙利海關用了三個小時檢查我們的證件，然後，一位翻譯員把我們集中在餐車裡，做了個情況介紹，又致了簡短的歡迎辭。接下來，翻譯員給我們宣讀了此後十五天的行程計劃：參觀博物館，和青年組織共進午餐，觀看體育表演，再就是在巴拉頓湖療養一週。

毛里斯·邁爾代表大家對邀請我們訪問匈牙利表示了感謝，不過他又表示我們對旅遊體驗不大感興趣。我們想要的是另一些東西：想了解匈牙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要真實的，沒有經過政治掩飾的，還想知道這個國家的現狀。翻譯員回答說，卡達爾政府會盡一切可能滿足我們的要求。那是八月四日下午三點鐘。當晚十點半，我們到達空無一人的布達佩斯火車站時，茫然不知所措卻精力充沛的一群人正在車站等候我們，他們護衛了我們整整十五天，施展各種高招，就是不讓我們對時局形成具體的概念。

我們還沒卸完行李，那群人當中的一個——他自我介紹說是翻譯員——便開始念一張名單，那上面有我們的名字和國籍，我們必須像小學生似的答「到」。接下來我們被請上了一輛大巴車。這裡面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是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代表團，陪同人員數目驚人——總共十一個人；另一個是所有人都介紹說自己是翻譯員，儘管他們大多數人只會講匈牙利語。我們穿過城裡燈火昏暗、空空蕩蕩的街道，下著小雨，街上顯得悽悽切切的。沒過多久，我們就到了自由大酒店——布達佩斯最高階的幾家酒店之一，圍坐在一張宴會桌旁，桌子很大，佔滿了整個餐廳。陪同人員當中有幾位不大會使用刀叉。餐廳裡四下都是鏡子，上方是巨大的吊燈，傢俱上都包著紅色長毛絨，陳設看上去挺新，裝飾風格卻很老派。

晚餐時，用匈牙利語致歡迎辭的是一位頭髮散亂、眼神里帶著一絲浪漫的不屑的男子，他的話被同聲傳譯為三種語言。歡迎辭不長，幾句應景的話，接下來立即向我們宣佈了幾條具體規定。建議我們不要上街，護照要始終隨身攜帶，不要同陌生人說話，每次離開酒店時要把鑰匙交到前臺，還要牢記「布達佩斯現在正實行戰時管制，因此禁止拍照」。這時又來了七名翻譯員，都無所事事地在餐桌旁轉來轉去，用匈牙利語交談著什麼，聲音特別小，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好像都很害怕。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過了沒一會兒，毛里斯·邁爾朝我俯過身來，對我說：「這些傢伙都嚇壞了。」

睡覺前，我們的護照被收走了。儘管旅途勞累，我卻一點兒都不困，心情有些沮喪，便想從房間窗戶看一眼城市的夜生活。拉科齊大街上灰暗破舊的樓房彷彿沒有人居住。稀稀拉拉的路燈，小雨淅淅瀝瀝落在空曠的街道上，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摩擦出藍色的火星，一切都營造出一派淒涼景象。上床睡覺時我才發現，我這間房的內牆上還殘留著彈痕。一想到這間懸掛著泛黃的幔帳、傢俱式樣陳舊、到處瀰漫著消毒水氣味的客房在十月裡也曾是一處街壘，我就難以入睡。我就這樣度過了我在布達佩斯的第一夜。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其他小說

《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活著為了講述》《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