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不勒斯「仁慈山教堂」美術館陳列的畫作中，有卡拉瓦喬的名畫《七件善事》，還有一幅作品很吸引我，每次一有機會我都會去看。這是一幅小小的修女像，她雙手合攏，眼睛緊閉，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右邊的標牌上寫著：這是《孤獨的聖母》，十七世紀一個無名氏的作品。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很喜歡「無名氏」這個詞，這就意味著，對於那個創作出了這幅畫的人，我只能通過眼前的作品瞭解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啟發，我可以單純面對一部作品，不用考慮它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創作的。在我眼前只是一個人的作品，這幅作品凝聚了他的創造力。他排除了利用自己時間的許多其他可能，琢磨如何運用顏料和色彩，最後在畫紙上呈現出一個女人祈禱的形象。他身上還承載著繪畫的傳統，運用自己的所有聰明才幹，忘我地進行創作，最後繪製出具有個人色彩的畫像。我越看這個修女的樣子，眼前就越清晰地浮現出這個十七世紀的「無名氏」。我對這位畫家的瞭解不是通過他的身份資訊，也不是通過他的生活經歷，而是通過他的表達方法。在他的表達手法中，我看到了另一個完成的故事。這是他作為藝術家的故事，也就是他的審美，他選擇順從還是違反，他的創作才能、影像的章法和佈局，還有他呈現出來的感情。在藝術作品的空間裡，傳記和自傳呈現出來的真相，和一份簡歷或一份收入申報表呈現的事實截然不同。在這個空間裡有——也應該有——一種虛構的自由，它可以違反生活中一些普遍的事實。對我來說，在歷史和生平層面，《孤獨的聖母》的作者很陌生，但他作為藝術家，我卻很熟悉。我熟知這位畫家的創作，為了方便起見，我可以給這位畫家起個名字，比如說一個女人的名字。這絕不是一個藝名，也就是說一個假名字，這是她唯一真實的名字，對應的是她的想象力，她對藝術的操控力。任何其他標籤都會是一種干擾，可能將會把作品排除在外的東西帶入進來，妨礙它漂浮在藝術表達的長河中。當然，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其他藝術家，我們錯誤地以為，他們不是無名藝術家。如果我必須把「卡拉瓦喬」這個名字貼在《七件善事》這部作品上，而在戶籍上，卡拉瓦喬記載的名字叫米開朗基羅·梅里西。那麼，我寧願大部分時間和卡拉瓦喬在一起，而不是和梅里西在一起，因為梅里西可能會矇蔽我的雙眼。

201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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