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絕望之巔》雖然並非詩集，但卻是一部抒情色彩濃郁的作品，一首「自我之歌」，其中的懺悔情緒變成了哲學沉思，死亡、上帝、無限、時間、永恆、歷史、真理、善惡等宏大的哲學話題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獲得了有機的現實感，有了活生生的意義：

總有一些體驗和執迷是人所無法忍受的。對此直認不諱才能得到救贖。……真情流露意味著你不能保持內心的封閉。客觀呈現的需要越是強烈，袒露出來的情感就越是刻骨銘心、厚重而強烈。……最深刻的主觀體驗同時也是最具普世性的，因為人正是經由這些才觸及生命的本源。

這首歌的來源，一部分是發自內心的吶喊，一部分是反思性的思考，緣由是作者遭受了一場真正的器質性疾病—失眠，以及由此引發的絕望危機。當齊奧朗寫到「痛苦的真情流露是用血肉和神經唱出的歌」時，在這本書和後來的作品中（儘管它們的真情流露更為柔和）,他給了我們一個關於他的寫作的基本定義：一種將眼淚轉變成思想的寫作。對齊奧朗來說，寫作和哲學是與痛苦有機地聯絡在一起的。貫穿《在絕望之巔》的一個主題，就是疾病和苦難具有「真情流露的美德」，只有它們才能帶來「形而上的啟示」。「受苦是為了產生知識」，他後來在《惡之造物主》中這樣寫道。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都是由淚水轉化而來的。「他們要求你提供事實、證據、作品，而你能給他們看的，只有轉化過來的眼淚。」（《惡之造物主》，第131頁）

真情流露的狀態是「超脫於制度和習俗之上」的，齊奧朗的寫作是怪異而不注重形式的。他書中的章節就像他真情流露的狂熱形成的圖表，監測著他強烈的內心生活的起伏，忠實地追蹤著他「主體性的散發」的過程。它們在長度和語氣上都是不均等的。對哲學主題的漫長沉思與簡短的抒情爆發交織在一起，重複到痴迷的地步，常常是滑稽和幽默的，儘管通篇存在的情緒是絕望的。在其他時候，尤其是在本書的後半部分，它們越來越傾向於諺語和悖論，這是他後來寫作的標誌。這本書的風格間或是抒情的、諷刺的、詩意的和矛盾的，拒絕了乾巴巴的哲學論證技巧，而採用暗示性的、生動的想象，並以俏皮而扣人心絃的方式，揭示了哲學家思想中理性和靈性的痛苦，預示著齊奧朗後來將優雅的風格和深刻的思想做了別具一格的融合。

這種「怪異」寫作自覺地將自己與整個「文明」寫作的傳統對立起來，並以其對死亡、痛苦和混亂的強調，將自己置於審美領域之外：「與僵化的形式和框架遮沒了一切的高雅文化相比，真情流露的模式表現得粗魯不堪。其價值恰恰在於其粗野的品格：它不過是血、真情與火而已。」年輕的野蠻人對僵化文化的高雅之處心懷恐懼，這一主題將在齊奧朗的《存在的誘惑》中對法國人的描繪里再次出現。但齊奧朗哲學的另一個更為基本的方面，在這本書裡體現在他承認自己對「絕對真情流露」抱有信仰當中，即他作為這樣一個思想家的清醒當中：他發現並無情地揭露了所有哲學體系的空洞。

《在絕望之巔》就像一齣由雙方演出的戲劇：一方是痛苦的、成問題的人，也就是有機和真情流露的思想者，齊奧朗所說的痛苦的人；另一方是他的死敵，哲學家或聖賢，即抽象人（theabstractman）。這種區別不免令人想起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蘇格拉底精神。因此，齊奧朗寫道：「從為了獲得思考樂趣而思考的抽象人的陰影中，浮現出了有機人（theorganicman），他因為器官失調而思考，他超越了科學和藝術。」有機或真情流露的思想者是把眼淚變成思想的人，他的思想是執著的。以下是他的自白：「我喜歡留有血肉氣息的思想，我偏愛從性緊張或神經壓抑中產生的觀點，勝過空洞的抽象千倍。」在徹底絕望的魔掌中，那種高度清醒的狀態是「狂喜的消極等同物」，真情流露的思想者輕蔑地拒絕了抽象人的理性樂觀主義：

絕望就是這樣一種狀態：焦慮與不安，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存在。絕望中的人不會被「問題」所困擾，而是會遭受內心的痛苦和火的折磨。遺憾的是，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無法解決。但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任何人會為此自殺。在我們的存在當中，理性的焦慮在所有的焦慮中佔了太多的分量！所以我才更喜歡被內心的火燒灼、被命運折磨的戲劇性生活，勝過沉迷於抽象的理性生活，抽象並不能吸引我們主體性的本質。我鄙視抽象思考裡沒有危險、瘋狂和激情。思想是何等豐盈、活潑、熱情！真情實意就像泵入心臟的血液一樣，滋養著它！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thebirthoftragedy）中批評了樂觀主義或「希臘人的愉悅」，後者與柏拉圖的理想典範相一致—「臨死前的蘇格拉底，是由知識和理性從對死亡的恐懼中解放出來的人」。那些追求這一理想的人終將發現，「邏輯在（科學的）邊界上盤繞著，最終咬住了自己的尾巴」，於是，「一種新型的洞察力應運而生，即悲劇性的洞察力」。同樣，齊奧朗抨擊「那些試圖通過矯揉造作的推理來消除死亡恐懼的人……因為通過抽象的構造來消除有機的恐懼，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對齊奧朗來說，哲學家試圖建立一個體系，這不僅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努力，也是一種貧乏的努力，因為人類真正的創造力恰恰源於痛苦、血、淚和死亡之痛。「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帶有死亡的預兆」：

難道人們還沒認清，膚淺的智力遊戲的時代已經結束，痛苦遠比三段論來得重要，絕望的哭號要比最微妙的思想更發人深省，淚水總比笑容擁有更深的根源？

本著這種精神—這也是他後來的作品所抱持的態度［《瓦萊裡面對他的偶像》（valéryfaceàsesidoles）］—齊奧朗反對那些僅僅將深奧的內容刪繁就簡、以便表達的哲學體系：

那些在靈感的魔力下寫作的人，對他們來說，思想是他們有機的神經傾向的表達，他們不關注整體的統一和體系。那種關注、矛盾和浮於表面的悖論，表明個人生活的貧乏和平淡。只有巨大而危險的矛盾才意味著豐富的精神生活，因為只有它們才能切實成就生命富足的內在流動。

薩瓦特形容齊奧朗的哲學話語是「反面教學法」。它處理了重要的哲學主題，卻有意拒絕成為一種資訊性和建設性的話語。它不希望在這個主題上產生任何「新」東西，因此放棄了所有獨創性方面的偽裝。「它從不推薦任何東西，除了可怕的和不可能實現的，甚至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只是諷刺性地有意為之。」齊奧朗總是不厭其煩地說，他什麼都不相信。他的「破壞性」話語與傳統哲學實踐背道而馳，堅持不懈地尋求揭露任何哲學體系中固有的矛盾，並津津樂道地培育所有的矛盾，賦予它們同樣的價值和同樣微小的意義：

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皆不可能。一切都被允許，但同樣，一切皆不允許。無論我們走哪條路，都不比別的路好……凡事都有解釋，卻又沒有解釋。一切都既真實又虛幻，既正常又荒謬，既輝煌又平淡。沒有什麼東西比其他一切更有價值，也沒有什麼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更好……所有的收穫都是損失，所有的損失也是收穫。為什麼總是期望有明確的立場、清晰的觀點、有意義的話語？我覺得對所有向我提出或沒有提出的問題，我似乎都應該噴出火焰，作為回應。

在《苦澀三段論》裡，齊奧朗回憶了一段簡短的往事：作為一名年輕而雄心勃勃的哲學學生，他想就一個極為新穎的題目寫一篇論文，他選擇了「眼淚的一般理論」，這讓他的教授大失所望。也許《在絕望之巔》就是為了代替這篇計劃中的「眼淚理論」而寫就的。它榮獲了國王卡洛爾二世文學和藝術基金會的獎項。我那位年輕的齊奧朗是一位不能或不願抽象和系統地進行哲學思考的哲學家，他經過一場戲劇性的轉變—《在絕望之巔》正是對此所做的煞費苦心的記錄—成了一名詩人。

作為一名詩人，他還在繼續探究著哲理—富有詩意地。

尼采認為，蘇格拉底式的科學理性樂觀態度，以冷靜旁觀者的理性精神，代替了酒神精神的迷醉和投入，帶來了希臘悲劇精神的衰落，和今天人們精神世界的貧乏。—本書腳註均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