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於母親與女兒的故事。說起母親與女兒，你可能會想，還有什麼新的故事可說呢？因為先前已經有太多講述家庭的故事了。但我們可以再深入思考一點，關於女兒與母親，我們都知道些什麼呢？
有關家庭的故事，重心多半放在父親身上──權威性的父親、父權制的父親、辛苦的父親、年邁的父親、暴力的父親、失去力氣的父親……還有那些父親與兒子之間的關係、鬥爭、衝突與愛憎。我們熟悉的家庭故事，其實都和父親與兒子相關。弗洛伊德為了說明兒童在家庭內形成的身份認同，曾提出俄狄浦斯的故事即是這種父子故事的原型。
弗洛伊德也認為，在藉由與父親的關係確立自我的層面，女兒和兒子並沒有太大差別，女神雅典娜的誕生神話這個關於父女的故事即能說明。宙斯在聽到神諭說第一任夫人墨提斯生下的兒子將會危及自己的權力後，就將夫人吞了下去，而當時墨提斯已經懷了雅典娜。雅典娜在父親的體內成長，然後劈開其腦袋以成人之姿誕生於世。雅典娜聰穎過人，但因為她不是會威脅到自己的兒子，因此宙斯能夠給她寵愛。
也就是說，儘管如弗洛伊德所說，在通過與父親的關係確立身份認同上，女兒與兒子沒有分別，女兒卻與將會威脅、否定最後殺害父親，成為家族代表和歷史主體的兒子不同，她僅位居父親的影子之下。
那麼母親又是如何呢？她先是作為女兒位居父親的影子之下，再通過結婚成為一名男人的妻子，接著通過生育成為母親，最後成為兒子的所有物（俄狄浦斯的故事），或是被丈夫抓來吃掉（雅典娜的故事）。雖然這些故事歷史悠久，但在審視身處父權制家庭內的父親、母親、兒子與女兒的地位時，卻十分適合。
然而，在希臘神話裡，兒子能夠佔有母親，必須是在他殺害了獨佔母親的父親之後，這與韓國的母子關係有著關鍵性的差別。在韓國，就算兒子不殺害父親也能獨佔母親。至今大眾仍認為，孩子出生後，母親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事，父親完全不會去阻礙兒子與母親的身體接觸，女性在丈夫與孩子之間來回，用不同的方式照顧所有人。
人類學學者把東亞國家的這種家庭構造稱為「子宮家庭」或「母系家庭」，也就是實際上一個家庭由兩種模式組成──以男性家長為中心的「父系家庭」；還有將其排除在外，以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為中心的「子宮家庭」或「母系家庭」。
這種家庭制度在韓國形成的最關鍵原因在於，嫁到婆家的年輕女性在家中的成員權，是以她所生下的兒子為根基的。因而她對能讓自己在新家庭理直氣壯的兒子懷有深刻而執著的情感，也是理所當然的。更何況如此一來，教養兒子都會變成母親的責任，父親自然樂見其成。
因此，韓國社會有無數關於母子的故事，都被刻畫成母親的奉獻與犧牲，而「母親－媳婦」的故事也基於相同理由，充滿嫉妒、背叛、憤怒與競爭的情感。
母親的女兒，女兒的母親
在母親與女兒的故事中，兒子的角色通常缺席或乾脆不存在，原因也在於此。因為唯有這樣，母親與女兒的關係才能浮現檯面，發展出令人深思的故事。
若追溯較久遠年代裡有關母女的故事，有出自作家樸婉緒筆下，為在戰爭中身亡的兒子哀悼的母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母女的故事偶爾出現於大眾文化中，如《蛋黃醬》（曾改編為舞臺劇和電影）、電視劇《我親愛的朋友》《上流社會》等，也都沒有兒子出現，才能使母親與女兒以煥然一新的視角去面對彼此。本書也不例外，它也設定身為敘述者的母親所生的只有女兒一人。
隨著時代變遷，兒子不在場的原因各不相同。倘若樸婉緒時代的兒子是死於戰爭，那麼九十年代後的情況，似乎與始於六十年代的「家庭計劃」有關。可倡導「家庭計劃」時的口號「養一個好女兒，勝過十個兒子」最終真的實現了嗎？當然，實際上我們迎來的是性別鑑定後墮胎氾濫的現象，以及兒子遠多於女兒的家庭比例失衡的時代，但有些女性仍會基於不同理由，認為「要生就生女兒」。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中東工作的產業役軍（父親）響應國家政策生下一個女兒，為教育女兒奉獻一切的家庭主婦（母親），還有學業優秀的女兒，這種促成韓國現代化的典型家庭，今日又面臨何種處境？
正如「家庭計劃」的口號，未生下兒子的母親內心期待的是「比十個兒子更優秀的女兒」，若女兒學業也優秀就更是如此了。母親不僅期望女兒在社會上的成就不亞於兒子，同時也期待女兒在婚姻上能夠羨煞旁人。對只有一個女兒的母親來說，女兒必須同時滿足她對兒子與女兒的期待，也就是成為「具有男根的女兒」。
我好像讓女兒讀太多書了。我希望女兒能夠盡情讀書，可以上大學，讀研究生，這樣就能成為大學老師，遇上好老公。可是啊，我女兒真是個笨蛋，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麼。最近只要想到那孩子，我的胸口就像是被堵住了一樣。
可是我們無法一味苛責這位母親的無理期待，因為她曾經歷只要會讀書，階級就能向上流動的時代。即便是女人，只要會讀書就能憑自身力量成功，這樣的錯覺曾支配了整個社會，但一切變遷得太快。因此，當母親發現比自己更聰明、懂更多的女兒過著「不像樣」的人生時，起初感到驚訝，然後心生厭惡，最後則開始埋怨自己。另一方面，女兒通常會大聲宣告，「我不要活得像媽一樣」，但在面對與想象有落差的社會時卻不知所措，最終陷入絕望。
然而，本書中的女兒卻稍有不同。相較於騎虎難下的母親，女兒倒是很早就離開母親身邊。女兒早早就發現自己的性取向，從非洲做義工回來後，就徑自過起「母親從未想象過，也沒允許過的獨立生活」。可是，拒絕當「具有男根的女兒」，卻在經濟獨立上碰到困難──她和同性伴侶的工作並不足以成為支撐獨立生活的基礎。
因此，對母親而言，女兒是個「揹著放入不明印刷物和書本、堅硬得宛如石塊的背包，一整天在全國四處奔波的流浪講師」，可是「明明是別人的事，只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了，結果她又跑去多管閒事」，「把押金忘得一乾二淨，現在又以要繳房租的名義，和身份不明的女人一起闖進我家，打算讓父母丟盡顏面」……女兒不僅不能像兒子一樣在社會上成功，還是一名同性戀者，無法平凡地結婚，讓年邁的母親有寄託，是個沒有「用處」的人。
雖然母親經常好奇，女兒和她的伴侶能不能擁有「正常」的性，但問題似乎並不在於非常規的性取向。女兒是同性戀者會成為母親眼中的問題，其真正原因在於韓國社會不相信「朋友或愛人之類的鬆散關係」，所以質疑：「這種關係會有未來嗎？不是隨時都能分手、轉身離去嗎？」
在信奉「家庭主義」的韓國社會中，能夠稱為社會安全網的都是以血緣或家庭為主的關係，但它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解體、兩極化，導致我們的世界化作對每件事都抱持懷疑、無法相信任何人的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