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其實,這個故事關於母親

關於女兒 金惠珍 第2頁,共2頁

所以在此處,母親的想法──異性間的性帶來的愉悅是家庭關係穩固的保證,實際上是基於抽象的層面,而非具體層面。即便男女之間的關係「只有那件事」,但「就連那件事都沒有」的關係又怎麼能確定是可信的?這個世界就和什麼都不能相信、只能憑靠身體感覺的戰場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去思索,從樸婉緒在小說《裸木》中刻畫的戰爭時期到現在,我們究竟走了多遠,以及母親與女兒的故事為何非得發生在這種腥風血雨之中。

不斷勞動的女性

就像韓國的戰後小說,因為戰爭失去丈夫與兒子的女性被迫出外工作,導致「堅毅母性」成為韓國母親的代名詞,本書中的母親也一輩子都在工作。曾經是教師的她,辭掉工作後歷經課外輔導、換桌布、駕駛幼兒園巴士、保險員、機構餐廳廚師等工作,最後在療養院擔任護理員。

母親並沒有期待工作得越久、越專業就越能獲得肯定,擁有更好的工作條件,領取更優渥的薪資。對只能從事條件和薪資越來越差的工作的她來說,人生只是一條「必須忍受到最後」的漫漫長路。母親本身很好奇,這究竟是因為年老還是年齡段的差異,但在此似乎需要再追加一項性別的議題,因為她之所以必須辭掉教師的工作,原因就在於她必須獨自撫養女兒。

本書中出現的所有女性都在不斷勞動。母親照顧的珍,年輕時在異國留學,為幫助被領養的韓國籍兒童工作,回國後更持續為外籍工人發聲,最後卻罹患老年痴呆症,落得在療養院孤單度日的下場。套用母親的話,就是「將年輕時那珍貴的力氣、熱忱、心意和時間」任意分享給毫不相干的人。

療養院的護理員「年輕的新婚太太」,為了工作無法照顧身在其他療養院的母親;甚至遭受「你們知道什麼是不得不盡的義務和責任嗎」的指責的女兒及其伴侶也不例外。身為臨時講師、三十多歲的女兒,忙於參加抗議不當解僱的運動,無法顧及生計;女兒的伴侶則在一間小餐廳當幫廚,賺兩人的生活費。

所有女性都處於必須為了某人而工作的處境,而且照顧或輔助某人的那些工作,都讓人覺得生產力不足。倘若在母親那個時代的隱形勞動主要出自扮演家庭內部妻子或母親的角色,性質屬於基層照顧;到了女兒的時代,隱形勞動則屬於輔助、代理性質,是專業性不足所致。因此,母親在看到無法得到任何人的無償照顧、被所有人遺忘的珍之後,一直無法擺脫那種人生可能會成為自己和女兒未來的恐懼。

最近,一位文化研究學者認為,日漸增多的「酷兒」文學顯示出「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會在邊緣性少數者的生存壓力上體現」。根據其說法,這類文本的著眼點「並非lgbt群體的公民權,而是若不借助其經濟勞動者的形象,就無法想象他們其實也是一般人的現象」。

本書中,無法達到經濟獨立最低標準的情侶,她們的故事不也是如此嗎?就如同母親的內心獨白:

看到我的女兒受到這種差別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我擔心我會讀書又學識淵博的孩子會被趕出職場,在金錢面前手足無措,最後受困於貧窮之中,到老還要像我一樣去做苦力活。這件事和我女兒喜歡女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不是嗎?我並不是在懇求你們理解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們放手讓他們去做擅長的事情,讓他們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這些。

儘管如此,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又能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穩定的社會經濟與非常規的性少數群體能否徹底分開來看?簡單來說,女性及女同性戀者曾經在社會經濟中擁有過穩定的地位嗎?

但請不要誤解,這並不是宿命論,而是存在論的問題。在以女性的隱形勞動累積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壓制女性身份的戶主制被廢除還不到十年的韓國;以及在韓國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竭盡一切手段強迫女性擔任非正規崗位的環境裡——女性被配置在具有必需性但又被排擠的位置上。

對這樣的女性而言,異性戀家庭被視為最低限度的社會安全網,但對於人生與之大相徑庭的女同性戀者而言,不穩定成為她們的身份認同本身。這種不穩定性造成的疏離感,導致她們永無止境地反問:「我是誰?」

所以書中的女兒才會問:「性少數群體、同性戀、蕾絲邊,這些名詞指的就是我。這就是我,大家都用這種方式叫我。所以不管是家人也好,其他事也罷,他們讓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但這是我的錯嗎?」而女兒的伴侶也才會反問:「您認為我做這件事情時是毫無想法與信心的嗎?認為我能為毫不相干的人做這些?賺錢對我來說也是件苦差事,偶爾我也痛苦得想死。即便這樣,您依然認為我沒有資格嗎?」

所以前期母親試圖將非常規的性取向與社會經濟條件區分開,是針對女兒與伴侶提問的回答,這也證明她們非常規的性取向已構成社會的一部分。所以為了讓在韓國被視為「不一般」的這些人也能被看作「普通人」,藉助經濟勞動者的形象反倒成為一種必要手段。也就是說,為了能夠勾勒並主張女性與女同性戀者的公民權,與其執著於通過規訓更多人組成能夠被明確分類的家庭單位來穩定經濟,不如先從改變人們對「家庭」和「個人」這兩個概念的認知入手。因為如今這些已經停滯、行將腐朽的認知,才是社會經濟不穩定的真正根源。

我要再說一次,這不是宿命論,而是存在論的問題,所以故事中改變母親的終究還是女性、女性的照料與工作。包括珍的人生(將寶貴的年輕歲月浪費在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女兒的鬥爭(為了他人的事不惜大打出手),還有女兒的伴侶在日常生活上、情緒上給予的支援,都一點一滴改變了母親。

在為數不多的母女故事中,大多以女兒的視角來看待母親為主,因此本書這種說故事的方式令人感到興味盎然。而我們也正需要更多關於母親自己的故事,所以感受就更深刻了。

所以,即便母親認為去理解身為同性戀的女兒,是「放棄了我女兒可以光明正大、平凡生活的人生」,但我們是否能夠再稍微觀望一下呢?因為深知「毫不相干的外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我們所有人都可能是彼此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母親,也許能憑藉順利完成每天工作的力量,走向「宛如奇蹟的諒解」那一步。

最重要的是,母親深知,不論是什麼樣的人,「都應該放手讓他們去做擅長的事情,讓他們得到合理的待遇」。

金申賢京(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