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是在一九八九年撰寫了《國境的孩子》一書嗎？書中提到被領養到美國的孩子。布蘭登·金？啊，還是布蘭登·李？我對這位十歲少年的故事印象很深刻。這個孩子被白人家庭領養後，又遭到棄養，然後經過了五年，這段時間都是您親自去採訪的，對嗎？啊，還有，我也很好奇，您是在哪裡，又是如何見到這個孩子的呢？」

戴帽子的年輕人固定好鏡頭，一打出手勢，戴著圓眼鏡的年輕人隨即調整了一下眼鏡，然後開始說話。起初他的嗓音聽上去像薄鐵盤在打戰，而後慢慢變得沉穩。

「不然，可以請您說一下la教育中心的事嗎？那兒是特教中心，在當時以移民者子女為服務物件的機關之中，可說是首屈一指吧？聽說設施獲批、申請支援等都是您親力親為，沒有碰到特別棘手的部分嗎？」

年輕人的嗓音在正方形的會客室內打轉，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空氣之中降下一層靜默，甚至能聽見大家在走廊上走動時小心翼翼的腳步聲。珍的視線始終停留在桌面的角落，彷彿一人失魂落魄地置身於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的空間裡。

說不定是因為陌生人的拜訪受到了驚嚇。我正打算走到她身旁，年輕人舉起了手，示意我不要緊。

「那麼，八十年代啟用移民者人權諮詢中心那件事呢？您記得嗎？您當時不是在釜山從事這項服務事業嗎？您沒有選擇首爾，是否有特殊的原因呢？」

盯著鏡頭的年輕人抬起頭，搖了搖頭。他和提問的年輕人四目相對，似乎正在交換意見。

「我的肚子快要痛死了。」

珍不耐煩地拍了拍輪椅的把手，可是那句話似乎只有我聽見。年輕人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再次提出問題。

「九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大阪舉辦的論壇呢？您當時批判韓國政府的事為人所津津樂道，甚至有一陣子您還被禁止入境呢。您記得那時的事嗎？」

年輕人將歷史悠久的照片和從雜誌上剪下的報道拿到珍的眼前。照片中的珍戴著大而滑稽的眼鏡，站在講臺上說話。另外還有她和一群白人男子勾著肩，笑得很燦爛的照片。我的視線一時無法從那些褪色的照片上移開。

「我肚子餓了，肚子餓。」

珍轉頭看著我，作勢用拳頭敲打桌面。

倚在門旁的我，提心吊膽地回答：「嗯，會去吃飯的，再等一下。別這樣，請您多少說點話，人家大老遠跑來的呢。」

「今天會有什麼？吃蛋糕嗎？」

我笑著安撫珍，暗自思忖：那些年輕人說的事，當真是如今這名只懂得吃喝拉撒睡，對其他事情漠不關心，年邁孱弱的女人所做的嗎？那些事情有必要大老遠跑來這裡提問嗎？那麼珍為何會身在此處？她是因此才淪落到這種地方的嗎？

「什麼也想不起來嗎？那麼狄帕特呢？他來自柬埔寨，對吧？」

看到提問的年輕人支支吾吾，於是攝像的年輕人糾正他：「菲律賓。」

「對了，是菲律賓，不是有個叫作狄帕特的小朋友嗎？您不是他的監護人嗎？您等於是撫養他到長大成人為止呢。不記得了嗎？狄帕特，狄帕特。」

年輕人提高音量，在尊敬與敬畏之意消退之後，可以感受到他緊接而來的煩躁與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