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匈牙利來到奧地利的小村莊，從那裡又坐車去了維也納。車票的錢是市長付的。路途中，我的小女兒在我的膝上睡覺。路邊，一個個邊界里程標亮著光，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里程標。

來到維也納，我們找了一家警察局進行申報。在警察局的辦公室裡，我替女兒換了尿布，給她餵了奶。她吐了。警察告訴了我們難民營的地址，並指明瞭免費去那裡的電車。在電車上，穿戴得體的夫人們抱著我的女兒，並往我的口袋裡塞了點硬幣。

難民營是一幢很大的建築物，之前應該是工廠或者兵營。在一個寬敞的大廳裡，草墊直接鋪在地上，這裡有公共淋浴間和一個很大的餐廳。餐廳入口處的一塊黑板上釘著許多尋人啟事。人們在這裡尋找穿越邊境時、維也納城裡，或者在這嘈雜的人群中丟失的親屬或者朋友。

我的丈夫，和所有人一樣，每天都去各個使館的辦公室詢問可以收留我們的國家。我和女兒待在一起，她就躺在草墊上，咿咿呀呀地和草繩玩兒。為了要到一些嬰兒必需品，我不得不學幾句德語。我抱著她走向難民營裡的食堂，向那個看起來是廚師的人說：「milchfürkinder,bitte.」或者「seifefürkinder.」那位先生總是親自給我我需要的東西。

我們乘火車去瑞士的時候已經接近聖誕節了。車上窗前的餐桌上擺著小聖誕樹、巧克力和橙子。這是一輛特別的火車，除了乘務員，裡面都是匈牙利人，它只會停在瑞士的邊境，那裡會有人接待我們。窗戶外還有些善良的婦人向我們遞著熱茶、巧克力和橙子。

我們到了洛桑，住進了城市高地上一處靠近足球場的難民集中營。穿著像軍人的年輕女人帶著寬慰的笑容抱走了我們的孩子。男人和女人分開來淋浴，衣服被帶去消毒。

我們之中經歷過這種情況的人承認說他們當時很害怕，但是當大家都平安重聚的時候，所有人都舒心地嘆了口氣，尤其是我們找回了自己的孩子時。我的小女兒已經被餵飽了，安靜地睡在我床邊一個漂亮的搖籃裡，她從未有過如此漂亮的搖籃。

星期天足球比賽之後，觀眾會站在難民營的欄杆後面看我們。他們給我們一些巧克力和橙子，當然，有時候還有一些香菸和錢。這讓我們覺得這兒不是一個集中營，而是一個動物園。我們中的一些人會害臊地離開回院子裡去，也有些人則相反，會把手伸出欄杆外討要，然後對比戰利品。

一週幾次，會有工廠來尋找勞動力。一些朋友或者熟人找到了工作和住的地方，走的時候給我們留下了地址。

在洛桑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們又在蘇黎世森林裡的一個學校裡度過了一個月，那裡會有人教授語言課，但是因為我的女兒，我很少能去上課。

如果沒離開我的祖國的話，我現在會過著怎樣的生活？更加苦難和貧窮，我想，但不會這麼孤單和痛苦，也許會感到幸福。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將繼續寫作，無論在哪兒，無論用哪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