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黎世的難民營出來，我們被「分配」到瑞士的各個地方。正因如此，很偶然地，我們來到了納沙泰爾，確切地說是瓦朗然，我們住在那裡村民提供的一處兩居室的屋子裡。幾周之後，我開始在豐泰內梅隆的一家鐘錶製造廠裡工作。

我五點半起床，給孩子餵食並替她穿好衣服後，我也開始梳洗穿衣。然後搭乘六點半的車到達工廠，把孩子送到託兒所之後，我就進工廠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五點。從託兒所接回女兒後，我們坐上回程的汽車。去村裡的小商店採購點東西，之後我要燒柴（屋子裡沒有供暖），準備晚飯，哄孩子睡覺，洗碗，寫一點東西，然後我也睡了。

對於寫詩來說，工廠非常適合。工作很單調，所以我們可以想些別的事情，機器的聲音也很有節奏，像極了詩句的停頓。我的抽屜裡有紙和筆，當腦海中有些成型的句子時，我就記下來，然後到晚上一起整理在本子上。

工廠裡大約有十來個匈牙利人，我們會在中午休息的時候到食堂碰面吃飯，但是飯食和我們習慣吃的東西實在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幾乎不吃。對於我來說，至少有一年的時間，中午我都只拿牛奶咖啡和麵包。

在工廠裡，大家對我們都很友善，對我們微笑，和我們說話，但我們卻什麼也聽不懂。

荒漠就是從這兒開始的，社交的荒漠，文化的荒漠。在革命與逃亡的狂熱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沉默、空虛、對於過去的懷念，那時我們有種參與了重要事件，也許是歷史性事件的感覺，還有對祖國的悲痛、對家人和朋友的思念。

剛來這兒的時候，我們有許多期許。不知道具體期許什麼，但絕對不是這樣：沉悶的工作，沉默的夜晚，被凍結的生活，沒有變化、驚喜和希望。

從物質層面來說，我們的生活是比之前好了一些。有兩間屋子而不是一間，有足夠的炭和食物。但是比起我們失去的東西，這代價也太大了。

早晨在公交車上，檢票員坐在我的旁邊，每個早晨都是同一個人，樂觀又有些胖胖的。他在路上會和我說話，雖然我沒能全部明白，但我懂他是在試圖安慰我，告訴我瑞士人不會允許蘇聯人打到這兒的。他勸我不必再害怕和悲傷，現在我是安全的。我笑了笑，我無法向他解釋說我並不是害怕蘇聯人，之所以悲傷，是因為現在巨大的安全感，除了工作、工廠、採購、家務、做飯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沒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事情，僅僅是週日可以多睡一會兒，在夢中再次回到祖國。

如何向他解釋呢，在不讓他生氣的情況下，用我僅會的那點法語詞，向他說美好的瑞士對我們來說只是荒漠，難民穿越荒漠來到這所謂「團結」和「融合」的地方。那時，我還不知道其實有些人永遠也沒能到這兒。

我們中有兩個人被遣返回了匈牙利，等待他們的是無盡的監禁。另外兩個單身的年輕男人去了很遠的地方，美國和加拿大。還有四個人甚至去了更遠的地方，人能到達的最遠的地方，邊界之外的地方。這四個人在我們逃亡兩年之後相繼自殺。一個服了安眠藥，一個是煤氣中毒，另外兩個是上吊。最年輕的一個才十八歲，她叫吉塞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