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報紙還有電視中得知一個十歲的土耳其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偷偷穿越瑞士邊境的時候死於寒冷和精疲力竭。「蛇頭」將他們帶到邊境，他們只要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瑞士的第一個村子。他們走了很久，穿越了山脈和森林。天氣非常冷，最後父親將孩子背在身上，然而已經太遲了，當他們走到村裡的時候，孩子已經因疲憊、寒冷和體力耗盡而亡。

我的第一反應和任何一個瑞士人一樣：這些人怎麼會和孩子一起冒這樣的風險？這樣不負責無法令人接受。因此產生的震驚來得如此快速和猛烈。十一月末的冷風掃入併吞沒了我溫暖的房間，回憶中的聲音驚愕地響起：「什麼？難道你忘了嗎？你也做過一樣的事情，完全一樣的事情。你的孩子，還是個才剛剛出生的嬰兒。」

是的，我想起來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已經結婚兩年了，我的小女兒剛剛出生四個月。我們計劃在十一月的一個夜晚，跟著一個名叫約瑟夫的「蛇頭」——我對他很熟悉——穿過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

那晚一共有十來個人，其中有幾個小孩子。我的小女兒在她父親的懷裡睡著，而我則揹著兩個背包。一個背包裡裝著奶瓶、尿布，還有孩子的換洗衣服，另一個背包裡則裝著字典。我們跟著約瑟夫靜靜地走了約一個小時。幾乎沒有一點光亮，偶爾耀眼的煙火和探照燈的光會照亮一切，炮聲和射擊聲之後，黑暗與寂靜又將我們籠罩。

在森林的邊緣，約瑟夫停了下來並對我們說：「你們已經在奧地利了，只需要繼續走就行，村子並不遠。」

我擁抱了約瑟夫。所有人都把身上的錢給了他，畢竟，這些錢在奧地利也沒任何用處。

我們在森林裡走著，很久，非常久。樹杈劃傷了我們的臉頰，有人掉進了樹洞裡，落葉浸溼了鞋子，腳踝被樹根絆到差點扭傷。我們開啟了幾隻手電筒，可是隻能照到很近的地方，這裡只有樹，總是樹。但是，我們應該已經走出森林了。我們感到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轉。

一個孩子說：「我好怕，我想回去，睡到床上去。」

另一個孩子也開始哭了。

一個女人說：「我們迷路了。」

一個年輕的男子說：「停下吧，如果繼續這麼走下去，我們會回到匈牙利的，可能已經回去了。先別動，我去看一下。」

如果回匈牙利，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非法越境的牢獄之災，也有可能被喝醉的蘇聯邊境士兵一槍擊斃。

年輕男子爬到了一棵樹上，下來之後他說：「我知道我們在哪兒了，我根據燈光定了下位置，跟我走。」

我們跟著他，不久之後，終於走出了森林，來到了一條真正的路上，沒有樹杈、樹洞和樹根了。

突然，一束強烈的光照向了我們，一個聲音說：「站住！」

我們其中的一個人用德語說：「我們是難民。」

邊境的奧地利士兵笑了一聲，回答說：「我們很懷疑，先跟我們走。」

我們被帶到村裡的廣場上，那裡有一群難民。市長來了。

「那些帶著孩子的，向前走。」

我們被安排住在一戶村民家裡，他們很友善，幫著照顧小孩，給我們吃的，並讓給了我們一張床。

奇怪的是，我對這些的記憶並不深刻，就像這些只是發生在某個夢境裡一樣，或者是在別處的生活中，像是我的回憶拒絕想起這丟掉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的時刻。

我將我用別人看不懂的話語寫的日記還有最初的那幾篇詩歌留在了匈牙利。我的兄弟、父母也都還在那裡，我沒有告訴他們，也沒和他們道別。但是那一天，1956年11月末的那一天，我永遠地失去了我的民族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