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我們是昨晚知道的這個訊息。寄宿學校要求必須為此悼念。我們無聲地去睡覺。早上，我們問：「今天是放假了嗎？」

督學說：「不，你們和往常一樣去學校，但是不能唱歌了。」

我們和往常一樣排著隊去學校，但是沒有唱歌。建築物上掛著紅色和黑色的旗子。

老師在教室等著我們，他說：「十一點，學校的鈴聲會響起。你們要起身默哀一分鐘。在此之前，你們需要寫一篇名為《斯大林之死》的作文。作文裡要寫斯大林同志對於你們來說的意義。首先是如父親一般，其次是一盞明燈。」

一個學生突然哭了起來。老師說：「請控制好你自己，小姐。我們都十分悲痛，但要控制好自己的痛苦。你們的作文不會被計分，看在你們才剛剛經受過如此重大打擊的分上。」

我們寫著，老師在教室裡踱步，手放在背後。

鈴響了，我們站了起來。老師看了看手錶。我們等著城裡的警報響起。靠窗戶的女生看了看街上說：「這只是收垃圾的鈴聲。」

我們坐了下來，笑出了聲。

學校的鈴聲和城市的警報不久之後便響起，我們又站了起來，但因為剛才收垃圾的鈴聲，我們還是很想笑。我們就這麼站著，這漫長的一分鐘，因為憋著笑而晃晃悠悠站不穩，老師也跟著一起笑。

我曾把斯大林的彩色照片放在口袋裡好幾年，但直到他去世的時候，我才明白為什麼我姨姨會在某次我去她家的時候將這張照片撕得粉碎。

思想灌輸的力度是巨大的，對於年輕人尤其有效。魯道夫·紐瑞耶夫，蘇聯時代持不同政見的偉大舞蹈家，這樣說道：「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我去了郊外。我一直等著不平凡的事情發生，等著自然回應這場悲劇。然而什麼也沒有，沒有地震，沒有任何訊號。」

不。「地震」在三十六年之後才到來，也不是自然的回應，而是來自人民。必須要等待這麼長的時間，讓我們的「父親」真正死去，讓我們的「明燈」永遠熄滅，希望如此。

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不同政見的俄國作家談起過，這些必須忍受著專制的人是怎麼想的。關於這些多年來忍受著異族和他們的統治的「不重要的小國」，他們又是怎麼想的。這些作家們是否為此，或者說將來會不會為此感到一絲羞愧？

在此，我想到了托馬斯·伯恩哈德，一位偉大的奧地利作家，他從來沒有停止批判和抨擊——帶著愛與恨，還有幽默——他的國家、時代、生活的社會。

他於1989年2月12日去世，為此沒有全國或者國際上的哀悼，沒有虛假的眼淚，可能也沒有真實的。只有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忠實讀者，能感受到文學界失去他的痛苦：托馬斯·伯恩哈德，從今往後，不會再寫作了。更糟糕的是他禁止人們在他死後出版他未公開的手稿。

這位作家對現實說的最後一個「不」字凝結在了《是》這本書裡。這本書現在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與《水泥地》《下行者》《聲音模仿者》《伐木》以及別的書一起。《是》是我讀的第一本他寫的書，我把它借給了很多人，並且介紹說我從未在讀書時笑過這麼多次。他們還給我的時候都說沒能讀完，說這本書裡有太多「令人挫敗」與「無法承受」的東西。說起這本書的「喜劇性」，他們則一點兒都沒有體會到。

書的內容確實是可怕的，因為這個「是」確實是「是」，但那是對死亡而言的「是」，因此對生活而言就是「不」。

然而，無論他是否願意如此，托馬斯·伯恩哈德將永遠存在，並且給那些自認為是作家的人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