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小傢伙，當然了，正是現在，才應該去付(赴)德國呢!這個偉大的音樂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許(需)要藝術家們前去表演!」
收到索朗日的這一回答時，已經是五月中旬了(「索朗日·加里納託願意為德國的文化事業服務」)，而就在幾天前，報刊上刊登了柏林歌劇院前的廣場上堆起的柴火堆的大幅照片，配以這樣的文字說明：「巨型火刑堆!兩萬冊反德書籍於昨晚被焚燒!」
保爾對所謂火刑堆的一切瞭解，都來自於聖女貞德與喬爾達諾·布魯諾的故事，那可不是一些那麼令人信服的前例。《強硬派》的報道這樣寫道：「眾多的人群聚集在柴火堆周圍。他們以低沉的調子唱著愛國歌曲，就像是在一個神廟中。德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的國家，那裡的野蠻行徑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並且煽動人們沉浸在這種虔誠的歡騰氣氛中。」
野蠻行徑、火刑堆、音樂家被驅逐、猶太人遭難……保爾實在無法一一列舉，但他心裡清楚，這一切都不是什麼好事。
「我並不打算給你我節目單的細節，因為我希望你會很喝(渴)望的，一定會來柏林聽我歌唱!那將是我藝術生亞(涯)的一個重大時刻，興許還是最重大的，你得明白，總理本人，偉大帝國的各位部長，以及所有的上層精英都會到場!我會依然讓你纏(饞)得流口水的。我已經為我的佈景約定了一個藝術家，你一定會喜歡他的，我能對你說的就只有這些啦。所有人都將會為此驚牙(訝)的，我向你保證!」
索朗日的熱情讓保爾好不為難。
「假如帝國請求我的話，我將會在整個德國演唱。」她宣告道，這並不僅僅只是出於天真，出於輕信。他在報紙上能讀到的，每個人都能讀到。甚至包括索朗日。
六月十日，八百個猶太演員、音樂家、歌唱家被「辭退」，其中包括國家歌劇院的樂隊前指揮。
到了六月底，孟德爾頌、梅耶貝爾、奧芬巴赫、馬勒的作品都被從各個音樂會的節目單上清除。現代音樂應該被看作一種對以巴赫、貝多芬、舒曼、布拉姆斯、華格納和史特勞斯為代表的真正的德國音樂傳統的頹廢，而這些經典音樂家的作品，恰恰是索朗日·加里納託懷著極大的喜悅要來柏林為她所謂的「偉大帝國」演唱的。
保爾重新開始寫他那封已經試寫了好幾次的信，他尤其在結尾處遲疑再三：
親愛的索朗日：
您前往柏林演唱的決定讓我深為憂慮。我在報刊上讀到，那裡有很多不幸的人，不少苦難的音樂家!沒錯，我並不太瞭解那裡，但是，有人焚燒了書籍，有人搗毀了猶太人的店鋪，我都看到了照片。讓我感覺難受的，並不是您要在柏林演唱，而是看到您對做了那一切的這些人還那麼熱情。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跟您說。我在動筆寫信之前，先把種種詞語在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掂量了很長時間。我對您懷著深深的謝意。當我第一次聽到您的歌聲時，我彷彿獲得了重生。如果說我還能活在世上，那全都是靠了您。但是您在那裡所做的，將不能與我的生活相適應。因此，我給您寫了這封信。為的是衷心地感謝您。但同樣也是為了對您說，我將再也不回覆您的來信了，因為，且不說其他的，一個喜歡那些人的人，已經不再是我曾如此喜愛的那一個了。
保爾
曾經淹沒了航空工作室的悲觀主義浪潮終於平息，只因突然來了一筆轉賬，這在商務世界中是偶爾才能見到的現象。地平線重新變得明朗，幾乎跟一開始時一樣燦爛。
九月初那次試驗的訊息宣佈，不僅沒有搞垮整個團隊，反而刺激起了一種集體的自尊心。加班加點的現象並不罕見，人們在工作室裡一直幹到深夜，凌晨時分才回家。不再有星期六，也不再有星期日。氣餒的曲線一再下行，因為成果明擺在那裡，唾手可及。人們重做了燃料、送風裝置、抗熱測試。茹貝爾整天跟手下人泡在一起，他帶著一種令人讚歎的精力，關注一切，到處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總是對這一個來一番提醒，對那一位來一句鼓勵話。假如有可能的話，還會時不時地來一點小幽默。
而品行正直的螺旋線已經開始轉動。
渦輪機的效果超出了預期，而尤其，尤其，新的合金證實了所有的希望。提前十天，人們開始了第一輪試執行。當噴氣發動機啟動運轉時，甚至沒有人敢相信那已是既成事實。突發的推動力引來了熱烈的掌聲。茹貝爾，大家都知道他不怎麼愛激動，也頓時感到熱淚在湧出眼窩，他趕緊擤了擤鼻涕，以遮掩一下流淚，並下令進行另兩次試車，其中第一次就在四天之後開始了。比前一次的效果還更好。茹貝爾現在對他的那幾招兒很是自信。
此外，也必須如此了。事情緊迫嘛。
規劃的資金卻到處吃緊。每星期都有好幾次，茹貝爾必須答覆復興會方面的請求。圖表、研究進度、技術實施狀態、庫存量、花費，等等，他必須清查一切。薩凱蒂說：「你又能怎麼辦，他們又沒有你的那份雄心，一切都讓他們深感恐慌!」茹貝爾勒住韁繩，保護他的團隊：「您就致力於基本任務吧，剩下的全都交給我好了。」
送風裝置的最近一次測試大獲成功。他們決定，在一週的最開頭就開始最終機殼的製造，這是一種完美的日程安排，甚至還能允許排除掉通常總會出現的某些意外情況。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等著新的槳葉。誤差只允許有四分之一毫米，是好幾個星期苦苦研究、計算的結果，其製造工作委託給了最具資質的企業，當然價格也是最昂貴的……僅僅只是這些零件，就值不止二十萬法郎。
羅貝爾並不是眾人中最耐心的一個。他收到了瑪德萊娜明明白白的、幾乎是強烈的指令：
「假如您弄糟了您的那一下，費朗先生，我一分鐘都不會耽誤，立馬就去警察局遞交您的結婚證書。」
蕾昂絲也跟瑪德萊娜同樣焦慮，因為，除了在床上，她很少看到羅貝爾能準確無誤地連續做成三件事的。
「你還能不能行，嗯，小雞仔？」
「當然行啦……」
他倒是從來什麼都不懷疑，可是，這一點兒都不讓人放心。
只不過，他總是很有運氣，而且，與人期待的不同，很善於抓住運氣。
羅貝爾剛剛結束了他的夜班工作，走出車間時，一眼瞥去，正好看到上早班的人進來。那個蓋有「夥伴兄弟公司」印戳的大包裹就在那兒。他連想都沒想一下，當然也實在無法來得及細想，當即就抓起包裹來，夾到胳膊底下，帶回了家中。
第二天早上，他發現工作室處在一種幾乎無法描繪的混亂狀態中。
人們在尋找那個包裹，卻根本不見它的影子。保安是照章辦事的，他指了指他當時放包裹的那個地方。他們把工作室裡裡外外翻了一個底朝天，他們把辦公室和倉庫像篦頭髮那樣細細地搜了一個遍。一個包裹是不會就這樣自行消失的!由於在這裡，人們對安全十分敏感，凡有來訪都須經過詳細登記，而且「任何外人」沒有內部工作人員的陪同都不許在工作室內隨便走動，正式宣告包裹遺失之後的兩天，人們又聽到了所有人都猜疑到的那個詞：破壞。
整個團隊都成了懷疑物件，技術人員分別來自五個不同國家，人們開始議論紛紛，流言四傳，一會兒說某某有問題，一會兒又說某某疑點多，這一切讓茹貝爾實在大傷腦筋。
這一背景噪聲，這一不協調，讓工作室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讓工作節奏頓時減慢，某個人甚至還說到了「德國人」，人們讀到過一些關於他們航空研發方面的文章，工作室裡是不是有一個他們的間諜？當你走進一個辦公室時，原本的談話會突然停下來，人們不再說話，而是噓噓地低語，每個人都在自我監視，同時也在監視別人。
十天後，羅貝爾接到瑪德萊娜的命令，讓他假裝重新找到了那個包裹，於是，他便奇蹟般地發現了它，只見它滿是灰塵地躺在到運貨物堆積處邊上的一個角落裡，就在電解槽的底下，只不過，他們都說，這之前，他們早已在那個地方翻看過好幾遍了。
他被當成了英雄，但是，為時已晚，他們已經向夥伴兄弟公司訂購了新的零件……
兩個年輕的記者接受了安德烈的試探。一星期裡，他已經去了三次計劃資助人的家中，赴他們的晚宴，他帶去了報紙的設計方案(最終，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名稱，股東們只得接受了「斧棒手」這個報名)，另外，他還去了他的良師益友蒙泰-布克薩爾的家。
報社地址就選在了墨西拿大道，房子原本屬於一個隱居在托斯卡納的女貴族，很寬敞，人們添置了一些傢俱。安德烈去了印刷所，跟印刷商談了預算估價。金錢從來就沒有夠的時候，但安德烈依然興奮得很。
期限又向後推了。人們確定在十月中旬開張。安德烈早已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晚報》上的專欄文章越來越受他的計劃以及他的信念的影響了。
「我說，我的老兄，」基約多問道，他的直覺比誰都靈，「您玩得是不是稍稍有些過火了？您的專欄文章，那調子，真的好奇怪啊……」
法蘭西需不需要一個獨裁者？
自從義大利擁有了強權政治，得以再一次聲稱，它已牢牢控制住了一個被重新發現的拉丁歐羅巴洲，此時，這樣一個具有神奇魅力的詞鑽進了所有人的腦子中。
我們不要忘了，獨裁是共和政治的發明。獨裁者遠非一個卑賤的漫畫人物，而是一個被選舉的官員，在一種危急的形勢中，人們允許他在一段相對有限的時期中擁有充分的權力。
面對著我們徹底喪失了信譽的統治階級，以及我們只會導致混亂的議會制度，我們鄰邦的解決辦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因為，要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提供實行一項復興政策的種種辦法，就沒有任何侮辱不侮辱的問題。民主政治需要有卓越的偉人，有堅強的心靈，恰如我們的法蘭西國家在以往其他時代中見識過的那樣。
假如，明天，這個人出現在我們面前，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及時地從義大利令人振奮的成功以及我們的錯誤中汲取經驗教訓呢？
凱洛斯
「可是，瑪德萊娜，我們三天前就已經討論過這個啦……」
無論什麼事情，她總能找到一個藉口，根本不必直接說出來。
「我知道，迪普雷先生!儘管……我需要做個總結。」
很好。瑪德萊娜是老闆，是她付的錢，這一點沒有問題。於是，他們又面對面地坐在了迪普雷家的小小餐室中，但誰都不說話，因為自從最後一次見面以來，就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說。在若有所思地攪了攪咖啡後，瑪德萊娜說：
「好，我想我們已經轉了一圈了，不是嗎？」
「是的，是的，瑪德萊娜，我們已經轉了一圈了。」
於是，她脫下了襯衣，眼睛盯著釦子，當她幹這個時，她不喜歡瞧著迪普雷先生。他靜靜地走向她，他從來不會讓她落到尷尬的情境中。
關於他跟保爾之間的談話，他不想在細節上多多解釋什麼，因為他們所經歷的小小誤會還真的算不上是什麼誤會。保爾十四歲了，臉色蒼白，面容疲憊，確實，瑪德萊娜希望能消解他的青春期問題，還是很現實的。迪普雷會一星期見他一兩次。一個積極向上、大膽敢闖的男孩，就他的年齡而言很是早慧……
他為他尋找到一個藥劑師，博羅茨基先生，名叫阿爾弗雷德，一個一年四季總是在感冒的德國人，一個月之前剛從波蘭來到法國，因為他的「猶太藥房」在老家被人砸毀了。他從弗羅茨瓦夫只帶過來一家人穿的衣服。奇怪的是，毫無希望返回家鄉的他，有一天竟然收到了他出發之前準備好的三個箱子，裡頭裝滿了蒸餾器、罐缽、電熱器、玻璃管、天平秤，所有這一切竟然躲過一劫，完好無損。
在藥劑學方面，博羅茨基先生是一個堅定的信徒。他對藥物的作用有一種絕對的信念。依他看來，對每一種疾病，應該都有一種藥物能治，即便這種藥迄今為止尚不存在。
保爾為他介紹了自己的計劃，他受藥典啟發的處方，是的，是的，很好，必須試一試，一千法郎，迪普雷斗膽說，是的，是的，很好，博羅茨基先生又走了，沒有人說得出人們是不是有一天還能見到他。他又回來了，帶來了一個砂岩的罐子，裡頭裝滿了一種以蜂蠟為基礎的綠顏色物體，但那東西不太好聞，他還證實了它根本沒有任何效用：「幾乎就像是溫水。」他很形象地比喻說。
對於保爾，這就是理想的產品。只是氣味除外。太遺憾了，他解釋說，因為，「一切，或幾乎一切，這裡全都有了。結構，有一點；顏色，有一點。但首先得是氣味。你開啟它，只要很好聞，你也就買了」。必須要的，是「同一種產品，但又是為女人的」。
「同意，要加香精。」
「不，博羅茨基先生，」保爾在小黑板上寫道，「絕對不!油膏不應該有香精，它應該有一種氣味。絕對藥劑學上的，卻又是很好聞的。」
博羅茨基打了三個還是四個噴嚏(簡直就是在放連珠炮)，同意，接著，他又走了。
讓迪普雷擔心的是接下來的事。瑪德萊娜讓她兒子投入到這一要花費五萬多法郎的行動之中，他實在看不出他將如何做到。
迪普雷感到自己有些上了圈套。他本來想幫一下一個他覺得可親又聰明的男孩，結果卻發現自己參與到了一個企業的建立中。假如他再不及時說一聲，夠了，行啦，那他到最後就將在一個家庭工廠中當個管人的頭頭，要知道，當年，他可不是為了這個才離開的共產黨。
他已經解決了藥劑師的問題，剩下的就是地點的問題。不必一定要太大的空間，至少在一開始不需要，但是誰都無法預料事情會如何發展。博羅茨基先生希望，在初創階段，他所掌握的材料要能保證小批次的製作，但是，之後……對此，迪普雷顯然有些忙不過來，他在安德烈·戴爾庫、古斯塔夫·茹貝爾、夏爾·佩裡顧之間倒來換去地做偵探之餘，現在居然又幹上了保爾的工業計劃。有時候，他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了。
「假如這一切讓您付出太多的努力，迪普雷先生，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瑪德萊娜一邊說著這話，一邊脫著衣裙，轉向他，他瞧著她，不，不，他機械地回答說，盯著黑暗的一點，而瑪德萊娜，能靠著自身的魅力贏得些什麼，這讓她感覺非常受用，真的非常受用。
與他相反，她感到很自信。保爾有一個好主意，迪普雷則有很多辦法，當然還得有一點點錢，但是，自從她去溫特圖爾銀行聯盟拜訪以來，是的，她有了一種預感，即形勢可能會朝著對她有利的方面發展。而且，看到迪普雷如此東奔西忙，保爾如此堅韌不拔，弗拉迪整日里如此忙忙碌碌，她不禁問道：
「難道您不認為，迪普雷先生，我應該……我是說……去找一份工作做嗎？」
真是太意外了。即便對她來說也很意外。她突然質疑起了自己。實際上，她難道不是在繼續像個大資產階級女子那樣生活著，而實際上，她的落魄已不能允許她再那樣了嗎？
她所不能說出口的是，她的想法來自對她會為之臉紅的一本書的閱讀，那就是《生活在妓女中的一個月》。一個女記者，瑪麗絲·舒瓦西，裝扮成一個妓女在妓院中體驗生活，這一閱讀具有一種甜美的侵犯性。「我毫不猶豫地寫臭屎、屁股、性。這都是一些純淨的、高貴的、直率的詞語。」瑪德萊娜雖然沒有發展到來分享這一觀點，卻覺得這樣做很勇敢，並親眼看到了工作中的女性形象。顯然，她不會把自己等同於妓女，當然，也不會自視為勞動女工，她的出身更多地會把她引向女飛行員、女記者、女攝影師之類的榜樣……然而，她並沒有做過這一切研究。她命中註定早早地走向了婚姻。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做……」她補充了一句。
至於迪普雷先生，他實在很難集中起精神來思考這一十分微妙的問題，因為憂慮而又專注的瑪德萊娜一邊說著這個，一邊已經脫光了衣服。現在，她全身赤裸，站在那裡，雙手放在背後。
「告訴我，迪普雷先生，什麼能讓您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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