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他們快樂嗎？」

「當然。」我說。

「當然？」

「我敢肯定。」

「她瘋了，他生意失敗，他們沒法有自己的孩子，他坐過牢，hrt療法讓她得了癌症，我弄瞎了他弟弟的眼睛，然後和一個毀掉他事業的男人結婚了，他們什麼時候快樂過？」

「在這些不好的事情之間的夾縫裡快樂？」我說。

「在夾縫裡。」

「沒錯。」

第二天早上，我們不得不早起去趕各自的飛機。我母親的鬧鐘比我的早響十五分鐘，但我的鬧鐘響起時，她仍然穿著睡衣，坐在床邊，手裡拿著外公帶到加州的月球基地模型的第一個部件——月球花園。她把它舉到眼睛前面，看著微縮玫瑰和胡蘿蔔旁邊代表我們一家的小人偶。

「你怎麼把這個帶來了？」

「我幹了件瘋狂的事，我把他的那些東西——書和照片什麼的都裝在一個包裡帶來了，就好像他現在剛剛結束一段開心的旅行，要回豐塔納村去一樣。」

我坐起來，她把噴過漆的月球花園模型遞給我，我順著掀開的艙蓋望進去，裡面是我外公保護了一輩子——他也曾經失敗過，但最後成功了——的家人。我四分之三英寸高的外祖父母坐在他們的重力沙發上，四分之三英寸高的我母親坐在重力椅上，邊上是半英寸高的大兒子，腿上坐著豌豆大小的小兒子。每個人都穿著舒適實用的藍色連體服和抓地鞋，花園裡的胡蘿蔔和玫瑰長得鬱鬱蔥蔥。這種比例下的模型只能保證最基本的細節，人偶的面部並不精細，我外公只是把它們的臉塗成了肉色，沒有明確的五官，過去我總覺得這樣有些詭異——倘若不是有某種象徵意義的話，我根本不會在意——但現在我已經習慣，因為你可以想象他們臉上的微笑，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寫下他們之間發生的故事。

我外公在臨死的前一天就不再說話了。我們的最後一次交談是這樣的：我問他在可可比奇之後是否還見過馮·布勞恩，他搖了搖頭。他連搖頭都會感覺到疼，他不耐煩地咕噥著，想要坐起來。我幫他調整床的靠背，讓他坐得直一些，但他說這樣更難受，於是我放低了靠背，讓角度更緩和一些，他表示比剛才還難受，我只好又調高靠背，把一隻枕頭墊在他的膝蓋底下，減輕他腳跟的壓力。他說，止疼藥讓他只想從自己的皮膚裡面爬出來，其實它並不會讓痛苦真正消失，它只是幫助你勉強地浮在水面上，不會沉下去。最後我們放棄了試圖讓他更舒服一點的努力。

「沒有，我再也沒見過馮·布勞恩，」他說，「他幾年後死了，我忘了死因是什麼，總之很痛苦。我聽說他疼得生不如死。」

我始終在等待他開口，我覺得他可能會在這句話後面補充一句評論，比如「他是罪有應得」，或者「所以說，也許上帝的確存在」。

然而他什麼都沒說，只是躺在那裡，長久地閉著眼睛，彷彿在痛苦的海面上艱難地划水，每劃一下都更接近故事的結局——假如那位偉大的逃脫大師韋納·馬格努斯·馬克西米利安·馮·布勞恩男爵是正確的——接近始終等候在彼岸的那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1985年，雷叔叔在洛杉磯死於心臟病。他在洛杉磯為影視劇的製作擔任「檯球顧問」。他雖然一隻眼睛失明，但有時也會贏球，也依然時不時出老千。他去世時我在巴黎，沒能參加葬禮。

謝天謝地，這個系列再也沒有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