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

「是。」

「嘿，太糟糕了，親愛的，對不起。她病了很久了？」

「1968年確診，做了手術，還有放療，起初腫瘤變小了，但後來復發了。」

「我也得過癌症，」管風琴師說，「做過手術和化療。相信我，親愛的，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我相信你。」外公說。

「我要去吃東西了。」

「好的，很高興認識你。」

「你真沒事吧？」

「我很好。」

「你不想要一塊蛋糕？」

「不用了，謝謝。」

老頭拍拍我外公的肩膀，走出了聖所，他移動的姿態很優雅，尤其是還穿著那樣一雙厚底鞋。外公看看錶，下午他要在亞特蘭蒂斯酒店的展覽室演示產品，快到動身的時候了。他坐了一會兒，也許是累了。他厭煩裝腔作勢的律師和態度蠻橫的國稅局督察員，他不再想幫別人收拾他們的爛攤子，最主要的是，他厭倦了哀悼我外婆。即使沒有間歇性精神障礙，她也是個會讓人愛得精疲力竭的女人，可他依然像愛艱深的工作那樣熱情地愛她。雖然她沒有向他透露自己的那些秘密，但她不知所措時對他強烈的依賴已然給予他足夠的補償，填滿了他的各種飢渴和慾望。可現在他只能以枯燥單調的方式懷念她，他想要休息，想和錫安的所有哀悼者一樣得到安息。

汽車在炎熱的太陽下曬了兩小時，車裡一股焦煳的咖啡味。他抓過塑膠咖啡杯，轉身去大樓裡尋找垃圾桶，突然腳跟踩到了什麼東西，他的腳不由自主地向前一伸，一屁股坐在堅硬的瀝青地面上。咖啡杯掉落在地，杯蓋彈開，杯底殘留的液體濺溼了他的襯衫、領帶和褲子，當天晚上，他在襪子上也找到一塊咖啡漬。

一隻黑色的橡皮球靠在他汽車的左前輪下面，彷彿試圖躲避他的怒火。它比網球小，是一隻帶黃點的鄧祿普壁球，外公撿起壁球，朝猶太會堂的方向丟過去。「去你媽的，蘭斯拉比。」他說。

他找到了咖啡杯蓋（但杯身不知滾到哪裡去了），第一次注意到它的複雜與精細之處——1975年，聚苯乙烯咖啡杯蓋依舊相對少見。最早的咖啡杯蓋是個簡單的圓片，需要完全掀開才能喝到杯裡的飲料；幾年之後就出現了帶拉環的杯蓋，可以在蓋子上撕開一道合適的開口，然而，這不過是又一種平淡無奇的圓片，沒有孔槽，要麼只能撕開一條狹縫，要麼用力過猛，把半個杯蓋都扯下來。所以外公養成了習慣，每次喝外帶咖啡——那天早晨也是一樣——都會忽略不靠譜的杯蓋，直接把整個蓋子掀開。

桑德拉·格萊德伏爾特給他的這隻杯蓋卻令他眼前一亮：拉環周圍開著虛槽，用來限制開口的大小，還有一道固定拉環的凹槽，使其保持掀開的狀態，蓋子表面有四條用於加固的紋路，組成了一個x形，可以進一步降低撕破整個杯蓋的機率，而且還增加了杯蓋的美觀，看來設計師花了不少心思。抽象的紋路非常具有未來感，讓這個杯蓋像極了從路過的星艦上掉落的線管蓋帽或電池艙蓋。

這讓我外公想起建模師道葛拉斯·特朗姆布林製作的《2001太空漫遊》裡的太空飛船和月球建築模型：覆蓋著管道、脊狀凸起和突出的網格，將機械的複雜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又盡顯神秘。我外公認為，這個蓋子的設計風格酷似電影中的克拉維斯月球基地，他小心地轉動蓋子，調整著視覺角度，完全忘記了自己正站在烈日炙烤的人行道上。他記起自己曾經對我外婆所做的承諾：他會帶她飛上月球，在那裡找到避難所。他想象著他們兩個像電影中的航天員那樣，穿著彩色的航天服，外公橙色，外婆藍色，駕駛月球車在月球表面兜風。他們來到埋在月球土壤中的一個艙蓋旁，他戴著手套的手按下控制開關，艙門慢慢沿著平行凹槽升上地面，緩緩開啟，他開著月球車進入機庫，艙門在他們身後關閉，機庫中灌注了可呼吸的空氣。他們來到外公在月球上為外婆建造的庇護所，那裡的花園中種植著水培植物，他望著她剪下花朵，一切始終為寧靜與平安的光環所籠罩。

亞特蘭蒂斯海灘酒店的宴會廳和展覽廳之間，隔著一道米色的摺疊牆，我外公坐在展覽廳的一張桌子後面，名牌上印著他的名字和頭銜「mrx公司前總裁、技術總監」。展覽廳本身由一系列可移動的橙色隔板分為三個區域，我外公所在的位置屬於「航天藝術工藝作品」區域。他覺得自己現在的行為就像在逃避：身體躲在展廳的隔板後面，只能憑空想象月球上的第一個人類定居點是什麼樣的，外婆的有生之年，他一直沒有能夠履行對她的承諾——或者說對他自己的承諾，他想，也許可以通過某種方法讓外婆活在他想象中的月球基地裡面。

有人正在摺疊牆另一邊的宴會廳發表演講，聲音像是夢中的囈語，沉浮在觀眾席不時傳出的笑聲和掌聲裡，一陣熱烈的掌聲過後，人群逐漸平靜下來。外公聽到講臺上響起另一位演講者的聲音，尖細卻有力，語調像唱歌一樣。

太空會議的秋季公報宣佈，大會將頒發一年一度的土星獎章，以表彰「為幫助人類奔向群星而作出重大貢獻的個人」sup/sup。獲獎者候選人是由會議秘書桑德拉·格萊德伏爾特所效力的委員會挑選出來的，選票裝在預先填好地址的回信信封中，所有能夠承擔郵費的訂戶都可以參加投票，結果將在下一期公報中公佈。

當他看到最後的票數統計——壓倒性地投給他不喜歡的那個人——時，外公決定給公報寫一封公開信，講述自己當年在諾德豪森的見聞，還打算把信的副本寄給一家報社，但他很快開始懷疑寫這樣的一封信究竟有什麼意義。對公眾來說，「太空飛行之父」當過納粹這件事並非什麼秘密。自戰爭結束，歷史學家、記者和多拉集中營的前囚犯們就紛紛有理有據地指出，這位土星獎章的受勳者在美泰爾堡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更不是對那裡發生的罪行一無所知。然而，對於這些義正辭嚴的控訴，公眾要麼漠不關心，要麼認為是蘇聯對他的抹黑sup/sup。在冷戰這場符號與象徵之間的較量中，韋納·馮·布勞恩的象徵意義非同尋常，美國人寧願相信鋪就他們通往太空之路的是個犯過錯誤的英雄，也不願承認這條通往月球的天梯是由無數戰爭受害者的森森白骨壘成的事實。

三十年來，外公本以為他的怒火可以像口袋裡的奧根博爾的打火機一樣，能夠隨時點燃火苗，可事實證明，他的耿耿於懷是白費力氣，也不值得。他無法憑一己之力讓前黨衛軍馮·布勞恩身敗名裂，更不是隻靠一封一頁長的公開信就能做到的。其中的緣由是他不願意正視的：

（1）科學探究與追求本身不受道德觀念約束，是超越道德之上的。

（2）為了實現火箭的奇蹟，必定有人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3）公平公正與保護弱者之類的價值理念——文明的根基、外公畢生奮鬥的目標、阿爾文·奧根博爾和許多其他人為之而死——對於表面上推崇它們的國家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它們不過是權力執行中所要規避的障礙，也無從影響戰爭的勝負。事實上，歷經戰爭，它們蕩然無存。這最終意味著：

（4）從戰後韋納·馮·布勞恩的境遇來看，納粹德國才是戰爭的真正贏家。

最後一點我外公最不願去想，他鄙視愛國主義，他對美國文明的幻覺早在閱讀美國曆史的時候就破滅了。1936年到1948年的每次總統選舉，他都把票投給了社會黨候選人諾曼·托馬斯。但懷疑主義也是有限度的，那天下午，在利奧·梅德維德醫生的辦公室裡，他選擇繼續相信，而非質疑我外婆對他講述的戰時經歷。在那種情況下，繼續持懷疑的態度不啻另一種瘋狂，選擇相信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對待馮·布勞恩和戰爭本身也應如此，外公同樣選擇了相信——相信正義者的鮮血沒有白流，僅憑星條旗——而不是納粹旗——插上月球的土地這一點就意義重大。所以他放棄寫信，唯願不要在會議期間遇到馮·布勞恩，這正是外公自告奮勇跑到展覽廳坐著的原因，只是為了避開那個人。

演講到五十分鐘的時候，馮·布勞恩越來越激動，語調已經從唱歌變成了刺耳的叫嚷，據說他已經加入美國的教會，成為一名基督徒，但很少公開宣示自己的信仰，幾分鐘後又響起了一陣掌聲，震得摺疊牆嘎嘎作響，我外公嚇了一跳，摺疊牆上的一塊隔板似乎也被震得鬆動了。

外公站起來，越過本尼迪克斯、羅克韋爾等會議贊助商的展臺，朝展覽廳的中間分割槽望去，他發現分隔宴會廳和展覽廳的摺疊牆上開著一扇門，淹沒馮·布勞恩的掌聲漫溢過來。他站在門邊，背對著展覽廳，向觀眾鞠躬點頭，向致以他祝福的觀眾和身旁的看護說，是的，他感覺很好。他關上了門，阻隔掉一部分掌聲，然後轉過來面對贊助商們的展臺，打量著展品的眼神彷彿是要把它們掠走或拆掉一樣。他的金髮已經變白，夾雜著星星點點的象牙色，就像牙齒上的煙漬，不過依然濃密，依照流行的樣式，他沒有把頭髮剪得太短。蒼白的髮色與他發紅的臉龐對比鮮明，他就像個正在遭受病痛的人——胃絞痛、背部痙攣、心搏驟停。我外公試著回想起傳言中殺死這個人的那種病症。

馮·布勞恩的視線停留在對面角落裡的一隻南瓜形狀的赤陶花盆上，他輕手輕腳地走到那棵盆栽植物前，拉開棕色西裝褲的拉鏈，掏出他那截蒼白疲軟的舊水管，尿液淅淅瀝瀝地澆在花土上，彷彿派對上有人舉著瓶子，搖搖晃晃地往草坪上倒啤酒。馮·布勞恩的輕聲呻吟中夾雜著含混的咒罵，那是我外公自二戰以來聽過的最粗俗的德語，因為年老，他自己的排尿能力也大不如前，所以自然而然地對馮·布勞恩產生了同情。過了一會兒，從聲音判斷，「月球征服者」面前顯然有了一個小水坑，他耐心地等待最後一兩滴落下後，聳著肩膀拉起褲鏈。

外公顯然已經忘記自己打算躲著馮·布勞恩，當對方從榕樹盆栽那邊轉過臉來時，恰好發現我外公在摺疊牆另一側看著他，馮·布勞恩的表情看起來比他還尷尬，至少比我外公預料的更為沮喪，他感到自己長期以來對這個男人的仇恨開始動搖。畢竟，馮·布勞恩的情況與其他野心勃勃的偉人和怪物的締造者有什麼不同？有野心的人，從赫拉克勒斯到拿破崙，多是憑藉大規模的屠殺抵達天堂的門檻的。正是由於馮·布勞恩冷血無情的野心，地球上的某個國家才會首先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旗幟——還有一對高爾夫球呢。

「恭喜你得獎。」外公說。

「謝謝。」馮·布勞恩說，他的神色已經恢復平靜，現在正眯著眼睛打量我外公，似乎不清楚自己是否認識這個人，也可能是想知道我外公對他這個敢於在公共場所的陶土花盆裡撒尿的成年人有何看法，我外公猜測他可能更糾結於前者。「感謝大家給我的榮譽和支援。」

「噢，我沒有投票給你。」外公說。

馮·布勞恩眨了眨眼睛，晃了晃髮型蓬亂的白色大腦袋，「你投給誰了？」

「我自己。」

馮·布勞恩笑了，然後詢問我外公的姓名。

我外公感到他的心率驟然上升，馮·布勞恩會不會已經知道了起獲他藏匿的v-2火箭資料、抽掉他與盟軍談判籌碼之一的那個美國特工的名字？假如他意識到我外公是誰，會不會報警或者把他趕出會場？更重要的是：我外公是否應該抓住機會，完成曾經被他擱置的計劃？他五十九歲，不再像二十九或三十九歲那麼強壯，也不像以前那麼容易憤怒，而且自從他出獄那天開始，他就再也沒有找過麻煩，所以現在到底要不要出手，是個非常值得謹慎考慮的問題。

他告訴韋納·馮·布勞恩自己的名字，對方似乎並沒有想起什麼，但他也不記得我外公出現在獲獎候選人的名單上。

「我是編外候選人。」外公解釋道。

「航天藝術與工藝作品」展區的牆壁上掛滿了與會者拍攝的大幅彩色照片：洛克達因公司的火箭引擎在卡納維拉爾角的晨曦中冒著藍光；一群衣著鮮豔的傢伙翹首仰望頭頂的什麼東西；用慢速快門和長焦鏡頭拍攝的埃裡伯斯火山升起的滿月，從標籤說明來看，這是馮·布勞恩1966年南極旅行期間親自拍攝的。還有關於太空行走、月球表面以及飛行器在海上濺落的油畫和水彩畫，許多作品寫實地描繪了飛行器的建造過程如何艱苦，還有對外太空世界的想象。有幾幅是偉大的切斯利·波恩斯托爾的作品，我外公視其為英雄。還有三張擺著模型的桌子：有各種比例的火箭、太空梭、太空艙、月球登月艙和月球車。馮·布勞恩從贊助商展臺區域的隔板前走來，經過了一幅巨大的波恩斯托爾畫作，以火星表面為視角的地球宛若一個掛在星空中的藍綠色光點。

經過擺著模型的桌子時，馮·布勞恩欣賞了一會兒兩枚法國火箭的模型——「維羅妮卡」和「半人馬」，它們是我外公帶來展會的，小卡片上的製作者署著他的名字，於是他接受了馮·布勞恩的讚美。馮·布勞恩來到展示桌前，剛才我外公一直坐在那邊，桌布上散落著灰色和白色的塑膠塊。

「這些是什麼？」馮·布勞恩問。

他的目光落在完成了四分之三的sts原型機上，外公注意到他扭過臉去，腦袋輕輕晃了晃，似乎這架太空梭讓他有點不自在。馮·布勞恩俯身端詳桌上那些塑膠塊，隨手拿起一塊長條形的和一塊馬蹄形的灰色pvc，還有一塊馬蹄形的彎曲部分更平一些的塑膠塊，他把這幾塊東西拼接起來，組成了噴氣式發動機的錐形氣缸外罩。

「你們使用了商業模型套件？」馮·布勞恩又看了一眼模型桌上的兩個法國火箭。像我外公的所有作品一樣，它們製造得很用心，用精細的木工工具逐個打磨過，材料是輕木和楓木，每個葉片、翼片和整流罩都是特別定製的。「不，你們沒有。」

「沒錯，我們一般不會這樣，」外公說，「他們都叫我們的模型‘套件終結者’。」

從紐約前來參會的途中，在默特爾比奇停車加油時，外公正好看到一家模型商店，心血來潮，買了一些製作sts所需的0000號砂紙，在他因為踩到那個壁球從而發現咖啡杯蓋的獨特之處以前，sts模型一直是他計劃在會議上展出的產品。在上一屆航天會議結束之後不久，他就開始著手製作這個模型，然而，過去一年中的變故與混亂，讓他製作模型的時間和其他屬於他自己的時間一樣，變得少之又少。

默特爾比奇的模型商店正在搞促銷，特價出售塑膠模型套件，外公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他打算回紐約時順路到我們在哥倫比亞的房子住幾天——就買了好幾套：幾輛裝甲車、一架日式螺旋槳飛機、一架法國「幻影」戰機、貝爾直升機、amc肌肉車和《麥克黑爾的海軍》中的pt-73船模，他還買了幾管模型膠水。

來到展會上，他首先花了一個小時把這些模型的各種部件從底板上拆下來：輪軸、支柱、旋翼、轉塔槍、操縱桿、座椅……然後用特製的小刀拆下組成裝甲車外殼的部件，用膠水粘接成一個類似杯託的結構，比那個塑膠杯蓋寬大約半英寸，然後把杯蓋粘在「杯託」上。

「這是什麼？我能問問嗎？」

外公沒回答，他也不打算回答。見到韋納·馮·布勞恩之後，他釋然地發現自己不再一心想著殺死他，腦子裡也沒了報復的念頭，但他沒有與其交談的願望。

「艙門？發射臺？」

外公從對方的語氣裡聽出了——像是燈塔發現了迷航的船隻那樣，認出了——孤獨的夢想家那不可遏止的好奇，但他強忍著不去向馮·布勞恩解釋自己對於月球基地的設想，哪怕他有種不顧一切地想要解釋的衝動，外公對於智力的追求有種滿足性慾般的渴切。然而，他的這種沉默又能帶來什麼？1945年馮·布勞恩躲過了我外公的制裁，躲過了正義的制裁。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避免了降臨在他眾多同事與上級身上的牢獄生活和殘酷命運，而且收穫了前所未有的聲望和讚譽。馮·布勞恩真是全世界最幸運的納粹王八蛋。

「衛星！」馮·布勞恩再次猜測，「還是太陽能電池？」

然而，最終馮·布勞恩還是以最經典的納粹風格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研究生涯，無異於自殺，他是自己的夢想和成功的犧牲品。月球被拋棄了；阿波羅計劃終結了。雖然多虧了馮·布勞恩不懈的痴迷，人類用五年的時間完成了登月之旅，但登月在公眾眼中已經從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尋常的短途旅行，從國家使命變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即使在nasa內部，馮·布勞恩本人也和「土星五號」專案一起逐漸被邊緣化，最終被逐出大門。在他和維利·萊合著的書裡以及《迪士尼奇妙世界》《科里爾》雜誌和《生活》週刊中，曾經提到的那些宏大的航天計劃，同所有波恩斯托爾那些描繪著地出、火星探測器與近地軌道上的農場的震撼人心的畫作一起，也被掃進了歷史的檔案堆。沒有人再去興致勃勃地談論拉格朗日點、月球上的氦同位素礦藏或者人類火星定居點的話題，世界已經進入太空梭和飛行卡車司機的時代，「土星五號」和馮·布勞恩成了恐龍一樣過時的存在，想到這裡，我外公對他產生了同情。

「核反應堆。」我外公說。

「你說真的？」

「只是上半部分，其餘的埋在下面。」

「埋在哪裡？」

「月球表面。」

「這是月球基地？」

「我剛開始做。」

馮·布勞恩壓低身子，做了個鬼臉，直到視線與桌子平行。「比例是多少？」他問，似乎忘記了兩分鐘前我外公剛剛看到他往榕樹盆栽裡撒尿，雖然他所熟稔的那門技藝已經過時，但他畢竟還是一位大師。

「不確定，大約1：66吧。」

「這麼說不算大。」

「四十千瓦應該夠了。」

外公挑出那些比較小的矩形部件，比如鏡子、電池蓋和槍口蓋什麼的，他可以用它們增強模型的細節和逼真度，特朗姆布林就用這種辦法制作了電影裡使用的模型。這些小零件五顏六色，但沒有一種與咖啡杯蓋同色，不過可以把它們全部噴塗成淺灰色，賦予其金屬般的質感。

「朗肯迴圈？」馮·布勞恩說，「模仿snap-10空間核反應堆？」

遺憾的是，他猜錯了，我外公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解釋為什麼斯特林引擎比馮·布勞恩和nasa十年前推出的snap渦輪引擎更簡單、更有效率。這一次，他下定決心沉默不語；這一次，馮·布勞恩似乎領會了他的意思。抑或是蹲累了，他扶住桌沿，站直身體，踱回模型桌邊，手指輕輕摩挲著「維羅妮卡」火箭光滑的奶油色表面。

「她真的很漂亮。」他說，像是期待我外公表示同意或者提出異議，但我外公無動於衷，竭力制止自己說出早就料到精雕細琢的「維羅妮卡」會吸引馮·布勞恩的注意的原因，這架火箭是由一批被法國收編的佩內明德科學家主導設計的。「不過，」馮·布勞恩繼續道，「法國人上太空，」他笑了，「你得承認，這簡直可以寫成喜劇。」

「是嗎？」外公忍不住問，「那你對猶太人登月有什麼看法？」

「請再說一遍？」

「我是以色列的顧問，」外公信口開河，「他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發新一代的月球軌道器和著陸器，‘耶利哥二號’計劃，為了在月球上建立猶太人定居點。」

馮·布勞恩臉上閃出驚訝的表情，但立刻恢復了鎮定，或許是因為見多了的緣故，這傢伙很清楚什麼叫作胡說八道。「很好，」他說，「那裡很適合他們。」

不過，神奇的咖啡杯蓋的故事到此並未結束。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一位來自布魯克林的年輕工程師來找我外公，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維羅妮卡」和「半人馬」這兩件精美的藝術品吸引過去，正如馮·布勞恩博士告訴他的那樣，精美絕倫。他問我外公是否有興趣為nasa製作用於研發、科普與教育展示的模型，而且報酬絕對豐厚。

我外公說他會考慮，接著他改變主意，決定立刻同意年輕工程師的提議。無須進一步考慮，他說，就算不為nasa製作模型，他也會想著製作別的東西。年輕人問他原本打算製作什麼。「月球上的猶太人？」他說。

「噢，是的，我聽說了，」工程師說，「我覺得那個納粹王八蛋絕對被嚇壞了。」

外公笑起來。

「猶太人得一分。」年輕人說。

我外公為此大笑了很久。緩過勁來之後，他感謝了年輕的工程師，互相交換了聯絡方式。接下來的十四年裡，外公為nasa製作了至少三十五個不同型別、功能和比例的模型，這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世界各地的不少私人收藏家也來找他製作模型。他毫不懷疑，是韋納·馮·布勞恩間接為他帶來了這份工作，幫助他擺脫了創業失敗和失去我外婆的陰影。

kaddish，亦譯作「卡迪什」，字面含義為「聖潔」，猶太教哀悼者所誦讀的禱文，從葬禮開始起算，哀悼者必須連續誦讀11個月的珈底什禱文。以阿拉米語背誦，而不是希伯來語。亦是祝禱上帝的讚美詞。——譯註

敘利亞語是阿拉姆語的方言之一，是敘利亞基督教儀軌的聖言；阿拉姆語的另一種方言是亞述語，至今仍然是分散居住在西亞地區的二十萬人的母語。

她叫桑德拉·格萊德伏爾特，參見卡納維拉爾技術協會理事會《1975年第十二屆太空會議專案規劃》（1975）。

「有史以來最搞笑的猶太人，」我外公這樣評價道，這是他與我父親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就算他只是坐在椅子裡，你也會大笑。」

該獎項由一家名為「土星航空公司」的特許航空公司承保，該公司於1976年停止運營。在這之後，土星獎章最後一次頒發，授予了作家阿瑟·克拉克。

假如美國沒有拐走他的話，蘇聯巴不得拐走此人，為其研發火箭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