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很晚才吃午飯，午餐的配菜是蘋果沙拉。那是在1958年9月初，莫里斯敦的一個灰濛濛的下午，天空東側凝積著成堆的雷雨雲，西邊的格雷斯通精神病醫院上空也有一大團雨雲。閃電照亮了我外公視野的邊界，然而當他直視雲層時，它卻消失了，甚至讓他以為自己看到的那道詭異的銀光是自己的錯覺。他已經有十四個月沒有見過我外婆，儘管他們十幾歲的女兒眼下就和他坐在同一輛車裡，過去的一個多小時裡，他一直想著我外婆紅潤的嘴唇和屁股，想著他雙手攏住她的乳房、從後面進入她，還有她躺著的時候，他把鼻子埋在她的頭髮裡，她的頭枕在他的胸口，一條腿搭在他的腹部。

他開的車是1958年的別克裡維埃拉，三天前剛從百老匯買來，花了三千美元多一點。發動機的尾氣不斷吹起莫里斯敦道路兩旁的榆樹葉，他的褲子口袋裡有五張一百美元的鈔票，九張五十面額的、兩張二十的和一張十塊的。和他的寬鬆長褲一樣，我外公的內衣褲、襯衫、襪子、鞋子、皮帶、手錶和錢夾都是嶄新的，他考慮過買一套西裝，但最後還是買了兩條褲子，一條深巧克力色，另一條深海軍藍，還買了一件輕便的啞金格紋精紡運動外套。他穿著淺粉色襯衫，沒打領帶，領口敞開著，現在他是個口袋裡有錢的自由人，還擁有一輛全新的硬頂轎跑車。他是新成立的mrx公司的管理合夥人，山姆·夏邦是他的合作伙伴和主要投資人，他手握合同，每年向夏邦科技公司提供五千套1：20固體燃料空蜂高空探測火箭模型。即使是對我外婆的熾熱慾望，也成了一種點亮他愉悅的源泉。他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接近那個名叫「幸福」的狀態，然而此時此刻y軸的數值決定了他的生活狀態只能無限接近幸福的x軸，無法與其相交。

「拜託，你的車能不能開得正常一點？」我母親說。

「我要測試一下這車的最高速度。」

「我怎麼覺得你是在測試它的平均速度？你的腳一下踩油門，一下鬆油門，時快時慢。」我母親說，她右手握拳，往前伸，又拉回來。她的描述和動作也很符合他近來不安的心情，他頓時有種被人理解的感覺，「好像故意打算讓我吐出來。」

「對不起，」他說，「我不會再這樣了。」

她向後靠在頭枕上，閉上眼睛，倚著副駕駛的車門，抱起膝蓋，腳踝上有灌木叢劃下的傷痕、蚊子咬的包和指甲撓的印，這是夏天在她身上書寫的故事。她的藍色斯佩裡淺口鞋在血紅色的皮革座椅上留下了白色的波浪形灰塵印。他們回到了外公在帕克斯切特租的新公寓，在鋪著粉紅色雪尼爾床單的新床上放著一件無袖的格子裙和一雙露趾平底鞋，梅西百貨的銷售員說，這裙子非常適合十六歲的女孩穿，但她連試穿的興趣都沒有，甚至都沒有把連衣裙的衣架拿掉，鞋子也仍然躺在盒子裡。他出獄後的所有言行都讓她厭惡。在沉默良久後，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

「我以為你應該在裡面多待一陣子。」

他解釋說，因為自己並沒有其他犯罪記錄，在牢裡表現得也很好（只是間接導致了一起「過失殺人」和一次違反宵禁的屋頂冒險），而且新的合作伙伴和懲教部門有業務往來，為他說了許多好話，所以他提前出獄了。那天晚些時候，外公就帶我母親去看他在mrx的新辦公室，他在市中心科特蘭街的一座十年曆史的建築裡租了半個樓面辦公，那裡距離他五十年代曾經做店長的箭牌電器商店只有幾個街區。當他們到達那裡時，薩米叔叔正帶著他哥哥和侄子參觀公司，他侄子是個黑眼睛的漂亮男孩，全家人的寵兒，二十歲不到就讀了醫學院，他瘦小的身材、講究的衣著、光潔的指甲和一些說不出來的東西——「也許他看上去像個騙子」——讓我外公想起了雷。這個不知怎麼酷似雷納德的夏邦家的孩子顯然對我母親很感興趣，我母親也用身體的姿態默默地對他做出積極的回應。五分鐘後，他倆就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我外公在一個火災逃生門外面找到了他們，發現兩人在抽菸，「只是聊聊」。

儘管幾個世紀以來，社會傳統對年輕英俊的醫科學生賦予了更多的信任和偏愛，但我外公仍舊覺得十分心煩。「你甚至沒去看測試室，」後來他對我母親抱怨道，「也沒去看風洞。」

「那兒有一股花生放久了的哈喇味。」我母親說。

他已經犯過一次錯，把一個只知道運動和讀書的女孩託付給弟弟，結果他弟弟還他一個學會了抽菸和撒野的年輕女人，除了狗和嬰兒，這個彆扭的孩子不會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任何事物。但他不怨恨雷，也不簡單地將我母親的變化歸因於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叛逆心理作祟，因為他知道主要責任在於他自己。他本人就很難控制自己的脾氣，比如大鬧羽毛梳公司的那一次，也許正是這件事影響了她，逐漸改變了她和他說話的方式和看他的眼光。在他們重新團聚後的三十七小時裡——自他們在福德姆路上的施拉夫特糖果店見面起——他已經在儘量避免兩人之間爆發直接的衝突，但他的心裡還是偶有怒火躥起，似乎一見到她就會引起聖艾爾摩之火。也許，他想，這就是他眼角的那道閃電的成因。

「你為什麼逼我把那些東西全吃了？」

「你必須吃掉。」

「但我不吃早餐，雷叔叔也從來不吃早餐。」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頓飯。」

「我告訴過你，我的胃早晨不能消化食物。」

他本來想給她一個驚喜，帶她來霍華德-約翰遜餐館吃早餐，他記得多年前她很喜歡這家餐廳，而且故意脅迫她吃下那一堆巧克力薄餅並不是他的本意。

「我知道，寶貝，是這樣。對不起。」

「我說我只想要咖啡。」

「還有一支菸。」

「所以你就覺得害怕了？」我母親說，「丟臉了？」

外公仍然在總結他女兒在弟弟的失職監護下十三個月來發生的各種令人不愉快的變化，學會了冷嘲熱諷和抽菸是其中最大的兩條罪狀。

汽車拐進醫院的停車場時，太陽穿透了雲層，在格雷斯通精神病院的拱門上撒下糖果色的炫光。當天並非常規的探望日，他在中央大樓門口的臺階前找了一個空位停車，關掉髮動機，只剩下灑水器噼啪作響，寬闊空曠的草坪泛起彩虹的顏色。在他的想象中，外婆會站在最頂層的臺階上迎接他們，穿著那件他最後一次見她時穿的海軍藍色連衣裙，試探著舉起一隻手，擺動手指，然後放下手，向他走來，他會不關發動機就衝下別克車，迎向她，她會跳進他的懷抱，腿盤著他的腰，兩人黏在一起的嘴唇就成了當天全世界賴以轉動的錨點。

然而臺階上空無一人，我母親低下頭，睜開眼睛，從手提包裡拿出一包萬寶路香菸，抽出一支塞進嘴裡，過濾嘴是紅色的，用來隱藏女士的口紅印，但我外公早已懇求我母親今天不要化妝，只是今天，直到他們都開始適應為止。「我已經適應了。」她漠然地說。

他下意識地掏出奧根博爾的打火機，點燃了她的煙，然後把臉扭到一邊，這樣就不必看到她是如何嫻熟地吞雲吐霧。她禮貌地將煙霧吐到車窗外，我外公看到香菸在她的手指間微微顫抖。

「她到底怎麼樣了？」我母親問，「拜託別告訴我‘看了才知道’。」

尖銳的諷刺讓我外公無言以對。

「他們電擊她了嗎？」

「誰告訴你的？雷？」

她點點頭。她在哭。他向她伸出手，但她把他推開了，掙脫的時候不慎按下了點菸器，點菸器彈了出來，他還沒來得及阻止，她的食指尖就碰到了點菸器發紅的那一頭。

「真是太棒了，」她把點菸器塞回去，「他們賣給你一輛破車。」

「他們沒有電擊她，」他有充足的理由確定這一點，「據我所知，他們只是給她進行激素治療而已。」

醫生在電話裡告訴他，一年前我外婆提前進入了更年期，這加劇了她精神方面的症狀，所以他們嘗試對她使用一種叫作「普雷馬林」的新藥物。

「我也不懂，」我母親說，「但我覺得，假如她是因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才得病的，那他們可能會電擊她，把那些不好的東西電出來。」

我外公說，雖然他不太瞭解電擊治療，但他認為電擊療法並非像我母親說的那樣。

「瞧瞧這個地方，」我母親凝視著格雷斯通城垛般的外牆，「呃，我可不能進去，我不想在那裡面看到她。要不你進去把她領出來？我在車裡等著？拜託？爸爸，對不起，是我不好，我想見到媽媽，可我不想進去。」

外公取下儀表板上的點菸器，他也不想強迫我母親進到瘋人院裡面看望母親，可他又不希望我外婆從住了十一個月的瘋人院走出來之後，看到他一個人站在外面，他不知道這兩者哪一個更可悲。他把指尖貼近點菸器的發熱元件，感受它的熱量，讓它接觸自己的皮膚，手指被燒得發出嘶嘶聲，車裡瀰漫著一股牙齒被鑽時的怪味。

「好吧。」他說。

他把車挪到有樹蔭的停車位，搖下車窗，下車關門，幾乎要走到格雷斯通的前門臺階時，他聽到身後傳來我母親的腳步聲。他轉過身去，她走到他身邊，兩人一同抬頭，懷著同樣的遲疑和敬畏，望向裝飾著鐵藝葡萄藤的高高的橡木大門。他覺得應該握著她的手——而且他想要這麼做——但他害怕自己伸出手後她會像他們第一次見面時那樣拒絕，當他的手掌觸到她蝴蝶般顫抖的手指時，他仍然不確定下一秒她是否就會甩開他，一如既往地讓他失望。

一個穿著白色羊毛衫和白色網球鞋的女人從接待處出來，接待處的玻璃拉門裡嵌有鐵絲網，她並非護士，但她的白色短髮上扣著一頂類似護士帽的帽子。她請我外公在大廳裡等醫生梅德維德過來，他是我外婆的主治醫師，還說我外婆恢復得很好，不要擔心，她的醫生想和我外公討論一些關於治療的問題。

「來吧，親愛的，」她對我母親說，「我帶你去劇場。」

她的親切和藹對我母親不起作用，一進醫院大廳，她就像個在屋頂上醒來的夢遊症患者，往前一步就是深淵，嚇得一步都不敢動。她想起一部電影中的場景，一名士兵踩到了地雷上，如果抬起腳就會引爆。她不敢說話、傾聽或者呼吸，大廳非常壯觀，兩側的樓梯通往二樓的柱廊平臺，棋盤格大理石地板正上方掛著一盞水晶吊燈，空氣中瀰漫著掩蓋糞便氣味的消毒水味和水仙花味。

「我不想去劇場，我是來接我媽媽的。」

「你媽媽就在劇場，親愛的，」女人說，「她在為一齣戲彩排，她一直很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