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整天穿著死牛的皮走來走去呢。」

可能是摻了酒的茶起了作用，我母親興致勃勃地指著相簿的第二處空白，標籤是法文「爸爸」。「這是我的外公，莫里斯。他很黑，塊頭大。好像是留著小鬍子，戴著眼鏡，小圓鏡片。相片是在屋裡照的，不是快照，是在照相館拍的，照片上有攝影師的名字，就在這個位置，寫著‘杜穆裡埃’，跟那個作家一個姓。」

「在里爾？」

「是的。」她的手指移到空白處的右下角，「他穿著細條紋西裝，領帶夾上有條鏈子。我記得他看上去不像是個非常和善的人，他們兩個都不怎麼和善，有點冷冰冰的，這讓我挺害怕，但我也因為產生了這種想法而慚愧，因為他們都被希特勒殺害了，這樣想似乎……」

「像是背叛他們一樣？」

「沒錯。」

「我明白了。」

我母親很少回憶戰爭時代，很少提及她親身經歷的殘酷，但只要回憶起來，她的主要感受就是愧疚。

「這樣想讓我覺得自己似乎不愛他們，雖然我沒有見過他們，但我也會想他們……甚至覺得他們的死和我有關，彷彿那是我的錯，彷彿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我是指我小時候，會影響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裡面就過去、逝者以及生者在當下生活中的救贖所作的長篇論述，讀到這些時我沒怎麼在意，但我母親大概對瓦爾特·本雅明提出的這個話題深有感觸。

「我總認為他們受到了製革廠的影響。」我母親說。「他們看上去是那麼的生氣、不快樂，想想吧，生活在那種可怕的環境，血水、屍體、臭氣，」她的聲音顫抖起來，「你能想象得出嗎？」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去過製革廠。」

「我也沒有，」我母親說，「但我能想象出來。」

「我知道你媽媽討厭它，」我說，「我聽外公說的。他說這是‘無皮馬’出現在她腦子裡的原因之一。」

「噢，」我母親再次閉上眼睛，這次當她睜眼的時候，記憶的蠟燭似乎已經被掐滅了，「他告訴你這個了。」

這句話讓我意識到，外公已經比既定航線航行至更遠的海域。我向她承認外公給我講了許多關於無皮馬的事，尤其是山核桃樹著火那次。

「我早就忘記這件事了。」她說，但我知道她只是想要忘掉而已。

我指向頁面上的第三個空白矩形。「給我講講這張照片。」

「這個？是我的一張照片。坐在一條石凳上。在女修道院。我當時兩歲，但還沒有頭髮，只有一點胎髮。有人，我猜是我媽，給我穿了一件難看的裙子，上衣是小圓領襯衫，照得很糟糕，我看上去很不高興、很不舒服，而且很醜。」

「這麼誇張？」

「我看起來就像這樣。」

她皺起眉頭、撅著嘴唇，整張臉都因為憤怒而扭曲著，我大聲笑了起來。

「我是世界上最醜的孩子。」

「不是。」

「那張照片丟了我倒不在意，可是這一張……這是……」她指著第四處空白，聲音慢慢低沉下去。「……是我母親和我的照片，上面的我年紀更小，還是個嬰兒，穿著白色小睡衣，她把我抱在腿上，坐在花園裡的一張木椅子上，是菜園，搭著蔬菜架，有西紅柿、覆盆子、豌豆什麼的。那是一張曲木椅。」她描畫著椅背的曲線。「她眼睛看著鏡頭，手也指著它，指給我看，告訴我看鏡頭，表情是微笑的。」我母親也微笑著回憶道，「她的眼睛閃著光，真的在放光。」

「她很漂亮。」

「沒錯。」她的語調變了，似乎對我有點失望，「但外表只是她的一小部分特點而已，不應該拿來定義她這個人，可她卻只喜歡自己的外表，討厭其他方面。」

我的母親也很漂亮，雖然不是像她母親的那種漂亮。她的膚色偏暗，而我外婆膚色白皙，生有雀斑；我母親鼻子長而直，我外婆鼻子小而翹。我知道我母親將她自己的姣好相貌和為此得到的照顧視為騙來的好處，或者喜憂參半的恩惠，雖然得來容易，卻很難不惹麻煩，對她來說沒什麼可自豪的。

「好吧。」我說。我從來沒聽過我母親批評她的母親，哪怕是這種委婉的批評。我知道她覺得有批評的理由，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因為她根本沒告訴過我。「但我覺得重視外表並沒有那麼糟，因為還有人重視更膚淺的方面。」

「也許是吧。可她……她過分關注外表，而且延伸到所有東西的外觀和表象，還有人們是怎麼看她和怎麼說她的。你知道她幻聽吧，她聽到的那些聲音都在說她不好，說她可怕什麼的。她覺得自己表面光鮮，內心醜陋，認為自己已經毀了，她非常害怕別人發現這些。」

我有點按捺不住，很想再討論一下無皮馬的禁忌話題，所幸及時阻止了自己，我翻動著相簿，找出一張雷叔叔和一個身材豐滿、目光冷硬的女人的合影。「這是愛因斯坦太太？」

「沒錯。」

照片背景像是巴爾的摩郊外的某個公園，擺著一張野餐桌，桌上有紙包的三明治、「白石」和「波西米亞」啤酒。雷叔叔蹺著二郎腿坐著，穿著寬鬆長褲、針織馬球衫和雙色樂福鞋，沒穿襪子。愛因斯坦太太站在他身後，穿一件無袖的夏季連衣裙，豐腴身材盡顯無遺，雷叔叔在微笑，她則似笑非笑，右手手指輕輕搭在他的右肩膀上。

「嘿，他們是不是——？」

我母親撅起嘴巴，狀似無辜地看著天花板。

「噢，我的上帝，」我說，「我就說嘛。」

「她是真的愛他。」

「你的語氣可不怎麼好。」

「因為他傷了她的心。」她搖搖頭。「該死的雷納德。」她有點恨鐵不成鋼地說，「他有魅力，也有趣，可惜是個騙子、無賴，和你父親一樣壞，有些方面比他好，有些地方比他還糟糕，你可不要學他。」

「好的。」我說。我知道我不可能是那種人，哪怕我每天拿出一半的時間努力成為雷叔叔。我只想做我自己。

「他也傷了我的心。」她喃喃地說，彷彿自言自語。

「什麼？」我說。

我感覺自己跌進了月球灰色的沙發，這張沙發是我父母一起購買的最後一樣東西，之後我父親就消失了。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看著我母親加入了婦女解放運動，就像薩姆特堡戰役或珍珠港遭襲之後踴躍參軍的熱血青年那樣，為其效力的人認為思維的開放既是這個運動的目標，也是它的先決條件。那些年裡，我對類似的觀點略有聽聞，起初感到震撼，隨後越來越習慣，甚至開始懷念和期待那種被震撼的感覺，然而，在里根當選總統的時候，我母親早已安定下來，我則沒有付諸實踐的機會。她瞪大眼睛坐在那裡，張著嘴巴，一分鐘後我才意識到她是在學我，連忙閉上嘴。

「你沒有……那個……和雷叔叔上床，對吧？」我說。

「他其實比我大不了多少，或者說他根本不顯老。」她端起杯子，把裡面的液體倒進嘴裡，「而且他又不是我親叔叔。」

「但你當時還沒成年。」我說，「我的意思是，媽媽，你當時還是個孩子。」

「沒錯。」我母親說，再次繫上按扣，鎖住那個承載她少女時代與其他失去之物的黑白星球。「這是一種犯罪，」她的聲音裡有一種苦澀的愛慕，「就憑這一點，那傢伙也絕對是個罪犯。」

「他有沒有……？」

「全是因為酒精的作用。老實說，我真的不記得了，但我猜當時自己並不怎麼覺得高興，因為第二天我就射傷了他的眼睛。」

「你什麼？」

「用弓箭。」

「就是你騎在馬上拍照的那次？」

「我告訴他，我不希望那個攝影師給我拍照。」她說。

「怎麼會這樣。」我想象著雷叔叔穿著休閒短褲和瓜亞貝拉襯衫，在酒店的草坪上跌跌撞撞，雙手捂著一支戳在他臉上的箭。

「我那時很生氣，看什麼都不順眼。」

我想象著箭頭的冰冷，和我左眼中湧出來的鮮血，打了個寒戰。

「我知道。」媽媽說。

「好吧。」我的語氣平靜了一些。剛才的震驚已經過去，我反覆琢磨著她的報復舉動，也不再覺得驚訝了。大家都覺得雷叔叔精明，可惜他當初一定不太瞭解我母親，要不然他絕不會讓她碰弓箭。「看來你真的氣壞了。」

「這是第一次，」我母親說，「你父親是第二個敢這麼惹我的人。」

「差不多。」我舉起手，母親猶豫了一下，和我輕輕地擊了個掌。

「但我沒法對你外公那麼生氣，」她說，「我也許應該把我和雷的事告訴他，可我從來沒那麼做。」

「也許你不需要。」

「你覺得他知道嗎？」

「他從佛羅里達帶來了五件東西，你騎馬的那張照片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這有點怪異，我猜雷可能對他承認了。」

「也許這會讓外公感覺好一點，他的原話是，他把你扔給了雷叔叔，自己去坐牢。」

「這麼說也對。」

「我猜這件事或多或少地教會了你該如何控制自己。」

「嗯，」她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不過，為了以防萬一，你別告訴他，好嗎？也許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張照片，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打包。」

「好吧。」我說，「我不會告訴他——我知道你知道他也知道的那件沒人願意談論的事。」

「而且根本沒有談論的意義，」我母親說，「大家已經都知道了。」

外公與塞林格在外貌上也有相似之處：濃密的黑髮、臉上有痘印、長鼻子、懷疑一切的拱形眉。每當聽到別人說他長得像演員羅伯特·阿爾達的時候，外公總是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