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聽到前門傳來腳步聲，門鈴響了，雖然萬聖節要糖的小孩不會這麼早上門，但他猜想我外婆肯定會穿著「夜之女巫」的道具服裝去開門，他往煮鍋里加了點黃刀豆，強迫自己等上兩分鐘再去翻動牛排。想到今年外婆即將參與的萬聖節活動，他突然感覺到一絲沒來由的緊張，可實際上他每年都會緊張。《神秘地窖》一直讓他覺得不自在，「夜之女巫」散發的詭異的性吸引力（還有她在節目裡提到的那些奇怪故事——布萊克伍德，勒·法努，洛夫克拉夫特——簡直可以給弗洛伊德當精神研究的樣本）和我外婆本人的個性非常接近，再加上其中的邪惡巫術成分，讓我外公非常受不了。

門鈴又響了，他聽到門外傳來一陣嘁嘁喳喳的說話聲。他翻轉牛排，關小了火，向前門走去，空蕩蕩的客廳讓他感到莫名不安，但實際上客廳並非空無一物。rca唱片機上的旋鈕像是咧著嘴嘲笑他，自動唱臂似乎又出了毛病，喇叭裡傳出奇怪的噪聲，好幾張唱片封套散放在唱機櫃的頂部。

正在播放著的十英寸密紋唱片是一張蘇格蘭皇家近衛軍樂隊的風笛專輯《進行曲，斯特拉斯佩舞曲與里爾舞曲》，最近我外婆迷上了蘇格蘭風笛，外公根本沒去想她為什麼會喜歡這種音樂，他抬起唱臂，關掉了唱機。

「親愛的？」他朝樓上喊道。

自從走進家門，他就沒見到過我外婆或者我母親，但這並不罕見，因為她們喜歡獨處，我母親通常待在她的臥室，我外婆則在我母親記憶中的那個「工作室」裡，但外婆叫這個房間「縫紉室」。外公回家後，她們可能會在他所在的房間裡待著，但他不在家時，她倆似乎更願意躲著彼此。

外公敞開前門，門口站著一群喬裝打扮的小孩，恰好能湊成一齣《彼得·潘》：海盜、印度公主和仙子——還有個穿一身綠的小傢伙，外公覺得他應該是羅賓漢，但演彼得·潘也沒有問題。

當時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萬聖節「不給糖就搗蛋」的風俗還比較新，面對這群來自永無島的小傢伙，外公有些不太適應。他小時候的南費城，到了萬聖節的晚上，戴面具的小無賴們會互相投擲雞蛋和麵粉炸彈，在別人家窗戶上用肥皂寫髒話。外公低頭尋找那個應該擱在前門門口的裝滿南瓜、玉米和貓頭形狀的布蘭奇秋季混裝糖果的碗，然而它不在那裡。

「等一會兒。」外公對孩子們說。

他再次呼叫我的外婆和母親，依舊無人應答，也許她們到商店買糖去了。

「哈，」他無奈地說，「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孩子們嚴肅地看著他，那位小仙子的目光猶為嚴厲。外公意識到他們以為他在撒謊，只好拿出零錢包，翻出四個二十五美分硬幣給他們，1952年，二十五美分可以買五塊糖，孩子們滿意地走了。

回到廚房，牛排快煎好了，他開大煤氣，又等了一分鐘，用手指戳了戳牛排，倒進盤子，把平底鍋放回爐灶上，往裡面滴了點威士忌，鍋底發出吱啦一聲，蒸發的酒液直刺鼻腔。他拿出奧根博爾的芝寶打火機，點燃了酒蒸汽，火苗褪下去的時候，他聽到有人尖叫了一聲，好似火箭一飛沖天，像是大聲的嗚咽，外公提醒自己不要驚慌，因為今晚是萬聖節，許多人會開些比較誇張的玩笑，比如在家播放鬧鬼的音效嚇唬路人什麼的。

他攪拌著鍋裡的東西，聽著外面的動靜，剛才的尖叫過後，並沒有緊跟著傳來地窖門的吱呀聲、狼嚎或者鐵鏈拖過地牢石板的聲音，他把收過汁的威士忌澆在盤中的牛排上，給黃刀豆塗好黃油，戴上手套，拿出烤箱裡的土豆。

他喊妻子女兒過來吃飯，仍然沒有回應。當我母親——兩個月前她剛剛過了十歲生日——走進來時，他已經把牛排切成了三份，給烤土豆抹上了黃油，我母親穿著舊工裝褲和羅登呢襯衫。看到她沒穿萬聖節的衣服——維拉韋·布朗在贏得全美賽馬獎盃時穿的馬褲和金紅相間的絲綢上衣，外公有點驚訝，他立刻想到，假如我母親敢穿著外婆給她精心縫製的賽馬服，冒著蹭一身醬料的風險上飯桌，外婆一定會命令她回房間換衣服的。

「你媽媽呢？」他問。

我母親瞥了一眼帶血的牛排，別開腦袋，她天生喜歡擺出一副萬事不關心的模樣，但今晚卻顯然不太高興。外公想起，她打算裝扮成維拉韋·布朗到學校去，參加街區的萬聖節遊行，大概是因為她的賽馬服遭遇了什麼厄運，或者被同學取笑了。在她故作漠不關心的背後，外公覺察到了驚慌失措。假如真的是衣服的問題，那麼從她極為沮喪的眼神來看，它很可能已經被撕成了碎片。

「發生了什麼？」他問。

她看著他的手——他正舉著叉子把一塊牛排放進她的盤子——搖了搖頭。「沒什麼。」

「我還以為你會穿著道具服出來呢。」

淚珠滾出她的眼眶，隨著睫毛的眨動撲簌簌地往下掉。

「是因為衣服嗎？你把它弄髒了嗎？」

「什麼事都沒有，我改變主意了。」

「什麼？你不想當維拉韋·布朗了？為什麼？」

她低聲嘟囔了一句外公聽不清的回答，似乎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最近她一直不怎麼和他說話，即便不得已說上幾句，也像是急著逃走的銀行劫匪從車窗裡鬼鬼祟祟地丟出手槍和麵具一樣，含糊匆忙地扔下幾個詞。

「你在唸經嗎？」外公打趣道。

「我說，我不玩‘不給糖就搗蛋’了！明白了嗎？」

她帶著不加掩飾的厭惡神情打量著盤子裡帶血的牛排，看上去隨時都能噁心得吐出來。

「我剛才聽見有人尖叫，大約十分鐘前，」外公說，「那是你吧？」

那天早上，外婆把我母親送到學校，對女兒承諾說，今天要送她一個和維拉韋的馬「餡餅」一模一樣的小馬玩偶，雖然她的語氣很溫柔，但我母親禁不住覺得，這個承諾背後隱藏著什麼可怕的東西。她知道我外婆在戰爭期間經歷過恐怖的事情，先是被家人拋棄，然後又失去了他們，納粹還殺死了我母親的生父——那個英俊的醫生，因此她常常把詹姆斯·梅森想象成自己的父親。她母親歷經艱險，帶她逃難到了美國，面對去國和喪親之痛，而且要與她頭腦中的惡魔纏鬥，竟然還能苦中作樂地活下去，所以在我母親眼中，外婆是真正的英雄，然而當外婆承諾，她可以得到一匹「萬聖節小馬」的時候，語氣卻愉快得有些不正常，因為平時看到女兒喜歡馬，外婆會說：「我可不必非得喜歡它們，因為你可以替我來愛它們。」所以我母親懷疑我外婆實際上是害怕馬的。

每當在市中心遇到騎警或者趕著馬車的水果小販，外婆都會躲到馬路的另一側，在不得不和馬匹正面接觸時，她會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用鼻孔小心翼翼地呼吸，直到它們從她身邊走過去為止。巴爾的摩郊區有不少馬場，從附近經過時，我外婆會壓低聲音說話，甚至完全不說話，彷彿害怕那些馬兒聽到似的。

這天在學校裡——我母親在自由小學漢普特夫人班裡讀四年級——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的承諾，那匹小馬，還有它所負載的莫名恐懼，就像換牙的孩子不停地去舔缺牙的地方，最後舔出血來一樣。根據以往的經驗，她知道外婆給她設計的小馬玩具無論如何都會兼具美麗和令人失望兩個特點，雖然只是一廂情願，但她希望這次的小馬不會那麼奇怪。

午餐後，她穿著維拉韋的衣服和同學們一起穿過福里斯特帕克的街道，但維拉韋忠實的夥伴缺席了。我外婆並沒有把她答應的「餡餅」玩偶送過來，我母親不由得恨起了外婆，是她毀了她的萬聖節。

「我其實根本不想要什麼小馬，」我母親告訴外公，她沒吃晚飯就回到臥室，臉朝下趴在自己床上，還穿著工裝褲和毛呢襯衫，「我沒事。」

「對不起，」外公說，「要是我有時間就好了。」

受到成功雕刻木頭小馬的鼓勵，萬聖節前，外公曾經提出為我母親用一根棍子套上木製的馬頭來製作維拉韋的「坐騎」。其實從一開始，提出這個計劃的動機就是出於愧疚。在馬丁公司工作的時候，外公總是見縫插針地陪伴我母親，可是自從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之後，他幾乎很少在家。本來的計劃是，如果我母親參與小馬的設計和製作，那麼我外公就不能再把她晾在一邊。諾言與愧疚常常相伴相生，外公的這個承諾，最終還是沒能逃過它本來想要掙脫的命運。公司的事情實在太多，閉環加速度計研發專案進展到了關鍵階段，他很少在八點前到家，總是要忙到八點半左右才回家，那時我母親已經睡覺了。兩週以來，他和韋恩布拉特的研發專案進展喜人，而製作小馬「餡餅」的工作則完全停滯了。

「不就是一把破掃帚上頂著一塊破木頭嗎，」我母親說，她的睫毛被淚水浸溼，臉頰氣得發紅，枕頭上沾著鼻涕絲，「好像我是個小嬰兒一樣，我根本不想讓朋友們看到我騎著那種東西！」

「我知道，」外公站在床邊，低頭看著她，「對不起。」

「你和你的蠢主意——」

「好了。」

「我沒事，沒有馬也可以！」

「好了。」外公提高了聲音。

外公很少對我母親大聲說話，也認為沒必要。因為外婆的精神不穩定，偶爾行為失常，我母親認為自己是巴爾的摩最不幸的小孩。她開始對他大喊大叫，胳膊抱著腦袋。

「發生了什麼？」外公問，「你媽媽呢？」

「我不知道。」可憐的女孩疲倦地說，「我回來時她不在家，唱片機也沒關，她的手提包不見了，我做了作業，打掃了自己房間，然後聽到你回來。我想看看她給我做了什麼樣的玩具，就過去看了看。」

「然後呢？」

我母親抿緊嘴唇，下巴顫抖起來。她搖搖頭，重新把臉埋進枕頭，不打算再說了。

我外公低頭看了她一會兒，他不知道究竟怎樣更不幸：有一個瘋狂的母親，還是有一個瘋狂得足夠愛上她母親的父親。他想撫摸我母親的頭髮，拍拍她的肩膀，但他仍然生她的氣，因為她敢當面嘲笑他的失敗。他的雙手垂在身側，像不聽使喚的工具，他知道這麼做很自私，對孩子也不公平，因為我母親唯一的錯誤就是不該信任他。

「我去看看。」他對著我母親的後腦勺說，儘管他自己都覺得這句話應該沒什麼用。

外婆的領地是獨立於我外祖父母臥室之外的一個門廊改建的房間，空間很小，天花板低矮，三面牆上都有窗，外婆在裡面擺了一臺縫紉機、一個小工作臺、一盞落地燈和一個裁縫用的假人。sup/sup門左邊是外公給外婆做的置物架，擺著針線紐扣等製衣材料和工具，還堆著一排雜亂無序的平裝書，大部分是法語的；右邊靠牆有張鋼製打字桌，桌子上方掛著一塊記事板，上面貼滿了藝術明信片和剪下來的雜誌圖片。我母親和外公已經忘記那些圖片都是哪些藝術家的作品了（除了梵高和一隻德拉克魯瓦畫的老虎），但他們記得圖片的風格很「詭異」（我母親的原話）和「典型」（我外公的原話）：比如肉的靜物畫、投幣操作的算命機器人、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的侏儒樂團。六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外婆在後院的樹上發現一隻斷氣的月形天蠶蛾，就把它也粘在了記事板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粉綠的身體逐漸變成了深色的美鈔綠。

我外婆的「工作室」的整潔程度是她精神狀態的晴雨表，此外，還可以在我外公回家以及她自己出門時，根據她和他打招呼的方式來判斷她的情況；還有，她處於生理期的哪個階段，她是否感到為外界接受和賞識。假如她給他端來咖啡，這是個好跡象。假如花瓶裡的花修剪擺放得相當整齊，而且是新鮮的，也是好跡象。空花瓶代表糟糕，瓶裡出現死花則更糟。假如她像第一次注意到那裡一樣用手指觸碰外公的脖子後面，這是好跡象。假如不是二月，好跡象。假如她沒有拿出她的算命撲克來擺弄，好跡象。假如她在路過天主教堂時沒有在門口徘徊，而是徑直走過去，好跡象。假如她表示不再喜歡《親愛的提奧》或者《聖方濟各行傳》，糟糕。假如不是星期天，好跡象；星期天的時候她的精神格外不好。

對外婆來說，1952年夏季的每一天都是星期天，白天無精打采，晚上除了失眠就是做噩夢，但她不願意透露夢的內容，像個懼怕被捕的間諜守口如瓶。縫紉室裡堆滿了她沒來得及剪下的雜誌，還有已經爛掉的她忘記吃的葡萄和櫻桃，結果弄得整個樓上都有一股酸味。她會把一條舊披肩掛在門口，在屋裡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還會一本正經地告訴家人，她在躲著什麼人，但永遠不說她躲的人是誰。

外婆從普拉特圖書館借來一些奇怪的唱片——印度尼西亞打擊樂，吉葛夫簧風琴，還有該死的蘇格蘭風笛——在便攜唱片機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她很少吃東西，從來不做飯。當她從披肩後面出來後，已然變成了一個虔誠的傳教者和真理的捍衛者。她蒐羅了不少宗教書籍，《守望臺》《見神論》雜誌和各種關於靈魂和「元氣」之類的小冊子逐漸取代了她工作室裡的爛水果。八月底，外婆在工作室的窗玻璃上貼滿了正方形的黑紙，說是不讓「暗影裡的東西」看到她，我外公想不明白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

我母親升入四年級的前一天晚上，兩個警察把我外婆送回家，她赤著腳，穿著一件男人的釣魚夾克，有人看到她衣衫不整、精神恍惚地走在海港邊，以為她要自殺。警察到達現場時，發現她在燒一本書，還把著火的書頁丟進水裡，根據目擊者的描述，我外公意識到那本「書」是外婆記錄她的想法、夢境和幻覺的筆記本，還有她畫的巴黎時裝素描。警察考慮把她送到霍普金斯醫院觀察治療。雖然燒了筆記本，還把它扔進海里，但我外婆看上去卻像是鬆了一口氣，變得冷靜了許多，甚至還知道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抱歉。到現場去的一位警察認出她是電視上的主持人，就把自己的釣魚夾克借給她穿，送她回家。那晚之後，外婆看上去似乎完全清醒過來，輕鬆地重新擔當起了母親和妻子的角色，而且整理了縫紉室。

現在，突然之間，一切又變得一團糟。

外公走進縫紉室，看到地上扔著三個布蘭奇秋季混裝糖果空包裝袋，彩色的糖果散落在周圍，工作臺上到處都是外婆的算命撲克，牌是在維特時一個女巫模樣的神秘吉卜賽老太太給她的，有的牌面朝上，有的朝下，外婆似乎用它們蓋了一座紙牌塔，又把塔推倒。縫紉機的壓盤下面卡著一塊棕色的布，桌上放著滿滿一杯奶茶，表面凝結著彩虹色的油脂，還有一瓶開啟了的阿司匹林，菸灰缸的邊沿掛著一根三英寸長的煙——從這些跡象來看，外婆是匆匆忙忙出去的。

散落在地板中央的糖果之間，躺著她給我母親做的小馬玩具「餡餅」，其實並沒有完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被我外婆破壞了，而且它看上去更像一隻風箏，並非一匹馬——外婆用棕色油布給它做皮膚，裡面用柳條撐起來，但現在只有身體，沒有腦袋，馬身子是橢圓形的，大半個身子都沒有「皮膚」，柳條完全裸露在外，身體與四肢相連的部位綁著鐵絲。

外公端詳了半天才認出這是什麼東西，恐怕只有在那些古老的啞劇裡面才能看到演員穿戴這樣的動物道具服。不知道她打算用什麼做馬頭，他心想，然後他就看到打字桌上赫然擺著一個齜牙咧嘴的白色骷髏頭——顯然來自一匹真正的小馬的腦袋。

我住在加州的伯克利。

米爾頓後來在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和他的母校史蒂文斯理工學院擔任航空電子工程學講席教授。

巴黎春夏和秋冬時裝釋出之後，我外婆常常帶著一本大理石紋封面的筆記本在賀茨勒百貨公司裡走來走去，偷偷畫下時裝草圖，在家裡自己動手裁製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