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以後，當我母親收拾東西，準備搬出我外公去世的房子時，她在角落裡發現了一些酒類包裝箱。

「又是你的舊垃圾。」她打電話告訴我。

她知道我喜歡儲存舊物件，所以，一天下午，她特地把這些紙箱拿給我看sup/sup，讓我確認是否可以扔掉。我開啟的第一隻紙箱是摩根船長朗姆酒的，發現裡面有朋友、情人和寫作課老師八十年代寄給我的五六十封信和明信片，信件下面還有我從一位朋友的父親收藏的鮑勃和雷的唱片轉錄的磁帶、一隻小袋子、一輛「風火輪大盜」玩具車和我弟弟的黑膠唱片《移動畫像》。

「這一箱都是好東西。」我說。

我在第二個箱子裡——吉爾比琴酒——發現了一隻巴黎「新玫瑰唱片店」的塑膠購物袋，我記得袋子裡曾經要麼裝著《愛火》，要麼是約翰尼·雷德斯的現場專輯，取決於這個袋子是我哪一次去新玫瑰拿回來的。現在它裡面塞著一頂軟塌塌的寬簷黑氈帽，還有一盒沒拆過封的空白tdk卡式磁帶、一副「寶瓶座」塔羅牌——我十三歲時在哥倫比亞購物中心的斯賓塞禮品店買的，原來這副牌在吉爾比琴酒的盒子裡！我端詳著黑帽子，想不起是誰的了。

「金髮女郎的。」我母親說，她從帽簷內側捻出一縷長髮。

我立刻回想起，我在我的金髮前妻頭上見到過這頂帽子。

我指著第三個紙箱——裡面曾經有十二瓶「老烏鴉」——它的紙板比其他酒箱脆，用過時的凸版樣式印著個爵士時代風格的花花公子，封箱的膠帶也很古老，是那種需要先拿海綿潤溼了才能用的。

「我敢肯定，這箱東西不是我的，」我說，「太古老了。」

「哦，」我母親說，她用自家的房門鑰匙割開封箱帶，「哈。」

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她的語氣似乎有點不安。首先從箱子裡拿出來的是一些童書，小開本精裝，沒有封套：《黑駿馬》《欽科蒂格的迷霧》《風之王》《玉女神駒》，還有一本叫作《來吧，海餅乾！》。書下面是一隻牛皮紙資料夾和一個有拉鏈的小布袋。資料夾裡全都是從雜誌上剪下來的純種馬的彩色照片，貼在硬紙板上，再沿著馬的輪廓剪下來，製作成紙馬娃娃。拉鏈袋裡是我母親給紙馬娃娃做裝飾用的掛繩、緞帶和皮革之類的東西。

「維拉韋就是這麼做的，」我母親解釋道，「《玉女神駒》裡的維拉韋，我也學著做。不過，這些是你外公給我做的。」她從「老烏鴉」酒箱裡拿出九匹木頭小馬，每一匹都用1952年11月12日的《巴爾的摩太陽報》仔細地包著，她逐一開啟紙包，把裡面的小馬擺在我的廚房桌子上。這些木頭雕刻的馬大約三英寸高，我母親回憶，前兩匹是用小刀刻的，其餘的用了專門的雕刻工具，材料是輕質木頭，鬃毛和尾巴是刷子毛做的，還上了色：赤褐、板栗、棕褐、花灰、暗褐、純黑、純白、黑白、午夜藍。最初的兩匹——棕褐色和赤褐色馬——雕得比較粗糙，簡化到幾乎抽象，但這以後外公的技巧和工具都有所改進，其他的馬頭頸部的線條流暢得多，姿態也更加優美，看上去還挺逼真。

我舉起藍色的那匹，「外公真是個怪人。」

「這是‘午夜’，他會飛。」

「午夜，」我說，「噢——」

我舉著「午夜」，在另外八匹馬的頭頂以8字形「飛」了一圈，「降落」在桌子上。我終於發現，我母親的童年生活竟然也含有想象的成分，以往她對我講起的小時候的事，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所見所聞或者親身經歷，似乎頭腦以外的世界就是她早期生活的全部，而她是個沒有白日夢，沒有恐懼、幻想、懷疑、渴望和無法解決的問題的孩子。我小時候最喜歡做的事——異想天開——經常讓她大搖其頭，裝模作樣地望著天上或只是對著天花板翻白眼，再加上一句「這孩子真能胡思亂想」。所以，當她把「午夜」介紹給我的時候，我感覺她過去那種一本正經的樣子應該是裝出來的，否則她怎麼會如此自然地告訴我一匹木頭馬「會飛」呢？

「裡面還有什麼？」我說。

她瞥了一眼「老烏鴉」酒箱，迅速看向別處，把發黃了的報紙團全部掃進箱子裡。

「好吧。」她說。我意識到箱子裡還有別的東西。

她看著廚房桌子上的馬群，皺起眉頭，噘起嘴巴，彷彿它們給她提出了一個大難題。起初，我以為她在考慮是否要把它們送給我的小女兒（她當時和維拉韋·布朗同歲），但我母親看上去過於恍惚不安，似乎想的不是這個。

「好吧，」她又說，然後便合上箱蓋，塞在胳膊底下，「如果你覺得孩子們想要，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都留在這兒。」

「好極了。」

「什麼？」

「沒什麼。」

「我知道。」我母親說，我看到她無聲地說了個「馬」字。

「一箱子都是馬。」

「你一定覺得這很奇怪吧。因為我母親。」

「不，我……我是說，1952年？那時你才十歲，就把這些東西都包起來放好了？」

「是的，因為我去他父母家生活了一陣子，巴伯和薩迪。他們那時住在卡姆登，本來是打算在他找到工作後再讓我回來的，但我在卡姆登一直住到學年結束，他花了一段時間才在紐約找到工作。」

「在無線電街，對吧？現在的世貿中心就在那兒。」

「他在箭牌電器商店當經理，箭牌開始給其他公司供應零件時，他轉做銷售，因為錢更好賺。我去皇后區和他一起住。」

「外婆呢？」我問，但我在問出來的同時已經猜出了答案。

「1952年11月，」我母親說，「她第一次到那裡去。」

「啊。」

「他們把我送到巴伯和薩迪家，然後，他帶外婆去了醫院，你知道吧，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她看著「午夜」，它的身體是午夜藍色，鬃毛和尾巴卻是象牙白色的，昂首向天，好像在用力吸氣。我想，任何孩子都能看出來，這是一匹會魔法的馬，可能會飛。

「怎麼女孩到了一定年齡都會迷上馬呢，」我說，「十一二歲的女孩中特別常見。」

「嗯，嗯。」我母親說，但她聽上去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話，也不是迎合我，而是對我表示同情，認為我在自欺欺人。

「因為，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無皮馬吧，」我說，「她第一次去醫院之前？」

她把紙箱放回廚房的桌子上。我開始燒水煮茶，而且我還有一瓶蜂蜜甜酒，我向她保證，在一天中的這個時間，來一杯伯爵紅茶雞尾酒絕對不算早。

「在那之前？」她說，「我知不知道無皮馬？我……應該是感覺到了……」她頓了頓，似乎非常厭惡這種只存在於感覺之中的東西。「我知道她害怕什麼我看不見的東西。」她說。

按照她喜好的量，我把茶水和蜂蜜甜酒倒進她的杯子，她抿了一口，接著又抿了一口。

「很好。」她說，然後一言不發，而她原本似乎想要繼續說下去。

「這麼說，你十歲的時候，」我說，「1952年11月，你收拾好了這個箱子。」

「是的。」

「看上去後來你也沒開啟過它。」

「從來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不再喜歡馬了。」

「因為你聽說了無皮馬？」

「不。」我母親說。她喝光杯子裡的茶，再次開啟「老烏鴉」酒箱，手伸進滿是報紙團的箱子，在箱底翻了半天。「因為我看到了它。」

1948年到1952年，我外婆是waam電視臺的明星主持人。那時候巴爾的摩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比較少，所以二十年後，在巴爾的摩地區長大的我很少遇到在電視上見過我外婆的人。現在的一些五十多歲的家庭主婦或許記得，電視上出現過這麼一位衣著打扮非常講究（戴珍珠項鍊、穿賀茨勒百貨公司贊助的迪奧裙裝）的女人，有時冷靜地在鏡頭前肢解肉兔，有時用力捶打豬排。我母親告訴我，十三頻道曾經短期播放過一個法語教學節目，每個星期天上午，《克里斯托弗一家》播完後，外婆就會出來教觀眾法語，現在人們恐怕也早已忘記了《午間新聞》的那個穿黑裙、戴白帽、系白圍裙的用法語播報天氣的氣象小姐。

大多數記得我外婆熒幕形象的人當時都是小孩，與我母親年齡相仿。在昔日的觀眾們印象裡，我外婆面色蒼白，愛穿羽毛裝飾的衣服，眉毛黑如鴉翅，暗色的衣袖翻飛，在白色煙霧中緩緩出現，周圍是翻倒的石柱、歪斜的墓碑和黑鐵柵欄，像是《神秘地窖》那首哥特風格幻想曲裡描繪的主人公。他們叫她「神秘的夜之女巫」，還一致回憶說，假如父母允許他們星期五晚上熬夜，在午夜零點開啟電視機——waam電視臺凌晨12點45分結束播出，我外婆會嚇掉你的魂。

大家普遍認為，電視節目中第一位以恐怖風格著稱的主持人是邁拉·諾爾米，人稱「吸血米」，此前她曾出演好萊塢的軟色情電影，洛杉磯的kabc電視臺播過她的許多z級恐怖片。其他城市的類似主持人包括——紐約的扎克里、克利夫蘭的古拉迪、芝加哥的馬文，在環球影業推出一系列經典恐怖片之後，這些人紛紛湧現，雖然他們各有自己的特色，但都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吸血米」開創的模式：誇張、諷刺，以及對電影的惡搞。

但「夜之女巫」卻不是這樣的，她不在節目中播放電影，waam電視臺也沒有取得播放恐怖電影的許可證，即便有許可證，擁有這個電視臺的兩兄弟——韋克斯曼法官的朋友——也意識不到這類電影的價值。

「她表演得非常好，」外公告訴我，「但走的是直率風格，並非搞笑，她的法國口音也很吸引觀眾，再加上哥特式‘地窖’的佈景，非常有特色。」他閉上眼睛，深深地陷入回憶。「她在‘墳墓’周圍走來走去，然後轉身看向鏡頭，發出‘噢！’的一聲，」他的聲音提高了半個八度，聲音尖細，「‘你們竟敢回來！’然後她會邀請你走進‘地窖’，這時鏡頭會對準地窖的鐵門，與此同時她會跑到佈景的另一頭——‘地窖’的內部，切換機位，鏡頭再次對準她，只見她莊重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它的造型像一張王座，我猜是他們從教堂裡搬來的，她拿起一本書開始朗讀。聲音很大。鬼故事。總是很詭異。我從來不喜歡這種型別的故事。」

從1949年10月7日愛倫·坡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日開始到1952年10月24日，《神秘地窖》每週在電視臺直播一次。

1952年10月31日，午夜時分開啟電視機，準備觀看「夜之女巫」朗誦愛倫·坡的《梅岑格施泰因》的巴爾的摩人驚訝地發現，女巫並沒有如約出現，螢幕上只有一條被人造霧氣包圍的長凳，上面放著一盞萬聖節南瓜燈，南瓜上的洞非常粗糙，像是用鈍刀匆忙挖出來的，因此蠟燭照出來的影子顯得更加嚇人，《太陽報》第二天還刊載了觀眾們的抱怨。下一個星期五的半夜，電視臺開始重新播放一個叫作《三月時間》的老新聞節目，《神秘地窖》和我外婆再也沒有迴歸熒屏。

那年萬聖節的星期五，傍晚五點三十左右，我外公提前下班，回到他們在福里斯特帕克區緬因大街租住的房子。他走進廚房，用錫紙包了三個土豆送進烤箱，在另一個鍋裡煮上黃刀豆，然後開始用鑄鐵鍋煎牛排，他依舊穿著西褲，繫著領帶，袖子捲起，套著西紅柿圖案的黃格子圍裙，一手拿著鍋鏟，另一手端著杯威士忌。每到星期五晚上，他都會喝上兩指高的尊尼獲加，加一塊冰塊，放鬆勞累了一週的身體。

他專心致志地準備晚飯，同時考慮著如何改進公司的加速度計閉合環路的設計缺陷，過去的幾個星期，他和合作夥伴米爾頓·韋恩布拉特sup/sup——一直在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傷腦筋。六個月前，韋恩布拉特和我外公從格倫·l·馬丁公司的儀器部門辭職，合夥創辦了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因為這兩個不甘平庸的猶太人厭倦了馬丁公司的縮手縮腳，而且辦公室政治還讓能力不如他們的非猶太人成為專案經理和部門主管，他倆感到十分沮喪。外公和韋恩布拉特把所有積蓄全部投入了創業——研發慣性導航系統技術，它可以讓火箭和導彈自動巡航，無需外部資料輸入就能實現航路自動修正，這項技術依然處於尚未開發的空白領域。韋恩布拉特和我外公相信，隨著計算機電路設計的快速發展，不久就會出現非機械晶體或者（我們現在所說的）數字導航系統，假如他們押對了寶，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將會成為行業先驅，吸引大筆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