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這樣的女人，」他告訴我，「完全措手不及。」

她戴著墨鏡，大晚上的，而且還是在室內，肩膀上圍著一條狐狸形狀的東西，狐狸的牙齒緊緊咬住自己的身體。她自信地走過來，略微帶點防備，頭偏向一側，好像足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把握確信外公是她的舊相識，並且做好了承認自己認錯人的準備，外婆的狐皮披肩和（向社團主席女兒借的）禮服裙的一字領之間，是她白得刺眼的頸窩。

外婆踩著外觀仿鑲花地板的油氈地墊，緩緩靠近我外公，兩人的距離不足二十英尺的時候，他聽到韋克斯曼夫人和澤爾納夫人哭喪著臉喊她回去，她扭動的髖部和剪裁得宜的塔夫綢連衣裙勾勒出的身體曲線勾得他心旌搖盪。戰爭期間，我外公把他自小在臺球室習得的賭球技巧運用到了觀察分析別人的眼神上，然而外婆的墨鏡阻擋了他的探索，令他焦躁，她的誇張打扮也讓外公猜測她是「蒙特卡洛賭場之夜」請來的演員，稍後會給大家表演節目，以助賭興。想到這裡，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意識到自己的表情，外公更加焦躁了，女孩的嘴唇紅得像「單車」撲克牌裡的桃心和方塊，戴著墨鏡的她微笑起來有點像英格麗·褒曼sup/sup，彷彿聽到腦袋裡有個聲音——多年以後，他將這個聲音比作貨運火車的隆隆聲——覺得自己彷彿站在一個正在快速移動的龐然大物前方，這個東西推著他越走越遠。就是她了，他凝視著她，心想。過了很久，他才收回目光，低頭看著自己的鞋面，又搖了搖頭。

「怎麼會這樣？」意識到自己還在微笑，外公想，這下，他真的欠雷叔叔五百美元了。

我母親在她家院子的車棚屋頂放了一隻野鳥餵食器：給鳥兒落腳的塑膠管掛在鋁鉤上，旁邊的鏈子拴著一包鳥食。外公喜歡觀察窗外的景色，他對一隻松鼠情有獨鍾，叫它「搗蛋鬼」，它每天都來，把餵食器裡的東西吃個精光，還會毫不留情地趕走周圍散落的麻雀，那既兇猛又嚴肅的樣子逗樂了我外公。然而「搗蛋鬼」始終受到鳥兒所無法理解的重力定律和鐘擺效應的限制，首先它會爬上餵食器附近的柵欄，勇敢地把自己的身體擺盪到餵食器的鏈子上，可不出幾秒鐘，出於慣性，它的前爪會時不時地與鋁鉤或者塑膠管的底部撞到一起，因為松鼠的大尾巴不停搖擺，餵食器會隨之劇烈震動、旋轉，最後把「搗蛋鬼」晃到地上，也許幾十年前唆使我外公把小貓扔下三樓的惡魔始終沒有被他驅除，所以每當看到松鼠墜地，外公都會沒心沒肺地哈哈大笑，有時我不得不拿紙巾為他擦拭笑出來的眼淚。

「姐妹互助會里的那些女士，她們以為自己用鳥食騙來的是一隻小山雀，」外公說，「可實際上卻引來了‘搗蛋鬼’。」

外公說，我外婆對她未來的丈夫說的第一句話是：「你的頭要是擱在籬笆上，應該挺好看的。」

她向他走來，食指和中指之間夾著一支沒點燃的香菸，一側的眉毛挑了起來，探出墨鏡上緣，這是請求幫忙的訊號——外公立刻心領神會，並且從她女孩子氣卻不失優雅的舉止判斷出她可能是個外國人，他掏出奧根博爾的打火機，為我外婆點著了煙。

「什麼？」外公說，打火機裡冒出的火苗在他自己準備抽的那支香菸的頂端跳了兩跳，他知道剛才沒有聽錯，她確實就是這麼說的——要是他的頭擱在籬笆上，應該挺好看的。「為什麼啊？」

外公見過被丟棄或放置在各種不尋常的地方的人頭，卻沒見過擱在籬笆上面的，他也不覺得這是符合傳統的寒暄方式，而因為看不到外婆的眼睛，他猜不出她這樣說的確切意圖，過了很長時間，他才意識到這是她和陌生人搭訕的特別方式。

「噢，親愛的，對不起，」她說，「你生氣了。」

「這是我的正常反應，」外公說，「假如你是我，聽說別人要把你的頭戳到籬笆上，也會這樣的。」

「牆，」外婆脫口而出，緊接著狂笑起來，又猛然一手捂嘴，「對不起，我想說牆來著，不是籬笆。」

「那就不一樣了。」外公說，他擅長頂著無可挑剔的撲克臉講笑話，面無表情地和女人調情。

「等等，」她說，努力抑制著笑意，「你見過那個……怎麼說來著……大膠堂……嗎？」

她晃動白皙的胳膊，在空中比畫出大教堂的牆壁、塔樓和塔尖，他覺得她的手勢完美詮釋了詩人和體育記者口中的「優雅」為何物，她的雙手上下揮舞，閃亮的菸頭劃過，散發著橘紅色的火花，火光倒映在她黑黝黝的墨鏡鏡片上。最後，她畫了一扇玫瑰花窗，指尖在胸前畫圈，那是我外公早已注目的區域。那個年代的胸衣設計得很像拔地而起的建築，與她高聳而柔軟的乳房一道對抗重力，像大教堂一樣打動了我外公，然後他看到她左臂內側那串黑色的編碼，它代表了剛剛過去的一段歷史，從簡單的五位數字中可以看出她的人生、她的家庭和整個世界的遭遇，他打量著這串數字，覺得有些難為情。

「是的，」他說，「我見過幾座大教堂。」

「在牆上，」她說，「那些古老的牆上。」她把「古老」念得像「孤老」。sup/sup「石頭上刻著人臉，很像你的臉。」

「明白了，」他說，「我長得像石像鬼。」

「對！不對！不是石……」她用法語說了一遍「石像鬼」，四十二年後的我外公已經忘記了這個詞在法語中應該怎麼說，「那是接雨水用的，是動物，怪物，而且很醜，你的臉不是那樣的。」

可她這些話至少有一部分是謊言，後來她坦白告訴一位精神科醫生，她確實認為他有點醜，不過是讓她覺得有吸引力——甚至挑起了她的慾望——的那種醜。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站在接待室的門口，剛過來就打算離開，她認為他長著美國人的臉和美國人的身體，肩膀像別克車，下巴像推土機，只有當你凝視他的眼睛時，才會不得不承認他的美。

「我長得才像石像鬼。」她說。

「才沒有呢。」

「不，」她說，「內裡像。」

他沒有接茬，把這句話當成一種自謙，殊不知這是他第一次和她內心深處的無皮馬對話。

「我能提個請求嗎？」他說，「你可不可以摘了墨鏡呢？」

她一動不動地站著，紅嘴唇緊抿在一起，他不知道請一位法國女人摘下墨鏡是否失禮，難道這是高盧人的禁忌？

「眼科醫生不許我摘，」她顫聲說，「但我會摘的。」她的聲音很低，很像耳語。

「沒關係，」他說，「算了。你只需要告訴我你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我只想知道這個。」

「不，」她說，「我會為你摘掉墨鏡，不過你也得為我做件事，確切地說，你得允許我做一件事。」

「是嗎？什麼事？」

我不知道當時站在接待室門口的外祖父母是否引起了別人的注意，可哪怕只有他們兩個人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裡，我外公也想不到我外婆接下來做的事，1947年的主流道德觀更不會贊同她的做法。四十多年後，被氫嗎啡酮麻醉得昏昏然的外公只能像那天晚上那樣，無助地閉上眼睛，聽任緩緩貼近的我外婆把手伸向他的褲子，一個齒一個齒地為他拉好褲鏈。

「好了。」她用法語說。

睜開眼以後，他發現自己迷失了，迷失在她的眼睛裡，那對眸子的顏色如同蒙特卡洛黃昏時的天空，室內的十瓦燈泡彷彿真的變成了星星，亮片組成的新月灑下耀眼的銀光。

「藍色。」外公靠到擺在我母親客房裡的那張從醫院租來的病床床頭，過了好幾個小時才再把眼睛睜開。

猶太會堂的名稱是「ahavassholom」，意為「loversofpeace」，即和平熱愛者。《聖經》和合本將「peace」譯作「平安」。——譯註

當時平安之友猶太會堂遷到了派克斯維爾雷斯特斯頓路的新址，它屬於第一批從巴爾的摩公園一帶的猶太社群中心遷往七英里巷以外的遠郊地區的主要猶太會堂。

猶太學者。——譯註

著名猶太棒球手。——譯註

那時利伯蒂海茨的一位牙醫已經幫她修復了牙齒，這位醫生退休後住在佛羅里達，有天晚上我在科勒爾蓋布林斯開讀書會，他曾到場參加。他告訴我，當年外婆找他看牙，因為她的牙齒損毀得十分嚴重，所以他至今都對此事印象深刻。

她把「ancient」念得很像「hancient」。——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