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襲擊羽毛梳公司的總裁併接受提審後，我外公在拘留所待了一個星期。保釋金高得嚇人，除了一臺價值二十五美元的反射望遠鏡和一輛1949年產的克羅斯利轎車之外，他再也沒有別的可以典當換錢的財產了。

在那一個星期裡，他給我外婆打過兩次電話，第一次他謊稱去了別處，沒告訴她自己被捕的事。我外公的律師舒爾曼派人到東五十七街的車庫裡取走了他的克羅斯利轎車，開回新澤西州的家裡，並且囑咐司機告訴我外婆，她丈夫要乘火車到外地緊急出差。

進拘留所的第四天，我外公再次給我外婆打電話，根據前一年八月他出差時的記憶，他告訴我外婆，他正待在汽車旅館裡，窗外就是散發著臭味的薩斯奎漢納河；當地有一家義大利館子，那裡的義大利麵搭配的是一種名叫「青醬」的綠色醬汁；為了推銷產品，他冒著酷暑奔波了一個下午。從入職那天開始，他就討厭自己的工作，然而現在，他失去——親手毀掉——這份工作之後，那些出差的日子竟然也蒙上了一層浪漫的懷舊色彩，他甚至想念起那個推銷產品時長篇大論的自己，還有曾經拜訪過的飾品店的漂亮櫃檯。想起那個他曾極力討好過的埃爾邁拉的藥劑師的妻子——她先是買了一盒髮夾，在我外公舉起鏡子給她照的時候，她又多買了兩盒——身穿灰色囚服、斜倚在拘留所裡那臺只能打不能接的投幣電話上，我外公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淚。

他從來沒考慮過把真相告訴我的外婆，因為她的精神狀態一直不穩定，他擔心她得知真相後會崩潰。這是他當時說服自己隱瞞妻子的理由，也是三十二年後給我的解釋，雖然我覺得它並不能讓我完全信服，但我外公絕對不是那種通過說謊為自己開脫的人，更不會逃避責任。與我外婆不同，他似乎無法從謊言中找到樂趣和解脫。儘管外公是個戀家的人，並且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愛著我們，但他本質上是個隱士，寧願獨自忍受痛苦。如果搞砸了什麼事，他會自己收拾爛攤子。與我外婆不同，他不相信虛構和假裝，但對自我倚靠的堅信不疑讓他更願意把事情藏在心裡，而且精神科醫生多年來一直告誡我外公，儘量避免讓我外婆聽到任何壞訊息，這正與他喜歡保守秘密的性格契合。如果說外婆總是擔心天會下雨，那麼外公就是那個時時刻刻都會把雨傘帶在身邊的人。

老實說，如果不是那麼擔心妻子的精神狀態，外公倒願意在拘留所多待幾天——悔悟與反省恰恰是隱士們追求的理想狀態，而且再也沒有比囚室的鋼製小床更適合懺悔的地方了。遺憾的是，外公時常幻想出外婆精神崩潰的樣子，攪得他心神不安，最討厭求人——尤其是那些會不計回報地提供幫助的愛他的人——的他也不得不拜託舒爾曼律師聯絡他的弟弟。

自小就頗具學習天賦的雷叔叔二十三歲就成了拉比，然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開始，我的這位舅公就對上帝的神聖意圖產生懷疑，辭去了在巴爾的摩西北部講道的職務，我外公被捕的時候，雷叔叔穿梭於埃爾邁拉半島，依靠在臺球室賭球和打撲克，日子過得很滋潤。為了籌集到哥哥的保釋金，他需要一週的時間、一批送上門的財神爺，以及「無望之望」在海厄利亞跑馬場排名第五。

我外公帶著足夠的錢走出託姆斯拘留所的大門，他用這些錢理髮刮臉，買了公交車票，為我母親買了她喜歡的糖果，在帕特森車站下車後，給自己買了咖啡和甜甜圈。外公事先已經請舒爾曼律師（他對我外婆自稱「與您丈夫的公司有工作往來的律師」）告訴外婆，讓她上午十點半到公交車站接他。

可十一點一刻還沒見到外婆的影子，於是他用僅剩的十美分往家裡打電話。

「我到了。」他說。

「哪裡？你到哪兒了？」

「帕特森，公交車站。」

「帕特森。」外婆重複道，從她的語氣判斷，她應該聽說過帕特森這個地方，但二戰結束後才從法國來到美國的她很不擅長記憶這些陌生的地名。

「舒爾曼沒告訴你嗎？」

「舒爾曼？舒爾曼是誰？」

「律師。舒爾曼。」

「舒爾曼是律師。好吧，我明白了。」聽起來她似乎把各種要點記到了紙上：帕特森，舒爾曼，律師。「現在請告訴我，你又是誰呢？」

外公立刻意識到，儘管他一再試圖保密，外婆還是知道了真相。很久以後，他才得知外婆是從《每日新聞》上得知他被捕的訊息的。

「聽著，」他說，「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對不起。」

「是嗎？到底怎麼回事？」

「親愛的，我知道我做了可怕的事，但麻煩已經解決了，我發誓，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一定很擔心。」

「哼，我才不擔心呢，」因為她的法國口音，外婆說譏諷話的時候總給人一種賣弄口才的感覺，「每當我開始擔心的時候，就想象你從飛機上跳下來，忙不迭地把你的高階髮夾推銷給紐約賓厄姆頓那些不梳頭的女士們的樣子。」

我外公羞愧地皺起眉頭，為了騙過我外婆，他利用自己的移民妻子對美國地名的不熟悉，讓舒爾曼告訴她，他要去賓厄姆頓搞推銷，然而外婆像往常一樣識破了他的花招。發現自己找到這樣一個善於觀察細節、發現真相、分辨謊言和懷疑一切的妻子，外公不知道他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套本事在他的老家——費城南區——還是很吃得開的。

「親愛的，」他央求道，「我剛剛在拘留所待了一個星期，現在又髒又累。我在帕特森的公交車站，求求你，快來接我吧。」

「你吃飯沒有？」

「吃了一個甜甜圈。女兒怎麼樣？」

「上學去了。」

現在不是週末，也不是晚上，我母親當然應該在學校，這樣的答案毫無意義，但我外公沒有多問。

「你吃的那個甜甜圈，」外婆說，「它有多大？」

「多大？就是普通的甜甜圈那麼大。親愛的——」

「你吃飽了嗎？」

「當然。」

「很好，這麼說你完全有力氣自己走回家了。」外婆說完就掛了電話。

外公懇求一個去託倫頓探親計程車兵借給他十美分，用借來的錢又往家裡打電話，可聽筒中一直傳來忙音，原來我外婆早已把話筒從叉簧上摘了下來。為了避免尷尬，當著那位士兵的面，我外公假裝打通了電話，裝模作樣地對著話筒說了幾句，然後露出得到妻子原諒後如釋重負的表情。電話機退幣時，他故意大聲咳嗽，掩蓋住硬幣掉出來的聲音，偷偷把它裝進口袋。外公用這十美分登上開往霍霍庫斯的巴士，在謝里登大道下了車。

他在謝里登大道周邊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建築之間徜徉了許久，打量著骯髒的草坪、新種植的樹苗和排成長蛇陣的貨車車廂似的房屋。過去下班回家時，他都是以四十五英里的時速從這裡一掠而過，並沒有發現它們的可憎之處；現在他卻看到這些房子朝四面八方無序地蔓延，原以為不會因時間或鋼鐵工業而改變的玉米地、果園、橡樹和山核桃樹也全部被夷為平地。越是往家的方向走，我外公就越是不安，他擔心終有一天，這樣的房子會蓋到他們家旁邊，破壞他那座位於綠色山丘頂部的白房子周圍的環境。

雖然知道焦慮無濟於事，沿著「長蛇陣」回家的外公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房子、妻子和女兒被醜陋的新房屋包圍的畫面，當他終於拐到通往家門口的那條鋪著礫石的縣道上，發現道旁的風景一如往昔，蘋果樹和玉米苗安然無恙時，恐慌才逐漸消失，但他不確定自己和家人將來是否會被醜陋的建築大軍淹沒。

據我所知，二戰時期，在法國陷落後，還不到十八歲的我外婆未婚先孕，懷上了我的母親，里爾郊外的聖衣會修女收留了我外婆。她在里爾城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中出生長大，家裡經營馬匹和毛皮生意，聲名顯赫。聽說我外婆懷上了天主教徒的孩子——即便知道孩子的父親是個年輕英俊的醫生也無法令他們滿意——家人與她斷絕了關係，是年輕英俊的醫生的家人安排修女們收留了她。我母親出生後不久，我外婆的家人就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在那裡遇難。由於為抵抗組織成員治療傷口，年輕英俊的醫生也死在了納粹黨衛軍的槍口之下。

我外婆在戲劇、詩歌和手工藝方面的興趣一直為家人所不齒，修女們卻既富有同情心又懂得審美，為了養活自己，她們製售花環、開墾果園、養殖蜜蜂，還在草地上放養綿羊。我八九歲的時候，母親給我解釋了什麼叫作「倖存者的負罪感」，她舉了自己母親的例子：與聖衣會修女們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外婆人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家人遇害後，她再也沒有真正快樂起來。

我外祖父母的農場位於新澤西州霍霍庫斯郊外，佔地十一英畝，沒有修女和綿羊，卻有草地和蘋果園。入住第一年的冬天，我外公參照一本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上的說明，製作了幾隻蜂箱。1952年底到1954年底，我外婆第一次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療，妻子出院後，外公租下了這片土地，他希望住在那裡能讓外婆想起當年在法國鄉村度過的快樂時光。

雖然農場出產的蘋果像石頭一樣乾癟堅硬，比起採蜜，特意訂購的法國蜜蜂更喜歡四處閒逛，但自從看到農莊——尤其是它的複雜裝飾、玫瑰花叢和新刷的白牆——的第一眼開始，外婆就明白了外公的用意。第一次從新澤西州的格雷斯通精神病院出院後，她就處於一種脆弱沉默的狀態，好似一隻試圖在勺子上保持平衡的雞蛋，此後的二十八個月，她和外公在農場裡度過了一段相對心滿意足的日子。不再有天使引導她向公交車上的乘客們透露關於她的預言。她不再一次次地長期禁食，她的皮膚曾蒼白得發亮，如同給予她庇護的聖衣會修女所信奉的耶穌基督的聖光。她找到了工作，在著名的造紙廠劇院為三部劇擔任主演，還在百老匯重排的《啊！荒野》中扮演過一個小角色。1957年春天，那匹無皮馬再一次帶著嘲諷的笑容出現在她的生活裡。

我外公在羽毛梳公司怒火大爆發那個星期之前的某一天，外婆的老朋友無皮馬突然回來找她，在前院的那棵粗壯的山核桃樹上住下了，但我外公始終不清楚無皮馬返回的具體時間和確切原因。後來他才想起，有那麼一兩次，我外婆突然坐在那裡一動不動，雙眼緊閉，好像在抑制某種噁心想吐的感覺，他記得她的身體在壓抑中瑟瑟發抖，臉上掛著強自保持太久而顯得異常僵硬的微笑。我外公只知道，無皮馬決定住在山核桃樹上的那座樹屋——樹屋是外公送給我母親的十三歲生日禮物——裡之前，已經在周圍轉悠了好幾個月。

從拘留所出來那天，回到山丘腳下，外公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棵山核桃樹。最初的房主是個奉行自由性愛主義的基督徒，在二十世紀到來之前就種下了這棵樹，如今已有六十英尺高。盛夏時節，它的枝葉充分舒展，樹冠像兒童畫中的大樹那樣，是用綠色蠟筆塗抹出來的圓形，帶著誇張的夢幻色彩，我母親把隱藏在枝幹之間的樹屋想象成她的大帆船和堡壘。我外公發現，樹底下有一塊焦痕，四條鋸齒狀的黑色條紋，沿著樹幹向上延伸，看起來就像一隻巨大的爪印。

樹屋上的瞭望孔彷彿深不見底的黑色眼眸，緊盯著我外公繞到房子後面，看著他朝廚房入口走去。他們從來不走房子的前門。我外公拖著腳步踏上後門廊的最後三級臺階，腳下的木板是去年夏天剛換的，以前的門廊地板已經被蟲子蛀壞了，帶著近乎希望的野蠻勁兒，外公拆掉舊地板，換上了新的。我母親給他遞釘子，幫他固定（就是坐在上面）他親自切割、打磨和粉刷過的板條，外公還在木頭上雕刻了哥特式的花邊，這套木工活是他在另外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上學來的。煥然一新的地板踩上去有種堅實的感覺，雖然和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個門廊不屬於他，也永遠不會成為他的財產，但在那些年裡，外公的志向不在於購置產業，從而獲得「擁有這個世界的一部分」的錯覺，把租來的房子維護好，延緩它的老化、防止它被燒燬就已經能使他心滿意足了。

春季的下午依然透著嚴冬沒來得及帶走的幾絲寒意，而房子的後門敞開著，廚房裡飄出洋蔥、香葉和煨紅酒的味道，起居室的唱機播放著舒伯特的《鱒魚》五重奏，廚房窗玻璃上蒙上了一層蒸汽，後面是外婆的模糊身影，她廚藝高超，握住鋒利的賽巴迪刀的紅木手柄時，從來不知道緊張為何物。五十年代初，第一次入院之前，她是waam電視臺《家庭烹飪》節目的常駐嘉賓，教巴爾的摩的家庭主婦（當然是那些有電視機的家庭主婦）做法國菜，還短暫擁有過自己主持的晨間欄目《法式烹飪》，每週播出兩次。sup/sup

「我回來啦。」外公走進廚房。

正在攪拌蛋液的外婆抬起頭，手伸到背後，解開圍裙，她做了頭髮，戴上了珍珠項鍊，因為穿著黑色的低領毛衣，喉嚨和衣領之間的珍珠格外顯眼，彷彿吸走了她皮膚上的所有熱量，發出炫目的光芒。沉默無言中，我的外祖父母像一對在即將墜毀的飛機上——在情勢的感染下——暫時和解的戀人那樣重歸於好，以後有的是時間數落對方的不是。

「校車把女兒送回來之前，我們還有一個小時。」外婆說。

外公脫掉鞋子和西裝，摘下領帶，脫下襯衫和襪子，解開襪帶，外婆幫他脫掉內褲，拉著他走進浴室，讓他洗淨拘留所在他身上留下的味道。

洗熱水澡是一種享受，但外公沒有在噴頭下過多停留，當他走進臥室時，外婆已經在床上伸展開赤裸的身體，一手托腮，知道他的喜好，她沒有摘掉那串珍珠項鍊。

外婆有一張在佛羅里達海灘穿比基尼拍的照片，那時她四十五歲左右，一看就是個富態的已婚婦女，胸部豐滿，乳溝深邃，胖得連膝蓋上都出現了肉窩。當時她已經接受了第一代激素替代療法（hrt），這種方法可以安撫她的情緒，也讓身體在激素的作用下變得肥胖臃腫sup/sup。外公獲釋的那天下午，外婆把他摟在懷中，她的肚子又圓又鼓，小腹上的妊娠紋宛如一道道清澈的水波，她的腰依然苗條，手腕和腳踝也很纖細。外公抬高外婆的雙腿，擱在自己身上，站在地板上進入了她，天光逐漸黯淡，珍珠項鍊給她的皮膚籠上一層銀白色的光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