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不知道天高地厚地以為，2003年是我青年時代最倒霉的一年。按照計劃，我本應順利度過大專最後一學期。但是四月非典疫情變得嚴峻，我就讀的野雞學校封校的同時，提前解散了應屆生。沒有對我造成具體影響，我當時已經在一所廣告公司實習了整整三年，這份工作是群青跟著彬彬去日本前留給我的，他走了，我多少有點頂替的意思。和群青相比，我缺乏野心，這個行業不適合我，而我也沒有其他想去的地方，於是老老實實地學習軟體。被學校解散以後，反而多出來很多時間可以每天都去辦公室學習。結果到了五月中旬，業務受到疫情影響嚴重，將上海分部遣散了。
我稀裡糊塗地接受了這個訊息，只想著接下來既不用去學校，也不用去上班，不知道該做什麼。為了迴避父母的擔憂和責難，我依舊像平常一樣每天按時出門，甚至更早。網咖裡空蕩蕩的，只有一些不怕死的衰人，我也不怕死，但受不了那種極度警惕和絕望的氣氛，不願待在那種地方，於是便沿著黃浦江畔，一片區域一片區域的尋找露天籃球場，那裡有大量和我一樣，不分晝夜閒逛的人，我們每日流動，與不同的陌生人打球。我還去了多年沒有去過的植物園和動物園，去了舊機場的停機坪，去了崇明島，看見不少平常想象不到的風景。搭最晚一班船渡過東海回家時，二樓甲板只坐著我一個人，外面的黑暗中也看不到別的船，我在春日溫暖的海風中玩手機上的俄羅斯方塊，幾乎忘記了被打斷的未來。
之後的就業市場極其不景氣，而我無心投放的簡歷竟然收到一份回覆，甚至不需要面試，於是酷暑來臨之前我成為一間畫廊的臨時工。去了才知道負責人口口聲聲所謂的布展全部都是工地上的體力活。我和幾位真正的工人一起搭腳手架、搬運、測量、砌牆和粉刷。幾年前在美校沒有學好的東西在這裡又跟著師傅從頭學了一遍。每天傍晚我爬下腳手架，心想目前的局面就是這樣了，我毫無未來可言，此刻卻在做著自己能夠勝任的事情。
九月開學以後，社會秩序已經慢慢恢復，我一再拖延，終於還是回到學校正式辦理畢業手續。學校竟然又縮小了一圈，不是心理錯覺，學校原本借用了鬧市區背面一棟機關建築，一再縮水，那年一樓和二樓被收回，成為知青聯誼會。我往上爬了兩層，在辦公室裡遇見兩位同樣來辦理手續的同學，但大家都埋頭核對材料，一心只想和這裡告別，誰都不願和誰打招呼，也不關心彼此的去向。辦完手續以後我與社會上的一切正式脫離了關係。本應該給家裡打個電話，卻第一時間打給了群青。他上個星期回國了。
「你在哪裡？我去找你。」群青接起電話說。
「你說個地方吧。」我回答。
「那去外灘看燈啊。」群青說。
我這才想起來，這原本是一年裡我最喜歡的日子，國慶假期前一天。夏季一事無成，然而空氣乾燥，氣溫適宜，高架一半在陰影裡，一半是金色的。真正的假期甚至連第一天都還沒有開始。
群青是我在美校關係班的同學，不是高中，是中專。這個班上的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學習不行，沒有特長，父母有一些人脈關係，但人脈關係不過硬，沒多大用處，只能把我們安排在這裡作為過渡，希望我們在流落社會之前能夠開竅，或者至少學會一些謀生的技能。學校在吳淞郊區，靠近海，與世隔絕，曾經是海軍訓練基地的營房，所以操場上仍然留有很多身體訓練裝置，我們在這裡像法外之徒一樣度過了成年前最自由的三年。群青是班裡唯一有美術基礎的，他能調配出差別細微的顏色，使用工具得心應手，瞭解各種材料的特徵和形態的變化。他的父母都是貴州一所工廠技術學校的美術老師，上海過去的知青。群青原本可以考上當地最好的重點高中，但他只想往外面跑，於是堅持獨自回到上海參加中考。回來以後才知道兩地使用的教材不同，這樣稀裡糊塗準備了一個多月，自然一所像樣的學校都沒有考上。群青這個人在學校裡沒什麼朋友，一來他專業成績太好，和我們班甚至整個學校的整體氛圍不符合，二來他性格內向，心事重重，不好接近。
開學第一個星期，我在宿舍打賭輸了以後連做五十個俯地挺身跳，還沒做到二十個，就暈頭轉向撞到床架，撞得滿口血。在醫務室裡面遇見群青，他因為擅自使用工作間的車床，削掉半個手指尖，血染半邊衣袖。我們兩個人哼哼著一同被校車送往市區的醫院，路上相互展示牙齒的缺口和指尖露出的骨頭。回來的時候，群青的手指包紮完畢，我則永遠失去了半顆門牙。我倆因此成為患難之交。
之後我和群青都選了標本處理課，因為無法滿足於課堂上只能擺弄死魚和飛蛾，便一起去學校後山碰運氣，希望能捉到鳥或者其他小動物。大部分時候一無所獲，但最終在冬天結束前撞了大運，我們撿到一隻剛剛死去的黃鼠狼，遵循物盡其用的自然法則，將腐爛的肉留給後山的昆蟲食用，取下頭部帶回學校，去腐清潔，再經過一個星期雙氧水的浸泡之後，獲得一枚潔白堅固的紀念物。群青去日本的前夜，我們買了兩支紅星小二，學習古惑仔那一套，以黃鼠狼的頭骨為證，一飲而盡，約定了永恆的友誼。
轉眼幾年沒見，我們約定在英雄紀念碑底下見面。橫穿過中山東路以後，我不由自主朝防波堤飛奔，直到一眼在人群中看見群青。他長得普普通通，但向來都極其好認，穿著一件迷彩衝鋒衣，走的時候是寸頭，現在留成了長髮。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他，他也大力朝我揮手。
「你的牙怎麼還沒修好？」群青見到我就大笑。
「不重要！」我也大笑，知道自己非凡的心情絕非幻覺。
我和群青上次來外灘還是五年前的國慶前夜，全市市民都湧向黃浦江看焰火，無論從哪個方向進入外灘都寸步難移。人群像層層巨浪一樣往防波堤傾軋，警察手挽手站成人牆，目不斜視，並且有卡車不斷運來一車又一車公安學校在校生。所幸我們逆著人流在開始焰火表演前爬上了福州大樓樓頂。很多居民帶著躺椅和板凳，旁邊鴿棚裡的鴿子在黑暗中休息，輕輕發出咕咕聲。天空中升起第一朵煙花時，美得好像夜空本身的產物，是和閃電或者雨水一樣的大自然。人們內心的讚歎也成為共振。但是那天沒有一絲風，江面上燃燒以後的硫磺煙霧無法消散，反而在空中凝聚，很快我們便什麼都看不見了。
焰火表演結束以後，人群漸漸鬆動，公安學校的學生先行撤離，接著是警察，到了後半夜，整片外灘只剩下巡邏隊和成群結隊不肯離去的中學生。每個人手裡都握著巨大的充氣塑膠玩具，從任意兩個方向迎面遇見的隊伍，瞬間匯攏開始戰鬥，又瞬間結束各自繼續向前，直到遇見下一群對手。我們買了大號充氣榔頭，但不屬於任何一支隊伍，我們跟著勝利的隊伍跑，也跟著失敗的隊伍跑。直到馬路徹底空了，公交車都已經停運，我和群青回到防波堤，和剩下的人一起，圍成一小堆一小堆坐著，在郊遊的氣氛中，等待清晨的到來。
那之後不久彬彬家裡突然出事，臨時決定舉家搬去日本投靠親戚，避避風頭。學校裡的人都以為群青和彬彬的戀愛就此到頭了，出人意料的是，群青花了大半年時間就考出了日語三級資格證書。第二年春天，他放棄了美術類大學的專業考試，通過留學中介找到一所位於橫濱的語言學校。當年出國留學在我們這樣的破學校裡並不常見，幾位老師雖想挽留，卻立場不定，於是不知怎麼的便木已成舟。高考前夕我到機場和群青告別，之後獨自坐大巴回到學校，跑去網咖打了一宿遊戲。
高考失利以後我不想出去混社會，鼓起勇氣回到補習學校復讀，第二年春季招生勉強考上一所大專。報到第一天我就後悔了，學校裡死氣沉沉，沒有住宿，我不得不搬回家裡，和父母住在一起，這讓我覺得自己是社會的蟑螂。但群青的情況比我糟一百倍。他剛到日本便發現學校的註冊地在橫濱，就讀的學區卻在偏遠鄉郊，不通新幹線，每天從火車站發兩班巴士，四周皆是荒野。而且按照規定，在校期間不允許打工，他相當於是被中介騙了。由於父母為他出國而背了債，他只能離開學校，回東京打黑工，到日本的第一個月就成為黑戶。然而群青在電話裡和我講得驚心動魄，一點沒有沮喪的意思。我問過好幾次彬彬家裡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我看新聞裡很多人去了日本以後打一輩子黑工，和家人十年沒有相見。我的意思是他別把自己整個搭進去。但群青保證說彬彬家裡只是被牽連，事情會過去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會重新獲得自由。在此之前，他有他的計劃。他要先還清父母的錢，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也想繼續在東京找個學校唸書，走一步看一步。
結果幾年裡平平靜靜的，群青打工的餐廳卻遭遇同行舉報，幾個黑戶都被遣返。他告知我的時候，已經坐上了虹橋機場的巴士。這對他來說是重創還是解脫，我也說不好。
我們逆著人流離開防波堤，提著一袋零食，回到樓頂的天台。鴿子已經回到棚裡，天台上沒有其他人，颳著秋季罕見的大風。晚上不會再有焰火表演，現在都改成燈光秀了，雷射在對面的樓群上打出虛擬的浪，還有海豚躍出浪尖。但我們在樓頂看不到，前面的樓群遮住了視線，爬到水塔上面，還是不行，只能聽見時斷時續的音樂里，低音的轟鳴。群青費很大勁才在大風裡點上一根菸。
「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他問我。我沒想過，我沒有什麼打算。
「喂，那我和你說件事情，你考慮考慮。」他語氣變得嚴肅。
「你說啊，我聽著。」我回過神來。
「我和你提過我有一個朋友吧，之前往來東京和上海做二手衣物和古董買賣的。他要移民去加拿大，所以在人民廣場的服裝檔口著急找人接盤。我昨天去見了他，也去檔口看過，和以前老謝那裡肯定不能比，但是氣氛不錯，都是同齡人。我在日本沒少幫他忙，他答應前兩個月不收我們租金，相當於送給我們練手。之後的合同我們直接跟臺主籤。我問了老謝的意見——」
「趕緊接下來啊，這麼好的條件，別拱手讓人了。」我有點著急。
「你聽我把話講完行不行。我現在的情況是，彬彬一時回不來，我五年之內簽證受限也別想再回日本，從前的計劃都泡湯了。但我得賺錢，遣返的罰款，外加父母那裡欠的錢也都還沒有還清。所以現在我沒有回頭路，也沒有自由。你也得先考慮考慮清楚，可能會很苦，也可能會失敗。過兩天再告訴我就行。」
「別過兩天了，過了這村沒這店。」我心裡泛起—些熱浪，是很久沒有過的感覺。
「有你這句話就行了。」群青也站了起來，把菸頭彈開很遠。我們靠在水塔的欄杆上，能看到對岸巨大的白色光柱打向天空。
服裝檔口的事情不是空穴來風。唸書時，我和群青在學校裡幾個青年老師的影響下迷上搖滾樂。傍晚他們在學校廣播室裡一邊喝啤酒一邊用高音喇叭放平克樂隊的歌，我們在操場上一邊跑圈一邊聽得熱淚盈眶。當時能夠找到的資訊極其稀少，書店裡的音像製品櫃檯翻來覆去只有兩排搖滾磁帶。還有一檔電臺節目，但每週只有一次，而且主持人瘋瘋癲癲的，有時候整整半個小時聽眾們都迷失在失真的噪音中，不知如何是好。我後來從這檔節目裡瞭解到一則歌友會的資訊，便叫上群青一起懷著朝聖的心情去參加過幾次活動。活動多半在五角場附近幾所大學的學生活動室裡，組織者放一晚上演唱會的錄影帶，介紹歐洲和美國的搖滾新浪潮。大家七倒八歪坐在地上看，可能因為心情過分鄭重，都看得疲憊萬分，結束以後全體像夢遊一樣湧到門口大口大口呼吸和抽菸。來的人大多是附近大學裡詩社和劇團的成員，都在練吉他，都在找排練場地，都說自己的樂隊在招募樂手，人也都挺好的，又憂鬱，又懂禮貌。
起初我以為老謝是歌友會的組織者。他年齡最大，體格如勞動者一樣強壯，因為極度熱情而顯得笨拙，說一口滔滔不絕的髒話，與知識分子大學生們內向拘謹的氣氛格格不入，卻幾乎每次活動都到場。我一開始以為老謝就是那位瘋狂的主持人，打聽下來才知道他是華亭路服裝市場的個體戶。他這個人誇誇其談，特別容易動情，有時候讓人受不了。有幾次他講述他親眼見證的偉大演出時幾乎要泛起淚花。但老謝因為搞服裝的關係，交際甚廣，常常能帶來稀缺珍貴的演出錄影帶，所以大部分人雖然看不上他，歌友會卻沒他不行。
不過老謝不知為何卻對我和群青刮目相看。他說群青是年輕版的竇唯，而我是年輕版的——他想了半天說出一個我從沒聽說過的外國人名字，他解釋說反正也是傳奇級別的朋克。他這個人誇起人來沒譜到了不真誠的地步，不太能信，但我心裡還是挺高興的。有一次活動上放的是平克樂隊的迷牆現場錄影帶，結束以後大家的情緒格外激動，遲遲不甘心散去，於是我和群青又跟著他們去了大學附近的一間酒吧。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沒有帶夠錢，就只要了一杯啤酒，從頭喝到尾。雖然我當時對柏林牆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其他人一路聊到布拉格之春，我昏頭昏腦地聽著，被感動得一塌糊塗，結果出來的時候回吳淞的末班車已經沒有了。我和群青也沒有太擔心，和其他人一起走在路上，陸續握手告別，最後只剩下我們和老謝，老謝的熱情沒有消散，還在說個沒完。鄭重其事的氣氛隨著夜晚的流逝而變得更為深邃，我感覺自己被當作真正的成年人一樣平等地對待著。我們又在路燈底下站了很久，最後老謝借給我們一百塊錢打車回宿舍，我們問他留了聯絡地址。過了一個星期再去歌友會的時候卻沒有遇見他，於是我和群青按照地址去還錢給他。
當時的華亭路服裝市場還在鼎盛時期，層層疊疊的露天檔口罩著鐵皮或者遮雨布。我和群青一頭鑽進迷宮般的通道，頓時懵了。原本只在音樂錄影帶裡見過的事物突然變得觸手可及。美軍風衣，利維斯牛仔褲，阿迪達斯復古運動衫可以隨意挑選。彷彿檔口的世界不遵循外面的物質流通法則，專將幻夢變為現實。
老謝的檔口是從自己家的天井延伸出來的違章搭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沒想到我和群青會去找他，很高興，提早收攤，領著我們去了他的倉庫。他的倉庫就是身後自己家的閣樓，也是違章搭建，樓梯又窄又陡，我的頭幾乎頂著前面群青的屁股。但是倉庫裡面整潔乾燥，一股迷人的牛仔布料味道。挪開貨物之後，是一塊兩米見方的狹窄空間，按照年代分類排列著各個國家的軍隊防寒大衣、戰地迷彩、工作服和海軍毛衣，牆上貼著海報和唱片封套。老謝說上面有的大明星都在他這裡買過牛仔褲。群青指著一張竇唯的海報問，「竇唯也在你這裡買過褲子？」
「魔巖三傑都來過。」老謝得意地回答。
「什麼時候的事情啊？」群青將信將疑。
「也就是香港紅硼之後那兩年吧，他們從南京一路演到上海。」老謝說。
「真的假的，都沒聽說過。」我說。
「你們知道什麼，那時候還在聽小虎隊呢。」老謝說。
「竇唯在現實中是什麼樣？」群青問。
「特別牛逼、特別時髦，穿美軍風衣和鬼冢虎球鞋。當時沒人那麼穿。」老謝說。
「那他在你這裡買了什麼？」群青問。
「你們等等。」老謝說著在身後的書架上翻找，抽出來一本雜誌來，指著裡面的一張照片說就是這條褲子。那是一本日本雜誌，通篇採訪也不知道講了什麼，但照片配的確實是極其年輕的竇唯，而且有好幾張，是他和朋友們在北京郊區的水庫玩耍。我和群青拿在手上看了半天，沒有任何一張照片裡能看清他到底穿的是什麼褲子。但是群青立刻對老謝說，他要買這條褲子，就要竇唯穿著的這條褲子。
群青當時是同學裡最有錢的，因為他自學網頁設計，輕鬆找到好幾份兼職，賺到的錢都花在老謝那裡。升旗儀式的時候，他穿著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緊身利維斯牛仔褲和牛仔襯衫，大搖大擺地橫穿操場，看得其他同學目瞪口呆。
漸漸的，學校裡那幾個青年老師都專門來向他打聽褲子是哪裡買的。於是群青找我商量，從老謝那裡進一些褲子到學校裡賣。起初我們小心謹慎，每週末只帶兩三條回學校。等現金流滾動起來以後，膽子也敞開了。直至生意被學校教導處出面取締之前，我們陸陸續續賣出四十多條褲子，都是緊身到繃著蛋的款式。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每週一全校升旗儀式的時候，操場上有四十多個人穿著我們賣出去的牛仔褲，不時扯著襠部調整蛋的位置一一我覺得這幾乎算是一場革命了。
群青要分給我賣褲子的錢，我沒要，他想盡辦法給我，我又想盡辦法還給他。最開始用來進貨的錢都是他做網頁賺來的，而且他在上海寄住親戚家裡，各方面都需要錢。但是過了一個星期，群青送給我一雙匡威球鞋，最正統的高幫繫帶，白底紅邊，整條華亭路都沒有賣。我吃驚地問他是從哪裡弄來的，他說他橫掃了整個上海，最後在第一百貨商店的運動專櫃找到，僅此一雙，英國製造，我至今都記得價格是375元，一筆鉅款。這是我得到過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和群青一起去籤檔口合同的那天，我穿著他送給我的匡威鞋，他穿著從老謝那裡買來的竇唯同款牛仔褲，這兩樣東西都不可避免地磨損和褪色，但在我們心中永遠代表著尊嚴和好運。路上我不時去摸左側肋下，那裡的衣服內兜裡插著一隻牛皮信封，裝著我全部存款。我們簽下的檔口在人民廣場迪美地下城，轉來的租約又續簽五年。我對五年沒有什麼概念，我生命中還不曾出現任何一件事情是以五年作為計數單位的。
我們入場的時候外貿市場已經發生過一次大震盪。華亭路市場2000年拆遷以後，有資本和人脈的老闆在淮海路區域開設獨立商鋪，剩下的匯入襄陽路。老謝的檔口和家裡的違章搭建在拆遷中被全部移除。他這個人善於一蹶不振，無法適應時代的震盪，於是沒有參與襄陽路市場搶佔地盤的腥風血雨，在家裡炒股票，荒度時日，一年之後才重出江湖，盤下兩個小倉庫，退居到七浦路市場，自此只做批發買賣。市場的大生意都在一樓二樓交易，三樓是廢物們的荒漠。老謝盤踞三樓一角，手機訊號若有若無，用電子裝置聯絡不上，要找到他就得轉兩趟公交車親自相見。整片批發市場以天橋為起點，烏煙瘴氣，小偷成群。全國各地貨源彙集，因為搶貨和幫派鬥爭，巷子裡的械鬥時有發生。老謝的境遇表面看起來一落千丈，實際卻因為陸續接了好幾筆貿易公司的大單而交了好運。但他無動於衷，大聲哀嘆，堅持認為自己被流放了，從上世紀的幻夢中被流放。所幸，我們的友誼從那個幻夢中被儲存下來。
當時的迪美地下城與其他地方壟斷貨源和勢力割據的狀況完全不同，進駐的多半是我和群青這樣剛剛入場的同齡人。地下城是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新型防空洞，面積等同於半個人民廣場，分割槽域招商，緩慢拓展。一半已成規模，另外一半還無人管理。我們的檔口位於邊界，編號a37。雖然與期待中的一切相距甚遠，但這裡的氣氛極其地下，男孩女孩都沒錢沒背景，美院和服裝學院的學生居多，也不著急賺錢，因此有一種不成氣候的學校社團感覺。大家每天交換來自批發市場和服裝廠各種無用的小道訊息，使盡渾身解數打扮，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同於外面的普通人。
我和群青雖然幹勁十足，卻毫無頭緒。頭一個月我們搭乘地鐵和輕軌，縱向和橫向掃蕩了上海市區和近郊的紡織批發市場，卻始終無法在貨源上達成一致，而且過多的垃圾貨源像汙染物一樣傷害我們的意志力。之後隨著氣溫斷崖下跌，我們漸漸亂了陣腳。到了十一月底，無論什麼樣的貨源訊息都會追蹤，孤注一擲的念頭變得非常強烈，有好幾次追進居民小區單元房裡傳銷組織的老窩。我心裡很清楚，再進不到合適的貨就等著完蛋吧。這是我記憶中最冷的冬天，日以繼夜颳著北風，我和群青沿著蘇州河，從一個倉庫摸到下一個倉庫，像冰天雪地裡遷徙的動物。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們得到訊息說虹口那邊鬼市有批冬天的貨天亮進倉，得趕早去搶。我和群青第二天凌晨三點按地址找到倉庫，空無一人。我們在避風處等待，太冷了，只能不停聊天分散注意力和保持清醒。熬到破曉時，薄霧裡出現一輛貨車，遠光燈照在我們身上。不等司機師傅卸貨我們就跑過去看，是從山東運來的一批貼標羽絨服，日單戶外功能性品牌。我和群青交換了一個眼神，就已經確定這批貨無論如何都要拿下。只是我們熱情過頭，失去講價的先機，全部的錢只夠支付訂金。死皮賴臉與司機師傅交涉下來的結果是，先交訂金，晚上九點取貨並交付全款，過時不候，訂金不退。
我和群青離開倉庫以後，雙手插兜往輕軌站的方向走，外面是一片拆遷中的棚戶區，氣溫甚至比夜晚更低。第一班輕軌還沒出站，我們站在露天站臺上，剛剛失去了全部的錢，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無所有。我問群青，「我們去哪裡？」
「去找老謝想想辦法。」
「不是說好不找老謝嗎？」
「我們說好了不從他那裡進貨，沒說不能借錢。」
「這有區別？」
「從他那裡進貨是不思進取，從他那裡借錢是走投無路。」群青的語氣不如平時確定，但我心裡清楚他說得沒錯，我們走投無路。到批發市場的時候，老謝剛剛發完一車皮的貨打算回家睡覺，見我和群青披著一身晨霧，幾句話就問清楚了我們的處境。他先領著我們去樓下計程車司機麵館裡吃了一大碗麵，然後叫我們等著，他自己去銀行跑了一趟，回來的時候手上多出一隻塑膠袋，大大咧咧從裡面掏出來幾疊現金遞給我們，數目遠遠超過我們實際需要的。我心裡狠狠一暖。
「你們搞到車了？」老謝問我們。
「什麼車？」我和群青都一頭霧水。
「你們拿什麼去運貨？」老謝說。
「助動車行嗎？」群青問。
「我爸有一輛。」我說。
「我操！你們鬧著玩吧。」老謝拍掌大笑。我和群青面面相覷，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幾百件羽絨服你們搞輛金盃車都得跑幾趟。」老謝說。
「你有金盃車嗎？」群青問。
「我不會開車，我騎三輪。」老謝說。
「三輪摩托？」群青問。
「三輪板車啊。」老謝回答。
「你騎板車送貨？」群青問。
「操！你不是百萬富翁嗎？」我問。
「你們這話說的，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板車比金盃車能裝啊，能和公交車搶道。」
「怎麼樣，你會騎三輪嗎？」我問群青。
「這有什麼難的。」群青說。
晚上我和群青在老謝的倉庫碰頭，騎著他的板車回到清晨的倉庫，擔心過的事情一件都沒有發生。貨已經全部清點好了，一捆捆碼得整整齊齊，司機師傅開著取暖器，一邊吃盒飯，一邊聽相聲。我被暖烘烘的空氣裡飄浮著的羽毛絨絨刺激得鼻涕眼淚橫流。
「你哭什麼？」群青問我。
「我沒哭，你他媽才哭。」我一說話卻呼呼流出更多眼淚。
這批貨我們分兩車拉完。第一車直接拉到地下城，但地下城那段時間消防檢查，晚上十點以後不允許進出，所以第二車只能拉到群青家裡。群青回到上海以後沒再寄人籬下，自己在浦東輪渡碼頭附近租了便宜的屋子居住，那屋子破得驚人，沒有空調，沒有熱水，不通煤氣，住在那裡像是每天都在軍訓。我倆輪流蹬車，輪流坐在車板上護貨，碰到上坡就一起下車推，連滾帶爬地趕上最後一班輪渡。那天的黃浦江上大風大浪，整艘船都往一邊傾斜，我和群青費了很大功夫才把板車固定好。然後我們拆開兩件羽絨服自己穿上，爬上甲板。沒有云，空氣冰冷乾淨，能看見明亮的冬季大三角。
「你聞聞，是不是有鴨子的味道？」群青突然把頭埋進衣服裡。
「廢話，說明這是貨真價實的鴨絨。」我說。
群青咔嗒咔嗒地點菸，我們被鴨子的味道圍繞，暖暖和和，自由自在。
春節裡我和群青高高興興地去給老謝拜年，正巧碰上老謝過生日，一定要留我們去乍浦路的大飯店吃飯。年初四的夜晚，整條乍浦路燈紅酒綠，空氣裡浸著白酒的芬芳，每間酒樓門口的大水缸裡都遊著紅彤彤圓鼓鼓的發財魚，齊齊朝著一個方向擠，撞到玻璃再折返。酒樓裡面金碧輝煌，桌面大小的枝形吊燈下面坐滿人，食物被放在乾冰裡冒著煙端上來。蟠桃大會也不過如此。
「沒想到你平時挺搖滾的一個人，這種做壽風格怎麼和我爺爺一樣。」我諷刺老謝。
「你們懂個屁。今晚迎財神，明年走大運。」老謝回答。
老謝大宴賓客，渠道上的合夥人、報紙和時尚雜誌的編輯、電視臺剛剛露面的年輕主持人……還不斷有新的朋友從其他地方轉場過來的，熱情洋溢，都已經喝多了。老謝挨個給大家互相介紹。說到我和群青的時候，他說我們是他來自上世紀的老朋友。我挺感動的，我不知道老謝原來有那麼多的朋友，而我們是裡面年紀最小的。大家互相握手，拍打彼此的肩膀，坐下來喝酒。他們聊娛樂圈訊息、股票、夜總會和世界局勢。大部分事情我都沒有經驗，卻聽得津津有味。我覺得老謝的朋友們普遍過著既浪漫又務實的生活，在金錢的熱浪裡翻滾，卻願意為一些特別抽象的事物一擲千金。有位戲劇學院的老師問群青是不是本校學生，還是哪個劇場的演員，看著臉熟，肯定在臺上見過。群青說他不是學生，沒有念過大學。那位老師一定要留下群青的電話，說等開春招生的時候再聯絡他。之後服務生端上來一隻裱花奶油蛋糕，於是那位老師帶頭唱起了生日快樂歌。我這才知道原來老謝三十五歲，而我一直以為他只有二十七八歲，他是那種和具體年齡數字沒有關係的人，似乎從未年輕，也不會衰老，但是再一想，自我們認識起，確實已經過去好多年。吹滅蠟燭之後，歌卻沒有停下來。我們一起唱了羅大佑，伍佰，《hey，jude》——「na，nana，nananana」一首接著一首，越唱越激動，酒越喝越多。唱到《明天會更好》的時候，已經有人開始哭泣，大家都站起來，嚎啕大哭的人站到椅子上，還要往桌子上爬，被拉住。酒樓裡其他桌上的人也加入進來，人群啊年齡啊身份啊，諸如此類的差異都短暫消失，但是在集體的合唱中，整體氣氛卻突然不可挽回地跌向傷感。
「哎！」坐在我旁邊的女孩冒出一句輕輕的嘆息，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坐下的。不是我吹牛逼，美校也好，地下城也好，我是在漂亮女孩扎堆的地方長大的。我剛剛進美校的時候，高年級的學姐們燙著頭，個個打扮得像香港大明星，傍晚在操場上練習邁克?傑克遜的舞步，我覺得自己暗戀過她們中間起碼一半的人。所以也不能怪我整晚都沒留意到她。她長手長腳，個子中等，自然捲發費了很大力氣用皮筋綁住，又隨時都要掙脫出來似的。穿著不協調的長褲和短風衣，有種亂七八糟的流浪兒氣質。我心裡琢磨著她的那句嘆息是不是有點譏諷的意思。
「你也是電臺的嗎？」女孩轉頭看著我，像是留意到我的內心活動。
「什麼電臺？」
「那是我搞錯了。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個體戶，和朋友一起賣衣服。」這是我第一次以這樣的身份介紹自己。
「挺有意思。但你看起來一點也不時髦啊。」
「我還行吧，我可能是那種在精神上比較時髦的人。」
「哈哈哈，你是有種自暴自棄的氣質。」
「那主要是因為我缺了半顆門牙。」
「你的牙怎麼了？」
「你看過《古惑仔》嗎？」
「哈哈哈，別鬧了。你們的店在哪裡？」她繼續問我。
「不能算是店，沒有名字，而且也沒決定好到底賣什麼。」
「那倒是挺酷的。」
「不是像你想的那樣，我不是那種酷酷的成天無所事事的人。我勤勞勇敢。」我幾乎每說一句話都在後悔，不知為什麼無法自控地想要表演拙劣的幽默。
「我問個正經問題行嗎？」女孩問我。
「你說。」
「我能採訪你嗎？你和你的朋友——」
「你是說正經的採訪嗎？我們有什麼可採訪的啊。你是記者嗎？」
「是啊。」接下來她說了一個報紙的名字，我沒有聽說過。
「我平時不看報紙。」我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還在創刊的籌備階段，而且我還是實習生，今年夏天才正式畢業。」
「為什麼要採訪我們，不會有人要看的吧。」
「我在做一個叫做二十一世紀新浪潮的專題。」
「什麼是新浪潮啊？」
「就是寫寫我們大家都是怎麼瞎胡鬧的。」
「哈哈哈哈。你叫什麼？」我問她。
「消失的象。」
「什麼，這是什麼破名字？」
「這是筆名，我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時候用這個名字。」
「用這樣的名字能寫出正經報道嗎？」
「不都說了是瞎胡鬧嗎。」
「這個名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啊？你喜歡動物還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特別的意思，就是一本書的名字。」
「是小說嗎？我書讀得少，但我會去找來看看的。」
「不必不必，我也就是隨便起的。」
「那我應該叫你什麼？」
「小象？別人叫我什麼的都有，我沒所謂。」
「那我就叫你小象好了，我覺得你比較像一頭小象。」畢竟我從未在真實的世界中見到一頭小象啊。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我在手機通訊錄裡儲存了「消失的象」。
接近零點的時候酒樓裡的人都開始往外湧，大家合力抬出整捆整捆的滿地紅，手臂粗細的高升和沖天炮，桌子大小的焰火盒子，壘成一座座碉堡，我看得目瞪口呆，直到第一支焰火呼嘯著竄上了夜晚的天空，震耳欲聾的，我縮起脖子感覺自己身處戰場。如果此刻財神正在巡遊，他一定也會駐足觀望。
「恭喜發財。」老謝拍拍我的肩膀。
「太厲害了，錢的味道應該就是硫磺味的吧。」我說。
「你還沒見過前幾年更厲害的時候，放焰火放到警察都要封路待命。」
「生日快樂啊。」我也拍拍老謝的肩膀。
「別提了。三十五歲，一事無成，在這裡空許願望。」
「一事無成挺好的，這不正是時代的潮流嘛。」
「後來你還去過歌友會嗎？」老謝突然問我。
「再也沒去過了，歌友會還沒解散？」
「早就解散了，我最後一次見到那群人還是千禧年的元旦，你能想象嗎，都過去那麼久了。我們去了好幾所學校做放映，其實就是玩命玩了三天三夜。後來大家都開始使用網際網路了，感覺是一夜之間，每個人都取了不同的網名，比自己的名字酷多了，從此再也不需要在現實中見面了。」老謝大聲嘆氣，又動情了。
「我覺得那樣挺好的，我其實沒有特別喜歡那些人。」
「我知道，那種臭傻逼知識分子味兒唄。但我有時候就是會被這種東西迷住。」
「我不懂知識分子什麼的，我只是不喜歡那裡的一種陰鬱氣氛。」
「做生意不能太執著於氣氛。」
「你是說我嗎？我一點都沒覺得自己在做生意，沒那種正兒八經的感覺。」
「那你境界挺高的。」
「別笑話我了，我是說真的。我不知道做生意的感覺，你是過來人，你教教我。」
「你見過那些在海里衝浪的人嗎，在明晃晃的水裡長時間地等待一個完美的浪，等浪來的時候，奮力跳上板子，在浪尖上劃出一道又長又美的白色弧線。」老謝這樣說，好像我們正置身於虛構的海，而他奮力向前伸出手去說，「你看。」人們踩著厚厚的紅色紙屑，引爆更多的引火線，站在硫磺的濃霧中許下新年願望。我看見群青被點燃的啞炮燒著了頭髮，卻沒再見到小象的蹤影。
「我們現在看到的也是浪的景觀。」老謝說。操，他這句話真的太煽情了。
那批貨一共三百七十五件羽絨服，開春前就幾乎賣完，提前還清了欠老謝的錢。功勞主要歸群青。他會說日語，模樣像日本青年，每天只要坐在檔口便是一種廣告宣傳，讓人不由自主也想穿上他的衣服，成為同樣的頹廢派。我們為了更進一步地渲染氛圍，從老謝那裡要來不少九十年代的日本雜誌海報貼在牆上。而且我們只賣一種衣服，特別硬核。不少人以為我們直接從日本進貨，有海外關係，對此我們從來也沒有否認，口碑很快便傳了出去。
賺到錢的虛榮心稍稍鼓舞了我和群青，之後只要那位司機師傅從山東拉貨到上海，我們便第一時間去候著。為此經常凌晨便各自出門，沿著蘇州河，摸黑騎車去倉庫，在冷霧中等待他的貨車入庫。大部分時候我們都空手而歸，但其實我從心底裡來說，也沒有對好運的再次眷顧抱有期望，倒是師傅被我們倔強的意志力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建議我們說，要想找到稱心貨源，還是得親自去北方沿海地帶跑跑，那裡遍地都是服裝廠。
於是我和群青去駕校報考了b型貨車駕照。自此以後每星期都有兩三天清晨，我們在人民廣場公交站見面，一起坐駕校班車去嘉定的練習場學車'第一次去廣場集合的時候天都沒亮，有霜凍，為了節省體力，我們坐上班車以後彼此都不講話，打著瞌睡。但車廂裡很冷，窗戶漏風，很難真的睡著。駛出市區以後兩側是寬闊的土路。天始終不亮，像在大片的陰影裡。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整個春天。
這期間老謝提議我和群青去一趟北京，說那裡搞服裝的氣氛很不一樣。這趟旅行我和群青都期待已久，想從野狗一樣的生活裡喘口氣。
到北京的第一晚我和群青在鼓樓的青年旅館睡大通鋪，都是背包客，晚上八點以後淋浴間就沒有熱水，拉屎得去外面的公共廁所。但附近的衚衕裡都是二手衣服店、樂器行和酒吧，賣各種意想不到的破爛；去小飯館裡吃刀削麵，旁邊坐著一群穿匡威球鞋的朋克。特別野，特別貧窮，特別囂張，讓人不由自主想要成為這個公社的一員。
接下來的四天裡，我和群青每天都去世紀天樂和動物園批發市場報到，大鐵皮棚底下都是滿口京腔的男孩女孩，又瘋狂又頹廢，個個都像在演王朔的電影。我們在世紀天樂的一個檔口狠狠心，拿下幾件美國的二手皮夾克，價格高得離譜，但老闆特別能聊，最後還給我們留了一個地址，叫我們離開之前一定要去那裡看他們樂隊的演出，他請我們喝啤酒。回去一查才知道他是那種教父級別的鼓手。
最後一天傍晚我們真的按照地址找了過去，卻在什剎海背後的衚衕裡迷了路，天黑以後整片衚衕都沒有路燈，我們飢腸轆轆摸進一間酒館，意外發現二樓的露臺在辦派對，碳盆裡燒著火，很多吃的，很多酒，有個流浪漢在拉手風琴，跺著腳唱悲愴的俄羅斯歌曲。那裡賣十塊錢一杯的雞尾酒，一股酒精和香料味，但我和群青喝了一杯又一杯，全部都喝多了。走出來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地突然置身什剎海邊，那裡的冰還沒有完全化開，湖面上停著白色的鴨子船。而我們什麼都顧不上，蹲在樹下，哇哇亂吐。後來我們運回來的那幾件皮夾克，還沒有來得及上架就被隔壁幾個攤主一搶而空，早知道豁出去把那批貨全包下來了，這件事情我至今想來都有些遺憾。
第二天我和群青宿醉著坐夜班快車回上海，駛出北京沒有多久，我便接到小象的電話，黯淡的電子屏上閃動著「消失的象」這幾個字時，火車正開進山裡的隧道，周圍一片黑暗，這個電話像是來自於另一個地方，其他的世界，以至於我接起電話傻乎乎地問：「你在哪裡？」
「我在學校宿舍，站在陽臺上。你呢？」小象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又清晰又確鑿。
「我在從北京回來的火車上。也不知道開到哪
裡，剛剛穿過了好幾座山，現在外面是平原。」
「真好啊，你去了北京。」
「我猜你肯定忘記了我們的約定。」
「我沒忘記。」
「那就是反悔了，發現我們的採訪不值一做。」
「我一直在寫畢業論文，廢寢忘食的，剛剛寫完就給你打電話了。真的很抱歉。」
「抱歉什麼，我很高興你沒有消失。你的論文是關於什麼的？」
「我不會告訴你的，你肯定會覺得特別枯燥。」
「你不說說怎麼知道，沒什麼能讓我感到枯燥。」
於是小象認認真真從頭說起。起初我們都還有點緊張，她只想儘快說完，漸漸的卻越說越遠了。中間她偶爾會停下來，等等我，於是我發出一點聲音，讓她知道我始終在，無需擔心。我握著手機躡手躡腳地從上鋪爬下來，在過道找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我一點都不覺枯燥，反而入了神。中間我打斷了她一次，是因為手機提示沒電了，於是我拿著充電器來到車廂交接處的插座旁邊，坐在地上，接縫處不斷湧進來潮溼柔和的季風，我想火車已經離開了華北平原。她問我還在聽嗎，我說是的，我可以一直聽下去。所以一直等到她講完以後，我才告訴她，「火車已經離開華北平原了。」
「那明天我們約個時間見面好嗎？我們可以開始採訪。」她問我。
「明天是指醒來以後的明天嗎？」我問她。
「是啊，醒來以後的明天。等你回到上海以後。」她確定地回答。
於是我們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地點，照理應該道別，但我們都沉默著不想說再見。這樣的時刻我應該說些什麼呢，我心中有著千言萬語，我可以說說美校後山的四季，吳淞碼頭靠岸的遠洋船，還有黃鼠狼的頭骨。我還可以問她，你知道嗎，北京的公共廁所沒有隔斷，拉屎的時候正對著對面人的臉。我不記得前後的順序，但是這些話我全部都說了，直到車廂裡的人陸續從無邊的夢中醒來。我站起身，窗外已經是黎明的農田和天際線的霞光。
「哎呀！」我驚呼。
「怎麼了？」
「我本來想好要在火車過長江的時候告訴你的，現在已經過了。」我告訴小象。
火車到站以後我和群青告別，沒有回家，卻直接坐上了通往五角場方向的公交車。歌友會時代我曾去遍了那裡所有的大學，沒有想過幾年後重返是要去見女孩。我在校門口給小象發了一條訊息，然後憑記憶穿過操場，往學生活動中心的方向走。我猜想小象還在睡覺，但是她立刻回覆了我。她也醒著，而且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似的，好像我們本來就說好要在學校見面一樣。我卻緊張起來，走進旁邊的小賣部裡想買些什麼，口香糖或是可樂，結果只買了一小盒避孕套揣在口袋裡。這不在我的計劃之中，我和小象沒有任何計劃。
我原本還在擔心是否記得小象的長相，但其實她剛剛進入我的視野範圍，還只是一小片模糊晃動的光暈，我便認出她來。她的模樣和冬天見面時不太一樣，穿著不長不短的裙子，頭髮沒有綁著，迎面走來像一把烏黑的小小火焰。步伐飛快，手指上掛著的一串鑰匙響個不停，轉瞬便來到我跟前。
我們逆流穿過去教學大樓上課的學生，來到學校後門，各自吃了一碗麵條。一夜沒睡，卻都感覺不到疲憊。小象問我想去哪裡，我沒有什麼想法。於是我們坐在排球場邊看了好久排球隊的訓練，然後才穿過草地回到她的宿舍。又是一個晴朗的白天，乾燥的青草輕輕擦過我的褲腳。
「當心腳下。」小象在草地上靈巧地跳躍。
「當心什麼？」我跟上她的步伐。
「天熱起來以後，草坪上就會有前一天晚上留下的避孕套。」小象回答。
天黑之前我和小象在她的宿舍裡用完最後一枚避孕套才抱在一起沉沉睡去，再次醒來已經斗轉星移。我們在一起待了兩天，離開小象的時候，外面溫度驟降，我再次穿過草坪，凌晨的露水降落在我的身上，我的心裡懷著無限溫柔和無限混亂。
三個月以後，我和群青考出了駕照。從老謝朋友那裡買下一臺幾近報廢期限的桑塔納。車是從希爾頓酒店淘汰下來的，之前跑了八年的酒店出租，雖然和夢想擁有的吉普越野相去甚遠，但開價只要一萬塊錢，是我們所能負擔的上限。而且車被維護得很好，裡外看起來都乾淨體面，後窗遮著乾淨的白色紗簾。引擎自然是老化了，動不動就溫度過高，車裡必須常備一箱水給水箱補給降溫，但老謝允諾說開上兩年沒有問題。我們也覺得跑短途拉貨足夠用了，於是驗車之後當即付了款。擁有車以後的第二天，我和群青便打算開車去杭州近郊的服裝工廠碰碰運氣，順便在高速公路上拉拉車速，清理引擎積碳，算是為之後去北方跑長途練練手。
我們清晨出門去接小象。她早早等在路口，揹著旅行袋和水壺。這將是採訪的最後一站。我原本以為所謂採訪不過是聊一下午的天，結果卻從春天一直持續到夏天，小象跟隨我和群青跑遍了上海的批發市場。她有種熱忱到奮不顧身的勁頭，甚至比我們更忘情地投入我們的生活中，以至於所有讓我和群青感到疲憊和重複的事情，以她的視角被重新看待之後，又再次具有了意義。
群青向來對我找女孩的審美嗤之以鼻，卻意外地和小象非常合得來，毫無防備地接納了她。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因為小象有種能令人敞開心扉的天賦，而且完全沒把群青心事重重的性格當回事。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我和小象並沒有能夠發展成真正的戀愛關係。我對小象的感情強烈且真實，但在我想要付諸真正的行動之前，她告訴我，她的男友在法國念政治學。他們相處多年，感情堅固，互相支援，約定兩年後在巴黎重聚。所以她每週末都去法語培訓中心上課，打算去法國唸書。我想象過和她戀愛，無數次的，但能想到的場景和事情卻都非常有限。我沒有受到過良好的情感教育，缺乏勇氣，而且目光短淺。但不管怎麼說，我和小象成為了朋友，是值得信賴的朋友，也是傷心萬分的朋友。
我和群青第一次真正開車上路都爭先恐後要握方向盤，又都很緊張，兩個人不斷熄火和踩急剎車，在市區磨磨蹭蹭，等開上高速公路已經烈日當頭。車裡的冷氣修不好了，不得不開著車窗，一旦提起速來，猛烈的風灌進來把群青的菸灰吹得到處都是，而且發動機的聲音與公路的噪音震耳欲聾，只有把音樂的聲音也開到最大與之抗衡。而小象興致高昂，她大聲跟著唱歌，朗讀高速路牌上面奇怪的美麗的地名。
到了杭州以後，我們沿著錢塘江進了山，山裡大片大片的茶樹令人流連忘返，我們把車停在山腰處，順著溪流的方向走，在茶林深處遇見一間小廟。廟裡的氣氛平靜溫和，有兩棵挺拔的銀杏，有香火，但沒有人的蹤跡。我們被一種少見的心情驅使，紛紛抽了籤。小象抽的是大吉，我抽的是小吉，群青抽到兇。我想看群青的簽上寫的是什麼，但他已經把那張紙扔進香爐裡燒了，說這樣菩薩才會幫他解決問題。小象的簽上說的是寶塔和星辰，我的簽上說的是遷徙的鳥。我們也沒有看懂，模稜兩可，但都把籤留了下來。
我和群青第一晚便已經在網咖搜尋了杭州所有制衣廠的地址，在地圖上做好標記，規劃了路線。第二天出發前群青叫我把現金都拿出來，不要全部放在包裡。
「那放在哪裡？」我問。
「都分散開來，襪子裡、褲腰裡都塞一點。」群青回答。
「有這個必要嗎，又不是在窮鄉惡土。」我雖然不服氣，也還是照做了，兩隻襪筒各塞了一卷錢，其餘的錢卷在信封裡塞進褲腰，有種鄭重闖天下的荒唐感。
接下來的兩天，我們循著地圖分片掃蕩，去了十間工廠，卻一無所獲。於是第四天，我們拋棄了地圖，過復興大橋以後，沿著錢塘江一路往北，落日前在臨海工業區裡找到一間工廠，打聽下來有一批日本訂單的惠比壽牛仔褲正在加工五金配件。我和群青吸取了之前的教訓，裝模作樣，冷靜講價。這批貨的量很小，廠裡的人顯然沒當回事，只想隨意將我們打發，給出的要價卻低得驚人。我們找機會掏出藏在襪筒和褲腰裡的錢，趕在對方反悔之前把貨拿下。
然而剛剛返回停車場，便有三四個人大聲吆喝著從兩個方向走對角線朝我們靠攏。我大腦空白一片，用眼角餘光看到群青和小象都朝著車的方向衝刺，於是我也拔腿要跑，卻被人從側面猛踢膝蓋和肋骨，滾到地上，下意識地緊緊蜷住身體，以緩衝肩膀和後背受到的重擊。好不容易掙脫起身，看見一個人仰在地上，鼻樑歪了，他正茫然地伸手去扶。而群青掄著從後備箱裡取出的千斤頂，彷彿青年哪吒。其餘幾個人見這陣勢也頹了下來，垂著手，不再逼近。於是群青舉著千斤頂和我一起緩緩後撤，掩護我拾起地上的貨，躍進車裡。接著群青放開手剎，踩下油門，從未有過地一氣呵成，車子劇烈抖動著衝出廠區。
外面暮色降臨，空氣溼熱，群青穩穩地握著方向盤，肩膀筆直，令人平靜。小象靠在我身邊，手指蜷在我的手心裡，像一隻休息的鴿子。我們的貨都在，一件沒少，我們的桑塔納在關鍵時刻經受住了考驗，自此以後也成為忠誠可靠的老友。我捏了捏小象的手指，想說一句話，但稍稍吸一口氣，胸口痛到眼前發黑。
「停車。」我突然劇烈反胃到背脊都汗溼了。
「你別瞎動，要是肋骨斷了扎進肺裡就完了。」群青說著靠邊停車。我原想反駁兩句，但開啟車門便立刻吐了，吐的時候太痛，只能吐一會兒，休息一會兒，靠在座位上小心翼翼地喘氣，再繼續吐。群青下車抽菸，見我吐得差不多了，便點了根菸，猛抽兩口以後遞給我說，「抽幾口，會好受點，能鎮痛。」我淺淺抽了一口，適應以後又抽了好幾口，煙霧進入身體以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痛感真的退去一點，至少又能開口說話了。
「剛剛那幾個人是怎麼回事？」我問。
「不像是廠裡的，沒準是當地黑社會。」群青說。
「黑社會來弄我們幹嘛，我們就拿了這麼點貨。黑社會那麼小氣啊。」我說。
「我覺得那幾個人多半是搞錯物件了。」小象說。
「那你說我們都心虛跑什麼呢？」群青說。
「任何人碰到這種情況都會想要跑吧！」小象說。
「你在日本沒少打架吧？看你剛剛那架勢，不是我們美校的做派。」我問群青。
「裝裝樣子，現在虎口還是麻的。」群青說。
「我至少為採訪貢獻了精彩的結尾。」我說。
「我覺得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結尾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小象回答。
「要是按照電影情節的發展，剛剛那個人被群青打死了，我們在這裡拋下車告別，各自消失在荒野，永遠不會再相見。」我說。
「你別胡扯，那個人不會死的。而且這裡是杭州，也不是荒野。」群青說。
「別那麼嚴肅，哪裡都可以是荒野。」我說。
「那天你抽到的簽到底說了什麼？」小象問群青。
「你真的相信這種東西？」群青問。
「就是因為不相信所以才問你啊。」小象說。
「但我也沒太看懂，就說了螳螂啊黃雀啊之類的。」群青說。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嗎？」小象問。
「原話不是這樣，但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群青說。
「真夠無聊的。」我說。
「是啊，真夠無聊的。」小象說。
「你花了那麼多時間在這個採訪上到底值得嗎？」群青問小象。
「當然值得，你們等著瞧。」小象說。
「這種虛無的事情，你怎麼能那麼確定，可真羨慕你。」群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