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瓊

2012年

1.女工記及其他

八年前。我寫下一首叫田建英的女工的詩歌，她是以拾破爛為生的四川達州人，1991年來廣東，1997年到一個叫黃麻嶺的地方撿破爛。我認識她是2003年，她來廣東十二年，四十六歲。我有很多舊報紙與書籍，差不多全給她了。她給我說她和她家人的故事，我寫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故事。那時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寫《女工記》，只是覺得她和她家人的命運很悲慘，我當時是流水線工人，一天十一個小時班，上半月是夜班，下半月白班，我的工號是245，裝邊制開關，拉線（line，生產線）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女工，手工裝配螺絲、彈弓……

2004年，我在樟木頭打工十多年的親戚因家裡有事辭職出廠，回四川老家。半年後再來這邊打工，她已三十七歲，在工業區轉了一個月，都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因為年齡偏大，所有工廠都拒絕招一箇中年女工，她在這邊有十三年的打工經歷，做的都是流水線工種，沒有技術含量。像那樣的年紀，當時的工廠招普工幾乎不考慮，工廠只招十八歲到三十五歲的女工，大部分只招十八歲到二十八歲的女工，她只好選擇回家。我送她上車時，看著她過早爬到臉上的皺紋和頭上的白髮，看著她走進火車站的背影，我一陣心酸。在她轉身的那一刻，我從她身上看到我未來的影子，我強忍著不讓自己流淚。她上車後把臉貼在視窗時落寞而無奈的眼神時時折磨著我，我寫下兩首詩，一首便是《三十七歲的女工》，在另外一首《黃麻嶺》中我寫道「風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蒼老，回家」。是的，我註定跟她一樣，最後只能帶著蒼老回家。城市終究屬於別人，我只是過客，只是南飛的候鳥，註定漂泊不定，沒有落腳的地方。我像無腳鳥一樣飛著，沒有停下的地方。這種過客心理讓我對生活充滿悲觀情緒。我不知道該走向哪裡，未來在哪裡。走在工業區大道，看到一群群年輕女工，她們穿著工衣。我看見她們疲倦的面孔，想到她們漸漸老去後，回到北方的情形。我想起我自己，還有拉線上的工友，覺得想寫一些故事，開始注意收集這方面的資料。

2006年，由於請假太多，我被工作了四年的工廠辭退。走出工廠的瞬間，心裡空蕩蕩的，拎著行李走在黃麻嶺的鳳凰大道上，面對三大箱書和日常行李，我不知道自己該走向哪裡，在生活了五年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塊可以安放我行李的地方。天下著雨，我把行李寄放在工廠附近計程車多店裡，給了十塊錢寄存費，一個要好的姐妹陪我去城中村租房子，雨水打溼了身體，我惶惶如喪家之犬，不知所措。儘管這個地方不屬於我，但我仍然不想回南充，我知道回南充以後，待上一個月或半個月，我還得出來，還得來廣東，畢竟這裡經濟發達些，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在工廠待了五年多，五年來的生活，基本是一個月上二十九天班，一天十多個小時，覺得很累，也想休息一下，這種想法也許出於無奈。日子有些灰暗，還不至於絕望。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詩刊的「青春詩會」，東莞何超群老師與方舟大哥為我爭取到東莞文化局一個出書扶助專案，能補上一萬多塊錢，這筆錢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資。

2006年，東莞文學院首次對外公開招聘簽約專案作家，一個月能補貼三千塊錢，簽約一到兩年，當時東莞不少人都暗示我能簽上，我對此抱有希望。也想安心寫東西，我沒有急於找工作，選擇在城中村待下來，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寫作詩集《黃麻嶺》，還有一些散文。出工廠一個月，我遇到兩件事，我一位多年的工友離婚了，她跟我在五金廠一起工作了幾年，我們關係相當好，她老公是四川人，她是湖北人。她是工廠品檢員，她老公在另一個工廠做技術員，在我看來，他們是很穩定的家庭，他們的婚姻解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另外一件事，因為感冒，我去東坑醫院，在醫院遇到以前工廠的一位工友，她去做人流手術，我們聊到一些女工懷孕後，在小診所做人流手術的事情。說到有一個工友在小診所做的人流手術，清了三次宮，才清除乾淨，估計以後不能生育了。談到以前有一個工友把小孩生到工廠廁所。這兩件事讓我想做一個女工們的婚姻與生育方面的小調查。我通過老鄉、工友的介紹，認識許多婚姻解體的女工，也瞭解到一些女工懷孕後人流的故事，這些人流女工都很年輕，十八九歲，很多是初次出門打工，在工廠認識了一個異地男孩，同居，懷孕，有的怕家裡知道或者反對，有的因男孩或者女孩離廠，永遠地分開，她們只能選擇去做人流手術。在我的調查中，這些在流水線的女工普遍文化程度較低，對生育知識知道得太少，來自農村的她們比較保守，對性的防護措施也相當少，往往很容易懷孕。調查一個月後，我便想寫些女工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關注這些女工，我開始有意識選擇跟蹤一些女工。有意識去跟老鄉、老鄉的朋友、租房旁邊的鄰居交流，通過她們的介紹，我認識了很多女工。我跟以前的工友聯絡，她們也幫我介紹一些女工。我當時計劃花兩年時間做這件事，如果能簽上東莞文學院的創作專案，每個月有三千塊的補貼，至少我不至於擔心我的生活了，這樣我有更多精力做女工調查，完成一部女工的作品。2007年，我申報東莞文學院的專案落選了。從3月份出廠，到7月底知道沒有簽上，我已經四個月沒有上班，而東莞文化局補貼的一萬多塊錢也差不多用完了，我必須得找工作。於是，我去了樟木頭，在那裡的一個塑膠廠打工。有關寫作女工們的念頭就擱起來了，我知道我要寫，如果東莞文學院的創作專案沒有簽上，因為生活，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調查女工，我就不急於寫這些女工的故事。我當時想寫成散文或者故事之類，後來才想到要寫成詩歌。

半年後，我從樟木頭辭職，來到常平鎮，在一家五金公司做推銷員。在我印象中，推銷員有大量時間可以自由支配，這樣，我有更多時間去完成女工的調查，還有一些其他計劃中的寫作。

我有意識租住在混亂的城中村，每天都會碰到搶劫的、賣淫的、嫖娼的、做小販的、補鞋的、收購廢品的、做建築工的、失業的、偷盜的、販毒的……各種各樣的人出沒在我的周圍，我也出沒於他們其中。2007年5月，因為一次偶然，我獲了一個獎，然後引起媒體的關注，很多媒體去採訪我，我怕我的鄰居們知道我的真實情況，我不敢帶他們去我租住的地方，如果讓鄰居們知道，我與她們之間會有隔膜，她們不會告訴我有關她們生存的真實境況。跟南都記者見面，我約他們在橋瀝的公園裡。南周的人採訪，成希陪我去長安，去見我的客戶與朋友。後來三聯週刊的朋友們過來，也是去的長安。我覺得我寄住的城中村才是我的生活全部，我覺得自己要慢下來，寫作要慢下來，我放慢了寫作長詩《七國記》。正是跟這些媒體與外界的交流，我知道自己要寫一部怎麼樣的女工作品了。當聚焦的光線對準我的時候，如果不是我偶然獲獎，也許沒有人關注我，我會如同我的鄰居們一樣，默默地生存著，艱難地生存著。她們或上進，或墮落，或成功，或失敗……我目睹被拐騙的女工如何變成娼妓，目睹一些男工變為吸毒者，淪落為搶劫犯。在租住的橋瀝城中村，我經常見到的一名女工被一個吸毒者謀殺了，我只有默默在紙上記下這一切。

我盡力地逃避著媒體的關注，我怕我的同事知道，怕我的老闆知道，怕我的鄰居知道，我拒絕很多媒體的採訪，她們想採訪我居住的現場，我都拒絕了，我知道自己將要寫什麼樣的東西，我必須深入鄰居的生活中，成為她們一樣的人，只有這樣她們才會告訴我她們真實的生存狀態。我有一位鄰居是賣淫女，我說我是業務員，我們經常碰面，她經常帶不同的男人回來，我會跟她點頭，也僅僅只是點頭，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防備著別人，都不想把自己的真實狀態告訴別人。我這位鄰居也一樣，她心裡充滿了自卑，雖然她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裝著清高不理我的樣子，但是我從她的眼神里看到她的自卑。大約一個月後，我知道她是四川的，我們以老鄉相稱，她有時會到我房間借一些打工類雜誌，比如《佛山文藝》《打工族》等，我們之間的交流慢慢多起來，她會講一些她們的故事，2007年過年，她回四川了，然後過來，她告訴我回去相親了。我指著樓下那個與她同居的男人問：「那個不是你的男朋友嗎？」她苦笑著說：「是的，但我們不會結婚。」後來，我才知道，這些賣淫者天天跟著的所謂男朋友並不是她們想結婚的物件。只是因為她們賣淫，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有時面對無賴的嫖客，有時遇到搶劫的，有時會遇到敲詐……做她們這行，碰到這些事情，不好報警，所以只好選擇跟一個男人，所謂能夠保護她們的男人，這些男人就是外界以為的男朋友們。她介紹我認識了幾個她們店裡的姐妹，有的是被拐賣的，有的原來在工廠，碰上了一些專門進工廠勾搭年輕女工，以談戀愛為陷阱，逼這些年輕女工出來出賣肉體的男人，有的是主動而自願，有的被老鄉從老家帶出來專門從事這個行業，有的因為談戀愛失敗，破罐子破摔從事這個行業。她們完全把我當作朋友，有幾次，我去她們的店裡，那些嫖娼者把我也當作她們中的一員，我嚇得跑了，她們在後面笑。從這個年輕的賣淫者口中，我知道了她們這個行業的很多秘密。比如有一對河南夫妻一起出來，妻子賣淫，丈夫跟在妻子後面，妻子一直想通過出賣肉體賺點錢開個小士多店，讓自己的生活走上正常軌道，但丈夫卻喜歡打牌、吸菸，不存錢，他們兩夫妻經常吵架，大約半年後，妻子瞞著丈夫存了兩萬來塊錢，再找她的姐妹借了一點錢，他們盤下一個小士多店，讓丈夫看管。妻子繼續做一段時間，還上姐妹的債務然後轉正行，跟丈夫一起開士多店。但沒有一個月，丈夫天天打牌，不會經營，還跟一些人染上毒癮，結果士多店只能關門，妻子生氣跑了，沒有經濟來源的丈夫也離開了。後來我聽說丈夫去了湛江販毒，妻子去了另外的城市繼續出賣肉體，有一個小孩在河南鄉下。還有一個廣西女孩，她是一個孤兒，從小父母雙亡，是姐姐帶大的。她一直想努力賺一筆錢，幫窮困的姐姐修房子，於是選擇了走這條路，她沒有讀過書，什麼都不懂，因為年輕，光顧的嫖客多。有些女孩愛惜自己的身體，一般會選擇客人，或者控制每天做幾樁生意，但這個廣西女孩想努力賺錢，不挑選客人，有客人光顧她就接。她沒有像別的女孩，用出賣肉體的錢養一個男朋友。鄰居告訴我，因為那個女孩不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夏天出汗太多，皮膚潰爛了，私處爛了，也捨不得去醫院，兩三個月後，附近的小流氓知道她存了一筆錢，便敲詐她，結果被人敲了一筆錢。鄰居說起廣西女孩的故事，說：「就是不養男朋友，賺的錢還不是給別人用了？自己不要命地做，還不是幫別人做？」她說這些時，露出一副看不起廣西女孩的神色，她們在一個店裡出賣肉體，平時關係很好，我在旁邊聽著，什麼話都沒有說，我本身也無話可說。我只是默默記下這些。

當我與她們接觸時，我知道我需要寫下這些女工的故事，那一年，我接觸了很多媒體，也知道了媒體如何做這方面的新聞，比如媒體做一個選題，做工傷方面的選題，他們就會選擇一個或者兩個有關於工傷方面的個體，用個體呈現農民工在工傷方面的境況，他們選擇他們需要的物件，以及適合他們需要的部分，而這個女工其他方面被省略掉了。更多的時候，她們被媒體、報告、新聞等用一個集體的名字代替，用的是「們」字。我是這個「們」中的一員，對此我深有感觸。當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我的時候，我有一種惶恐，我知道媒體在選擇報道我時，它們會把我當作一個選題，一個所需要的選題去報道，或者我成為一個臉譜化的代表，比如女工成才的勵志物件，我一直拒絕做一個臉譜化的典型，這種臉譜化的生活讓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憎惡，很不幸，我依然成了這一張臉譜。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女工中，把這個「們」換作她，一個有姓名的個體，只有深入她們之中，才會感受到在「們」背後的個體命運和她們的個人經歷。2007年，也正是與她們接觸，我對世界充滿尖銳的敏感。我尖銳的敏感，過多的憤怒讓我無法在最為世俗的業務員生活中如魚得水。但這些女工與她們的生活帶給我很多感動，我努力想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

2006年冬天，從樟木頭的工廠辭工後，我去了湖南、湖北。跟以前的同事一起回她們的老家，一路上我聽到很多有關女性民工的故事，平時同事會跟我講她們的朋友、同學的經歷，比如周紅與楊紅的故事、美麗與衛紅的故事。在洞庭湖平原，從益陽到安鄉，沿著湖區行走，見到了大片的蘆葦林，開闊的平原。我在網上找到一些有關那裡的歷史與風景的資料與照片，同事陪我去看那裡的防洪堤，談論起被改變的樹種，被改變的村莊。同事跟我談起，以前他們村莊有很多種類的樹木，比如榆樹、槐樹、楊樹、柳樹、椿樹、喜樹、杉樹、苦楝樹……同事和她的父親說了一大堆在他們屋前和河道邊種植過的樹木品種，她父親說：「現在這些樹種都很難見到了，河道與屋前屋後只剩下速生楊與杉樹，杉樹是用來造棺木，如果不是要造棺木的，估計只會剩下速生楊。」何嘗只是洞庭湖平原，我的故鄉，嘉陵江邊的村莊，以前河邊的桑樹、梓樹都被砍伐盡了，我們南充是綢都，嘉陵江邊，屋前屋後，有過大片的桑樹，如今都被砍伐完了，也只剩下速生楊。同事的父親嘆息村莊樹種的變化，同事跟我聊起村莊人心的改變。她說她很多同學到南京、廣東等地方從事色情行業。十年前，在她們村莊，很多女人出去，從事這個行當，有姑嫂、姐妹搭伴而行，有同學、表姐妹一起南下闖廣東。在她們村莊，最先外出的就是村莊裡年輕的女性，她向我描述她們村莊裡的一切，那個平原的村莊讓我想起《南方週末》曾報道的被雞頭們改變的村莊。在湖北，我陪一個女同事回湖北老家相親。「十一」國慶相親，農曆正月結婚，一年後，小孩出生，小孩半歲後，同事離婚了。從相親到結婚到離婚，同事一直跟我有聯絡，離婚後，她去了長三角，徹底在我的視野中消逝了。這些年，我目睹無數我曾經跟蹤的女工從老家過來，然後與我相識，又離開了，最後消逝於茫茫人海中。有時候，站在擁擠的人群中，特別是節假日的公共場所，看見來來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感，這種在人群中的孤獨讓我變得敏感起來。在人群中，我感覺我正在消失，我變成一群人，在擁擠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壓碎，變成一張面孔，一個影子，一個數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擁擠的人群擠成了一個失蹤者，在人群中喪失了自己，隱匿了自己。生活何嘗不是？我們被數字統計，被公共語言簡化，被歸類、整理、淘汰、統計、省略、忽視……我覺得自己要從人群中把這些女工掏出來，把她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人，她們是一個女兒、母親、妻子……她們的柴米油鹽、喜樂哀傷、悲歡離合……她們是獨立的個體，有著一個個具體的名字，來自哪裡，做過些什麼，從人群中找出她們或者自己，讓她們返回個體獨立的世界中。

2008年，因為經濟危機，我徹底失業了，6月份，我去了江西、河南、重慶等地，通過朋友介紹，我去了很多村莊，見到很多女工，聽她們講自己的經歷、人生、她們工作的城市、她們未來的打算。她們中有曾經打工然後回家不再出來的，有成功在這邊開工廠做老闆的，有一個在外打工瘋了，她瘋的原因至今我不知，她老實巴交的父親也不知。聽到一些客死異鄉的女工的故事，被拐賣的女工，有的淪落為偷竊者、娼妓者。還碰到一個在工廠打工數年，回安徽後，跟隨老鄉一起做假尼姑騙人。有跟丈夫一起偷盜的女工。有離婚的女工，有婚姻出現大問題卻沒有離婚的女工……我努力記著她們的故事。當我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我越來越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該用哪種形式來表達我所遇到的女工以及她們的命運，如何在紙上還原她們，用詩歌還是散文，還是紀實類的東西？2008年，我曾試圖寫有關女工的組詩，我寫了兩首女工，是其中第一首與最後一首，我發現這種形式並不是我所需要的，於是我把這個題材擱淺下來，等待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去表達。下半年，我去了廣州，在廣州一個雜誌社培訓，是一個有關農民工寫作者的，培訓後，我被留用在廣州的雜誌。我一直沒有放棄我準備多年的女工題材，我知道我要寫這些東西，也許它是我命裡註定，我選擇每週五坐廣深線回東莞，星期一再返回廣州，我一直這樣在廣深線上往返奔波，在東莞與廣州，工業區與大城市，流水線與寫字樓之間不斷往返，我把房子租在大朗，在常平橫江廈或者天虹附近，我接觸的女工越來越多。比如在橫江廈，有很多人嫁給香港人，她們曾經是在工廠打工多年的女工，或被包養起來的女孩，我傾聽著她們的故事，她們討論著如何申請到香港長期居住，如何申請到香港的廉租房。這麼多年，我學會了傾聽，她們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孤獨，她們的故事無人傾聽，她們積聚了太多東西需要表達。在工業區的市場裡，我跟補鞋的、賣包子的、小菜販們交流，我租住在她們之中，她們不做生意時，和她們串門交流。這些城中村的鄰居會跟我說起有關她們自己的和她們熟悉的人的故事，她們的婚姻，她們老鄉與朋友的生活，她們被沒收的人力三輪車、被砸掉的攤子、被掀翻的水果架。我跟隨她們一起去蔬菜批發市場批發蔬菜。

通過網路，我認識了另外一些女工，比如四個都是被父母遺棄，由別人抱養大的女工，她們因為共同的不幸身世走到一起，她們是重慶人、河南人、陝西人、雲南人。她們四個人一起進工廠，一起出廠。她們對自己的身世都有著深深的自卑，那是她們隱形的傷口，她們不肯多說她們的身世，我曾努力想與她們溝通，但我不忍心撕開她們的傷口。我終究沒有完整記下有關於她們的故事，她們便在我的視野中消失了。我還沒有完整地瞭解到她們的情況，我知道我與她們之間。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信任，後來我的一個qq號被盜了，便徹底地與她們失去了聯絡。我與她們只見過一次面，半天時間，我沒有寫下有關她們的故事，後來我接觸了與她們類似背景的女工，我找到了單親家庭長大的女工，寫了她的故事，在寫她的故事時，我便想起那四個女工，想起被人抱養大的同事。我那個同事很膽小、老實，跟老鄉們一起來這邊打工，她的老鄉欺負她，她學會忍氣吞聲。我見到的四個被撿養的女孩子膽子很大，她們是90後的一群，她們四個人抱團取暖，完全不同於我瞭解的小敏與亞芳她們。直到現在我都懊惱自己沒有好好地與她們交流。

2010年，我覺得我該開始寫我整整準備了六年多素材的詩歌了，我把我瞭解的女工們列表，把以前寫在碎紙上的東西整理了一下，有很多已經忘記了，剩下些模模糊糊的印象，有很多有著清晰的記憶。5月份，我寫了周細靈等二十六首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這些人物寫下去，也不知道她們會成為什麼樣子，是小人物的志傳，還是小人物原生態的呈現，我有些惶惑。我只是努力地告訴自己，我要將這些在別人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現，她們的名字，她們的故事，在她們的名字背後是一個人，不是一群人，她們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她與她之間，有著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運，她們曾經那麼信任地告訴我她們的故事。「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這是我在流水線生活中最深的感受，在流水線的時候，我們被簡化成四川妹、貴州妹、裝邊制的、中制的、工號……我在流水線都努力地叫工友的名字。很少用工位或工種、地域叫人，比如插鋼通的劉忠芳，旗仔的戴慶荷、陳群，在流水線時，每當人家叫我「裝邊制的四川妹」，我心裡總有些不舒服，我更希望人家叫我的名字，正是有這種感受，我會叫工友的名字，當她們聽到我叫她們的名字，她們臉上驚愕了一下，轉而很興奮，然後問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覺得我跟她們的關係近了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寫的是她們名字背後的人，而不是她們工位背後的面孔。到6月份，我寫了三十幾首後，我把這些詩歌給一些朋友看，比如南都報的餘遠環、劉煒茗等，他們在他們主持的報紙上大力推出這些人物，比如餘遠環兄長在他的時評版，把這些女工記裡的女工以時評的方式發了一個整版，劉煒茗兄在他責編的南都副刊用一個整版刊發了部分詩歌，他簡訊告訴我，有很多人關注這些詩歌。我並非想為這些小人物立傳，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世界原本是由這些小人物組成，正是這些小人物支撐起整個世界，她們的故事需要關注。現實中，無論是新聞、報紙、雜誌，太多版面都是關注名人以及他們的成功史，我用這些薄弱的詩歌去寫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都是農民工，都是女性，我和她們一樣，也是女性農民工，我們有著相同的夢，從農村來到城市，面對無法進入的城市，有著相同的苦惱，比如婚姻、工作……我們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生活。

我只是努力地記下這些女工，當我2004年寫下田建英的故事時，直到2010年，我都在迷茫中，我不知道如何著手，我能為這些女工寫下什麼呢？我自己是女工，我能為自己寫下什麼呢？這些年，有的工友客死異鄉，有的跳樓，有的被車撞死，還有一個被狗咬死了，有的在茫茫人海中消逝了，不知死活，也有在異鄉改變了命運，她們開工廠，開商鋪，做到高階白領……我曾經因為她們的命運流淚，也為成功改變的命運高興。當我穿過陰暗而低矮的城中村，當我開啟鐵皮房門時，當我看到她們坐在門口、拉線上時，當節假日我們一起去公園、街頭，當我在車站看到她們揹著行李回家時，在醫院門口見到她們去做人流手術時，她們失戀時，她們被搶劫時，她們為了討薪跪在工廠門口時……我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有時候，我膽怯，害怕，恥辱，有一段時間，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出賣肉體的女工，路過的那些嫖客把我也當作她們中的一員。我曾想到退卻，當我經過城中村低矮的巷道被搶劫，當我租住的房間被盜時……我都想過放棄。有一段時間，我因詩歌獲得虛名，我感覺我跟她們有了距離，我不自覺地把我跟她們劃開，我內心有一種疼痛，我反覆地譴責自己，直到有一次，我在一個成功者的辦公室見到她對待她下屬工友的態度，她的行為讓我徹底憤怒了，正是這種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為自己在內心與她們劃開感到恥辱。是的，我一直在詩中說自己，我是一個怯者，我膽小怕事，比如租住在東坑一個城中村時，我的房間被撬開，電腦被盜，我嚇得搬家了。我從湖南到四川到湖北到江西等，只是為了傾聽她們的故事，去看看她們生活的鄉村，這些鄉村與我老家沒有兩樣，我問自己為什麼要去看，是一種態度，還是真的想去了解，我都迷茫過，我究竟要如何寫這些女工，我知道需要努力地記下來，我是一個笨拙的人。六年裡，外界一直在變化著，比如由找工難到招工難的轉化，農民工的就業環境有了一些改變，《勞動合同法》的制定，最低工資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廢除，是的，看來一切都在改變。但是她們在底層的狀態卻沒有改變，她們依舊用肉體直搏生活，跟她們交流，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壓抑之後她們心裡積聚的暴戾情緒，這種暴戾的情緒一直折磨著我，而底層與底層的碾軋是那樣暴力、血腥、野蠻、赤裸……她們讓我擔憂，我在一首叫《底層》的詩歌中有過表達：「貧窮的生活正摧毀堅固的道德與倫理／馬低頭啃食著寒霜苦與澀更添/人間的寒冷在底層悲傷／已淪為暴戾不幸的人用傷口/測量著大地的深度黝黑的春天/看見底層人群不斷地分裂他們是／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我沒有找到與世界和解的方式深深的/擔憂從我的心間投到馬眼我與馬的交談／就像一副衰老的馬皮披上寒冷的樹枝。」我不希望這些女工淪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願意她們成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現實卻不能為她們找到和解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擔憂著在底層積聚的暴戾，或者這些被壓抑的暴戾會成為一股怎麼樣的力量，它會將我們這個社會如何扭曲！

2.失蹤的女工與尋女的母親

我見到無數個母親來這邊，有來到陌生地方幫兒女看小孩的母親，也有找工作的母親，而給我記憶最深刻的兩位母親，一個是為工傷的兒子討公道的母親，另外一個是尋找自己女兒的母親。

我在工業區的小商店買水，遇到一位老年婦女舉著一個紅色的牌子在工業區道路上走著，她頭髮凌亂，顯得十分疲倦。她見到路上的每一個人都會問：「你們有沒有見過這個人？」她指了指牌子上的女孩，一個年輕的女孩，二十多歲，披肩長髮，河北人，紙牌上寫著「馬紅英，你媽來東莞常平了，如果你見到後，請速找媽媽，媽媽的電話」。她在十字路口待了一會兒，很快，有一大群人圍著她，看那塊牌子，議論著。她說她女兒的頭髮很好，有點胖，她女兒很聰明，讀過大學，她女兒自尊心很強，她不斷向圍觀她的人說著她的女兒。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上面寫著「東莞常平」，她跟我們說，她女兒三個月前寫信說，她在常平一個工廠上班，叫不要擔心她，現在工廠工資不高。我接過信封，信封上只有一個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寄信人的地址僅有一個內詳字樣。這位媽媽從郵戳上得知女兒在常平，紅色的郵戳印著「東莞常平06」的字樣。這位母親不斷地說著女兒在常平的工廠裡，有人勸她這樣很難找到，常平很大，有數千家工廠，幾十萬人。她告訴圍觀者，她準備每天找一個地方，又對圍觀她的人說，拜託大家，如果見到這個女孩，打電話告訴她。我跟她交流了一下，我說可以在網上公佈一下，現在網路相當發達。她說好，然後走了。第二天，我又碰到她，她說她回去問了兒子，還是不能在網上公佈，因為網路上公佈，怕老家那邊人看到，女兒很沒面子，又說起女兒很要強，要是知道家裡人以為她丟了，還找，肯定會尋短見，閨女以後還要活下去，這麼大的人如果村裡人知道她的事情，怕出意外，她不斷地重複著。「我都不敢跟人家說是來找閨女，我跟人家說是去廣東看閨女。」她問我有沒有別的辦法，我說貼一些尋人啟事，這些年在東莞的大街上，我經常看到這樣的尋人啟事，貼在牆上、電線杆上、車站等地方，她說貼過了。我知道這些張貼的尋人啟事猶若大海撈針一般，但是我知道還是有人找到自己失蹤已久的親人。一週後，這位母親再次找到了我，說她要回家了，然後給我留了一個電話，說如果碰到她女兒，打一個電話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