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四年過去了，我也不知這位母親找到女兒沒有。這些年，我遇到無數從家裡過來的母親，年紀都在五十歲以上，她們一直生活在鄉村，也沒有外出務工的經歷，她們偶然來到這邊。看到她們，我想起自己的母親。
3.阿芹與阿豔
2006年，我離開工廠後，有一次感冒去東坑醫院，碰到我以前在黃麻嶺工廠上班的同事，她去東坑醫院做人流手術，我們交談了幾句，跟她一起的也是我以前的朋友，醫院裡做人流手術的人很多，另外一位工友說，大醫院裡做人流手術要排很久的隊，沒有在小診所做得快，然後就說某某是在小診所做的，很快也很方便。做人流手術的工友說，小診所不好，c車間有個女工在小診所做的，第一次清宮未盡，颳了兩次宮，後來感染了，估計以後沒生育能力了。陪她一起來的工友說，好多是小診所裡做的，她出問題，是運氣不好。
她們的對話讓我產生了做一個有關這方面調查的想法，我衛校畢業，學的社群醫學，瞭解一些簡單的醫學常識，我花了半個月做了一個小型的有關「女性生殖健康和人流」的調查。我當時找到十五個曾做過人流手術的女工，她們是我託工友、老鄉們找到的，這樣私密的事情，大家不願意說。找到十五個願意說的女工，我費了很大力氣，我告訴她們，我不會寫她們，只是好玩隨便問問，不會把她們的姓名等有關資訊透露給別人。受訪的十五個有過人流經歷的女性農民工中，有十一人是在不具備醫療條件的小診所進行的，只有四人在正規醫院做的人流手術。我有點吃驚，這之前，我沒想到比例如此大。
工廠還有一些人因為害怕，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去做人流手術，比如我寫到的這兩個女工，一個叫阿芹，一個叫阿豔。阿芹是我以前的同事，她把小孩生到廁所，後來離開那個工廠，從此再沒有了她的訊息。她不是跟我同一個車間，也沒有在同一個班，我上白班時，她上夜班，我上夜班時，她上白班，我不認識她，但我以前同宿舍裡有一個她的老鄉，是她告訴了我阿芹的情況。我一直想了解出廠後阿芹的境遇，但沒有找到，她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大約2007年，我在橋瀝一個五金公司做業務員，租住在南門的城中村裡，我樓下對面有一個小發廊，髮廊裡有出賣肉體的女子，阿豔是其中一個。阿豔以前在工廠打工，跟人戀愛，懷孕，生了一個男孩，賣掉了。一萬塊。我聽到很吃驚，有時站在樓上，看著阿豔她們在談笑，好像一點事情都沒發生。後來從工廠出來之後，阿豔去了酒店，被一個臺灣人包養了一年，一年之後，不知什麼原因，就待在這個小發廊。每天看到阿豔，我會想起我的同事阿芹，我不知道出工廠的阿芹會不會走上跟阿豔同樣的道路，我一直告訴自己，阿芹應該不會。
我又想到在小診所做過人流手術的女工，不知她們現在生活得好不好。
4.城中村的鄰居們
在常平，有一段時間，我租住在老瓦房的城中村，一間陰暗而潮溼的十幾平方的房間，沒有床，兩個長凳搭上幾塊木板，木板厚薄不同，一個煤油爐，一個油膩的門窗。我以前在高英住這樣的出租房，2007年做業務時，為了省錢，也租住這樣的房子。城中村遍佈各種各樣的人，小販、三輪車載客者、補鞋匠、中年妓女、清潔工……我每天很閒，不跑單就悶在出租房看書，有時跟她們聊天，家長裡短，她們年紀比較大，看見滿屋子書，說我讀了書，應該找一個辦公室的工作，工資高，輕鬆。那個叫凡慈香的女工跟我說，她有老鄉在工廠負責招工，幫我問問，她很熱心，四十五歲，河南人，一雙兒女。她們告訴我她們的故事。做菜販的劉芳說，她原來想進毛織廠，沒技術，年紀大，工廠不要，只好販點菜。有時，我跟她騎車去常平木倫市場批發蔬菜，晚上七八點，木倫市場有很多從外地運來的蔬菜，新鮮的蔬菜擺得整整齊齊，批發價很便宜，出乎我的想象。有時，低得我不敢相信，我跟在劉芳背後，她拖著平板車，跟批發菜的人砍價，我站在旁邊聽。有時我會問，為什麼這麼便宜都不賺錢，她會跟我算要交多少錢給市場，要多少攤位租金，攤位需要轉讓金，算下來實際沒多少錢可賺，我無言。
我在那裡生活了半年多，聽到她們很多故事，比如補鞋匠與黃嬌蘭的婚姻。年老的湖南補鞋匠帶著黑色老花鏡，他六十三歲，對生活充滿了信心，他的妻子死於車禍。他跟我談起他死去的妻子，說現在還沒有找到兇手，他經常去派出所與交警隊，但沒人關注，也沒人管，他有些失望，然後開始抱怨，說世界沒公平，如果有點關係，肯定能抓到兇手，或說有錢也行。他講起妻子被撞死的往事，眼裡佈滿哀傷，他骯髒的手從油膩的鞋機上抽出，擦擦眼角，此時他全然沒五分鐘前那種對生活的信心。言談中，他被現實糾結著，他說他小兒子不務正業，經常換廠，有時跟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在一起，說這樣下去怎麼行，對小兒子充滿擔憂。有時他又說，在工廠里老老實實打工也存不了多少錢，一天累得要命，還是兩手空空，然後又說起小兒子，什麼正經事都不做，居然也活得好好的。最後總會歸於嘆息，說世界就是這樣，讓人看不懂。我常去那個鞋攤，有時會碰到老鞋匠與他的搭夥人黃嬌蘭，他們來自同一個市，不同縣，湖南婁底人，那裡是湖南山區，家鄉話也一樣。黃嬌蘭以前在附近毛織廠做廚工，丈夫去世了，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在東莞打工，來東莞十幾年了，以前在毛織廠查衫，後來年紀大了，眼睛不好，便做起了廚工。鞋匠的生意不錯，補鞋時，順便縫補衣服，附近工業區的年輕人大部分不會縫補衣服，掉了紐扣，新買的褲子褲腿長了，需要裁掉一些，一般都找老鞋匠。黃嬌蘭比老鞋匠小九歲，她的三個兒子中有兩個兒子不聽話。大兒子在工廠做養不活自己，小兒子十年前跟一個江西女孩，未婚卻生育一個小孩，三年前分開，把小孩留給了黃嬌蘭，現在小兒子跟一個河南女孩再次戀愛，也未婚便生育小孩了，二兒子在寧波那邊打工，很少過來。老鄉把他們介紹在一起時，對黃嬌蘭說，老鞋匠做了十五年鞋匠，應該存了些錢，也不需別人養老。老鞋匠租了一個老式的房子十多年了，黃嬌蘭帶著兩個孫子一個孫女，跟了老鞋匠，不用租房子，老鞋匠也順便幫她看一下。介紹人跟老鞋匠介紹黃嬌蘭時，說她在工廠打工，三個兒子都成家了，沒負擔，自己賺錢自己用。兩個人在異鄉搭起了夥，沒結婚證，把老鄉叫來一起吃頓飯，便成了半路搭夥夫妻。搭夥後，黃嬌蘭才發現老鞋匠並沒媒人介紹的那樣好，老鞋匠喜歡喝酒，常常喝醉，醉了就會胡言亂語，有時還摔東西。老鞋匠發現黃嬌蘭兩個兒子把小孩丟給黃嬌蘭，從來不過來照看，也不給家用，孩子花的錢還需用老鞋匠的。搭夥後，老鞋匠原不想讓黃嬌蘭再去工廠打工，想她幫他做飯，順便幫他一下，老鞋匠怕老了以後，無人養，把錢控制在自己手中，黃嬌蘭帶著小孩，兒子又不給錢，便繼續去工廠打工。有時，我經過老鞋匠門口，看見他喝了酒，在罵黃嬌蘭的兩個兒子。他不喝酒時，對黃嬌蘭不錯，帶著小孩在鞋攤邊，老鞋匠是個善良的老人，對幾個小孩不錯。有一次，我看見黃嬌蘭七歲多的孫女在幫老鞋匠忙，便問孫女兒，問她有沒有回過湖南，她一臉茫然，問爺爺對她好不，她抬頭望著老鞋匠，說：「爺爺，你說呢？」然後跑開了，老鞋匠說，小孩子什麼都知道，這孩子聰明。我們又聊起了這三個小孩，我問老鞋匠，他們父母打沒打結婚證，小孩有沒有上戶口，老鞋匠說，沒結婚證，小孩了也沒戶口。從老鞋匠的口中，我才知道，老鞋匠的小兒子也沒有結婚證就生育小孩，小孩沒戶口，也不準備上戶口。我問老鞋匠，沒戶口如何讀書，如何辦身份證。他笑著說，現在讀書上私人學校，不需要戶口，有錢就行。我說初中畢業不能上高中，也不能考大學。老鞋匠說，考大學有什麼用，讀過初中就出來打工，讀完大學還不是要打工，都一樣，老鞋匠又說哪個工廠大學生工資還沒有文盲的工人高。我說沒戶口，不能辦身份證。老鞋匠說，辦個假證，找老鄉熟人介紹進廠就行了，再說等他們長大，我早死了，哪能管得這麼多。老鞋匠告訴我又不是他們一家，這樣的人很多，老鞋匠與黃嬌蘭出來打了十幾年工，對保留戶籍的故鄉，早沒多少概念，全家都在這生活。年輕人的婚姻是合得來就一起過，合不來就分開，生了小孩就養著，讀書送到民工學校，大部分讀幾年書就輟學了，進工廠，或找老鄉學技術。當黃嬌蘭的大孫女走過來時，我問她喜不喜歡學校，她說，不好玩，為什麼喜歡。她明亮的眼神沒一點多餘的話，而我的內心卻有著一種無言的悲傷。我不知道，我們的戶籍制度等政策會不會改變，也不知老鞋匠口中聰明的孫女未來的命運會如何，我看到的是一種可怕的世襲的貧窮。就我的瞭解，有許多像黃嬌蘭孫女一樣的農民工子弟，他們就讀的民工學校，有時一學期一門功課都要換三四次老師。他們沒戶口，大部分初中畢業或沒有畢業就出來工作。
常平遍佈酒店，許多從事肉體交易的女孩，她們租住在公寓裡，離酒店有一段距離。街道上有許多化妝間，每到黃昏，那些女孩從租住的公寓裡出來，去樓下不遠處的化妝間化妝，化完妝後，她們便叫上一輛腳踏車，或人力三輪車，有時是打上士去酒店。人力三輪車價格相對便宜，路程也不遠，五塊或三塊錢，成為這些女孩最好的選擇。我的鄰居凡慈香是一個踩三輪車的女工，她四十多歲，身體健壯而肥碩，踩著三輪車在大街上拉客。傍晚出去，一直到深夜回來，跟酒店裡的女孩一樣，她來自河南，認識幾個在酒店裡出賣肉體的女孩，她每天接送她們上下班。她的小孩在河南讀書，老公在附近工廠做搬運工。她租住在城中村，離接送女孩上班的酒店有十來分鐘的路程。因為東莞禁摩，也禁止三輪車上路，她得小心翼翼地走那些偏僻的小巷，以免被治摩辦的人發現。但是，還是有不小心的時候，她賴以謀生的工具三輪車就會被交警或者治摩辦的大蓋帽拉走。她不理解為什麼城市要禁止摩托車通行，也不理解城市的馬路越修越寬了，窮人能夠行走的路卻越來越窄。她常常跟我說第一次進城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城市的馬路上有汽車道、腳踏車道、人行道，而現在馬路越修越寬了，汽車由四車道變成六車道、八車道……有的更寬了，但是腳踏車道、人行道卻不見了，而到了現在，居然連普通老百姓的摩托車與三輪車也禁止通行了。有時，她騎著三輪車出去，空著手回來，她眼圈紅紅的，用手抹眼淚，不斷嘆氣，並且責怪自己不小心。是的，當官僚們的公車以無限速度增長時，終於將凡慈香們賴以謀生的三輪車與摩托車擠出了公共道路，我對越修越寬的馬路無言。
生活是艱難的，但她們對生活的態度，及鄰居間的關心常讓我感動。後來，那裡房子拆除了，這些鄰居不知去了哪裡。我知道她們無法擠進她們生活多年的城市，也無法將自己的一切安頓在城市。而城市中央的城中村得以改造、升級，變成高樓大廈，樓房越建越多，越來越漂亮，曾經在城中村生活的底層百姓被擠到離城市越來越遠的地方，他們謀生的三輪車、摩托車也被擠出了城市的道路。這究竟是值得高興還是擔憂的事情？我無法回答，但是我有一種疼痛，一種被無形之刀切割的分裂之痛。
5.豔芬們的故事
2001年，我在大朗大井頭一家玩具廠做員工。那條玩具拉是工廠在大井頭第二工業區租借的廠房開設的，工廠總部在大朗水平還是水口，我已忘記。那時，找到一份工作十分難，我進玩具廠後，做助拉，第一次出來，不知助拉是什麼樣的職位，不過拉上員工對我很好，我認識一些朋友，比如豔芬、魏祺、鄭梅、小芳……她們來自湖南、廣西、河南等，她們有的出來兩年多，有的出來才半年，我是剛從家裡出來。我們住在一個宿舍，我一直把打工生活當作學校生活的延續，比如住一個宿舍，來自不同地方，只是把讀書換作工作，把交學費換作有工資發，我單純而簡單。她們與我不一樣，處處提防著人，遇到一些小問題就互不謙讓，吵架，有時還會打架。從那個女工宿舍，我知道了「碾軋」這個詞，那樣直接、充滿強悍的暴力。將你碾碎後，還要軋上幾腳……每次她們吵架，我都去勸她們，宿舍裡有十八個人，我們五個關係相當好，一起上班，一起去食堂，然後一起下班，遇到某個人被人欺侮了，會合起來碾軋那個人，開啟水時，或排隊吃飯時，要麼睡覺時，如果不幸碰到那個人是一條拉線的，肯定在拉線上耍小動作，讓那人挨批評。從那個宿舍裡，我知道幾個人團結起來對某個人碾軋的痛苦，有一個女工被另外一夥八個女工欺侮，只做了三天就哭著自動離開工廠。一個月後，拉線關閉了，我們都失業了。我們一起在大朗竹山村租房子，兩張床，五個人，一個煤油爐，一個鐵鍋，一個電飯煲，一把菜刀，一個鍋鏟，一個案板，幾雙筷子，幾個盆子，一人一個皮箱，一個桶子，一個臉盆，這些是我們全部的家當，我們一起做飯，一起去找工作。住了三四天後，來自廣西的魏祺被她男朋友接到樟木頭去了，我們四個女孩每天沿著竹山村的公路出發，向四周延伸找工作。那時候，魏祺叫我「阿瓊，阿瓊」。我習慣人家叫我名字，還不習慣別人叫我「阿瓊，阿瓊」，她叫我時，我會開玩笑說：「別叫我阿窮了，這樣越叫越窮了，我們現在本來就窮。」後來小芳與鄭梅進了一個電鍍廠，我跟豔芬在寮步一家鞋廠找到了工作，豔芬是我老鄉，來自四川。在寮步那家鞋廠做了十多天，我身體不適，受不了車間的高溫，得了熱感冒，全身無力，請假休息，卻請不到假，後來實在身體受不了，便有兩天沒有去上班，第三天無精打采去上班時，班長說我兩天沒上班算自動離廠，沒工資，連進廠交的一百二十多塊錢的押金都不能退還給我。豔芬一直在那家鞋廠上班，魏祺三個月後也進了那個工廠。我們的房子租一個月，還沒到期，我又獨自搬到那個房間裡，豔芬下班後，走四十分鐘路，從寮步那個鞋廠到我們租住的房子來陪我，順便告訴我附近哪個廠在招工，讓我第二天去面試。那時，沒有電話，我們也沒有傳呼機，所有的資訊都需要親自跑過去傳遞。晚上我們睡在一張床上，她安慰我，說我有文化，是中專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該待在流水線上等。第二天早上，她又回工廠上班。我們一直有交往，後來我進了東坑一家叫康佳的傢俱廠做倉管員，我跟豔芬一直有聯絡，放假時，不是她來東坑看我，就是我去寮步找她。她在鞋廠做了三年多，在鞋廠找了男朋友，然後結婚，後來離婚了，去了長三角，在崑山。去年我去上海，跟她打電話，順便去看望她。我們聊起往事，聊起那時查暫住證，我們被反鎖在房間裡，聽著查暫住證的治安隊員敲門。因為反鎖在房間裡，我們必須在狹小陰暗的房子裡忍住不拉屎。因為出租房裡沒廁所，是公用廁所，我們鎖在裡面不能出去，有一次清晨，被尿意漲醒，憋到天亮時的情形至今還在眼前。我們聊起我們的朋友，這些年不斷漂來漂去的命運，她跟我說起小芳現在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在2003年聽鄭梅說，小芳去了深圳上沙那個地方出賣肉體，而魏祺2002年嫁到河南以後，沒聯絡了。再後來，說起她的婚姻，她留在四川的小孩，如今九歲了，她說她這幾年有過兩次同居的愛情，但是終究沒有結果。她嘆了一口氣說，時間過得太快，還不知下一站將要去哪裡。
6.阿敏的故事
2010年初的某天，我在網上亂逛，發現一個帖子，覺得裡面的人物與我相識的阿敏相同，都是湖南某市人。因為生活漂泊不定，我有很多像阿敏這樣的朋友，熱愛文學，有自己的追求，在鐵架床上、餐廳的桌子寫著拙嫩的文字，我自己也是這其中的一員，對這群人，我有著本能的情感。我曾有一個qq號，加了很多這樣的朋友，我們通過qq聊天，然後相互交換自己的詩歌，很可惜，這個qq號在2008年被人盜了，這其中的朋友很多便永遠消逝了，阿敏是其中的一個。我在網上看到那個訊息時，我第一感覺裡面所說的便是阿敏。因為qq號丟失前，我與阿敏有過幾次網上聊天，我感覺她開始在做傳銷，一直以來，我把她當妹妹看待，沒有想到她會變成網上傳的那樣，於是，我在網路上開始搜尋有關這條資訊的情況，很不幸，網上所說的那個人真的是我認識的阿敏，有數百萬案值。我覺得心裡悶得慌，想起這些年與她的交往，心中一陣悲傷。於是寫下這首詩歌。寫完後，我給朋友吳季閱讀，他說，難道是×敏，肯定是×敏，是的，我這樣回答他。吳季嘆了一口氣，說了一聲真可悲。阿敏曾經跟吳季他們很熟，在工人詩歌聯盟論壇很活躍。吳季曾把阿敏的三首詩改成歌曲，在qq上，吳季兄把他改編的歌曲《那一年的春天》《回到從前》傳給我，在網上聽著《回到從前》，我有一種恍然隔世的感覺，為阿敏，也為自己，為無數像阿敏這樣的人。
寫這首詩之前，東莞詩人汪洋在qq給我留言，問我是否知道東莞另一位在工廠打工的男性詩人石建強的聯絡方式。這位男詩人我相當熟悉，我們在2002年左右就認識了，那時我在反應打工生活的雜誌《嘉應文學》《創業者》《僑鄉文藝》等發表了一些詩歌，詩歌的後面一般會留下通訊地址。我收到很多打工朋友的信件，他們寫信告訴我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有很多相同愛好者，比如現在的朋友池沫樹、藍紫等人都是那時通過信件認識的，包括以後對我寫作有影響的打工詩人張守剛等人。汪洋問我的這位詩人，是我首批認識的在工廠寫詩的朋友之一。那時，他在東莞大朗鎮的街道上擺地攤，賣舊雜誌，一塊或者兩塊一本。在2001年、2002年、2003年，那時候，手機網路在打工者群體中還不普遍，工作之餘，大家一般選擇閱讀書籍或者逛街。我是地攤雜誌的常客。石建強在大朗鎮生活，我在東坑鎮生活，許強在常平鎮打工，三個鎮相鄰。直到2006年左右，我離開東坑鎮，跟石建強都有聯絡。我在《打工，一個滄桑的詞》中曾提到我認識的幾個打工詩人，其中包括與我通訊較多的石建強。後來，我知道他去了東莞文聯的《南飛燕》雜誌做發行員，一份比在工廠打工更艱難的工作，沒多久，他選擇了離開。再後來，我去了廣州，他也不知所終。我的電話裡存了他的電話，但現在這個電話卻不通了，連同他的人，好像消失了一樣。汪洋在我qq如此留言：「汪小姐，請問您們是否有打工詩人石建強的聯絡方法，他已經兩年沒有和家裡人聯絡了，只知道他在東莞之前有詩發表，手機也打不通，家裡人現在也沒有辦法找到他，他爸爸已經去世了，他媽媽年齡大了，故我們現在也只有求助您這個圈子內的人，我看到您的部落格提到石建強在賣書，我想應該就是他，他之前講過在東莞賣書和在雜誌社、學校做保安等工作，石建強是陝西洋縣人，麻煩您們了，幫我們找一下這個人。」這份留言是別人留給汪洋的，汪洋轉留我，還有東莞海平面詩刊qq群，那裡有很多在東莞打工的詩歌寫作者。當我看到汪洋留給我的資訊，我想起與石建強交往的點點滴滴，然後想起阿敏，想起還有很多還在工廠堅持寫作的工友。
一直以來，別人把我當作寫作改變命運的典型，我從內心上拒絕做這樣的典型，我知道，在類同我這樣改變命運的典型背後，有無數個阿敏、石建強，這使我心有恐慌。
7.黃華
三年前，我在湖北郊區磚廠碰到她，她是四川達州人，四十多歲，甩著空蕩蕩的袖管，丈夫在水泥磚廠上班，他們全家都在那裡，大女兒在這座城市的職業技術學院讀大學，兒子讀初中，小女兒讀小學。他們夫妻在這個磚廠打了七年工，生產空心水泥磚。在這裡很少有外地人，他們全家居住在工廠搭的簡易四間鐵皮房裡，她們與村居相隔有兩百米距離，空蕩蕩的工地上，只有他們一所房子，她們很少跟村莊裡的人交往。
我朋友說他們來自四川，我便過去跟她用四川話交談。他鄉遇故音，她很興奮，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她說她現在這個工廠的老闆人好，很善良。工廠老闆是郊區普通農民，開了三個水泥磚工廠，都比較小，工人來自河南或四川。我問她一些空心水泥磚的情況，因為以前家裡建房子都是用實心紅磚，這些空心水泥磚，我有點擔心，這種擔心僅僅是因為磚是空心的，質量沒有實心磚好。她也說不出所以然，告訴我現在都用這種磚，成本便宜些，修房子合算些，大家都用，沒有誰覺得有問題。對我的疑問，她覺得不可思議，說有人要這種磚，當然就有人生產。她又說起他們老闆人好，生產的水泥磚相當結實。她這個老闆做的磚，要預訂，老闆的信譽好。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別的工廠一包水泥比這個工廠要多生產十來塊磚，水泥用得少，磚不好，很容易碎，她老闆每次都叫她把磚做好，要把磚的質量做好，人家買磚是砌房子，是大事情，她老闆的工廠生產的磚落下來不會碎，很結實，水泥用得多些，質量就好些。她指著遠方騎摩托車的說，那個就是她老闆。然後又告訴我，開磚廠的老闆，大部分人都買了汽車，她老闆還騎摩托車，賺的錢沒有那些人多。我看了看她老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前面頭髮掉了一大片，他伸手的瞬間，我看了老闆的手，指節很大，很粗糙，像做重體力活的手，他在裝磚，一個很普通的中年農民。我又問道，這些磚運到哪裡，她說她老闆沒有多少關係，大部分銷給私人起房子，有些工廠老闆關係多人源廣，銷到城市的建築商，那些磚質量不好。她告訴我，城市的房子是框架的，人家都說磚差一點沒關係，但鄉間就不同，質量要求高些，因為磚著力大些。我說那磚的價格呢，她說差不多。後來我問到她的手臂，因為朋友告訴我，她的手臂被制磚機軋掉半截。我問她有沒有賠償，她說她老闆心眼好。醫藥費是老闆出的，還賠了四萬塊錢，老闆一年沒有賺錢，還虧了不少，她嘆了一口氣。她說有一對河南夫妻在另外的工廠做，那個男的也軋斷了半個手臂，老闆不僅沒有賠錢，而且醫藥費也是老闆一半，工人一半，理由很簡單，就是鄉村的風俗，他給老闆做事，老闆付了工資，老闆沒叫你軋斷手臂，你自己不小心，與老闆無關，出一半醫藥費是老闆心眼好。我問起那對河南夫妻的情況，她說因為斷的是男人的手臂，當然只能回河南。她又開始說，她的老闆賺的錢沒有那個老闆多，心眼好多了，全部醫藥費都是他出的，還給了四萬塊。她還說，要斷的是她老公的手臂，像那對河南夫妻一樣，她都不知怎麼辦。最後她嘆了一口氣，我們這些離鄉打工的人，命就是這個命。我本想跟她說她可以賠償得更多，但終究沒有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