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蒔麥

2021年

我說不清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前一秒還笑著，後一秒就哭起來了。她蜷縮在沙發的角落，抽噎著，面前堆滿狼藉的杯盤。她必定同我一樣想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母女之間的關係又何以變成了這樣。似乎先是在飯桌上，好好的，我提起了喜歡的男生，用小女孩般嬌嗔的口氣：「他怎麼還不來找我說話呀？他要再不來找我，那我也不喜歡他了。」本是個玩笑，誰知母親卻當了真，正色起來：「人家男孩兒要不喜歡你，你也別上趕著去追，世界上好男孩那麼多，哪裡就缺他一個了。」

當然也是句善意的提醒。我的倔脾氣卻偏偏在這時候上來了，笑容僵在臉上，嘴邊的空氣開始冷卻，一邊怪她玩笑話何必那麼認真，更多的還是埋怨她掃了自己的興。於是抓住那些話裡的細枝末節不放——有時越得不到什麼越想要證明什麼的——「他怎麼就不喜歡我了？不知道情況就別亂講。」過了一會兒覺得不解氣，又追加道：「好好地說一件事，你老拿莫須有的事情潑人冷水，有意思嗎？」遂擱下碗筷不吃了。

她必然沒料到自己一句話能激起這麼大的波瀾，先是錯愕，繼而疑惑自己是不是說錯了什麼，接著幾種複雜的情緒混雜在一起，在胸腔裡醞釀出巨大的委屈——臨到嘴邊又失了火力，囁嚅道：「我不過是提個醒，讓你給自己留條後路。還不是怕你受傷，要不是你媽，誰在意你怎麼想？」

話單拿出來自是句句在理，無懈可擊，卻偏偏觸到了我的著火點：「為你好」「留退路」「我是你媽」。每一句都足以讓我爆炸。要知道有時候爆發的根由並不在眼前的一事，而是幾件事，乃至長久以來的情緒和生活共同作用的結果。於她如此，於我亦如此。先是一雙襪子，再是一對沒擦乾淨便穿出門去的鞋。從口紅顏色到戀愛、學業，從不經意的提醒到拌嘴再到奪門而出，一團亂麻層層抽開，偃旗息鼓之時我們都忘了出發點是什麼。

印象中上一次跟她吵架，是為著這個男人走入我的生活，她埋怨我不跟她說。我說，不是不說，而是覺得不是時候，時候到了我自然會說。

後來不知怎的吵了起來：

「和你有什麼關係？是我結婚又不是你結婚！」

「好啊，你現在長本事了，媽媽管不了你了，你想和誰結婚就和誰結婚不用跟我彙報！」

「跟你彙報？不是你先來問我的嗎？誰願意給你說？」

「好，說了你不聽，吃了虧別回來找我！」

「不找就不找！咱倆各過各！」

事情早在情緒的推動下變了樣子，說出口的話好像射出去就再難回頭的箭。她像被布頭塞住了嘴巴，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扭頭走進了屋裡。我說不好她是不是哭了，她的眼眶是不是紅了。她的嗓門大得好像能掀掉屋頂，哭起來卻總是無聲的。

這次還是一樣。同在一個屋簷下二十二年，我早已熟練掌握此類場景的應對方法：沉默。

房間裡突然響起我彈鋼琴的聲音。

——那是很久以前我拍成影片發給她的。

二

正月裡的一天早晨，媽衝進房間，問我：「昨晚你夢到你爸了嗎？」

我說：「沒啊，怎麼了？」

她顯出有點兒著急的樣子：「壞了，這兩天我連著幾晚夢到你爸。以前你一回來我們就去看他，這回沒去，你爸肯定急了，催我呢。」

於是，雖然嘴上說著「哪有那麼玄乎」，我們還是在當天上午就去了墓地。許是來過許多次的緣故，路盲的我終於也能夠輕車熟路地來到這裡，像受著某種神秘的指引。

墓地坐落在離家很遠的一座荒山上，我們只得驅車前往。一條几近枯竭的小河擦著公路溜過，過了橋便是山。山很大，很禿，直挺挺地立在路邊。走近一看，樹種了不老少，卻生氣全無，胡亂地堆在坡上，灰濛濛地覆著一層。遠遠地望見一座座枯冢，倒顯得有些人氣似的。也無妨，墓地這種地方，總歸是不能太熱鬧的。

心頭掠過一絲詭異的熟悉。我想起幾年前，也正是路過離這兒不遠的高速路口，父親開車，接我回家。

撥開樹叢，沒兩步就看見了父親的名字。是從哪兒開始的，鮮活的臉孔突然變成了石碑上的幾個字？僵硬，冰冷，覆著灰塵。

用抹布拭淨石碑。慈父，孝女，血紅的大字。是高速路口的風將我們刮散了嗎？還是說父親的家原本在這裡？如今，也輪到我送他回家了。

擺上鮮花。買花的時候母親笑說：「要買的，你爸愛浪漫。」

父親活得講究，閒暇時愛侍弄些花草，養些小動物，愛在自己搭的「小花園」裡讀書飲茶。他曾幻想過退休之後回鄉下，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去，過閒雲野鶴的生活。

他也有過另外的打算：「麥麥，以後你留北京吧。你媽給你做飯帶娃，我就每天開車接外孫上下學，偶爾吃吃慶豐包子。」

我笑說：「想的倒長遠得很。」

也許世事就是一場猜不對結局的遊戲，費盡心機追求的夢想常不得兌現，偶然的讖語卻總是一語中的。

後來，在他坐過的地方，母親擺滿了花。

點火，上香。一切進行得有條不紊。二月的寒風像一張隱形的大口，三番兩次地吹滅燭火——像兩年前那場席捲而來的大病，有預謀地帶走父親搖搖欲墜的生命。

從兩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夜聽到電話裡父親異常蒼老的聲音開始，我便開始著手準備面對他的死亡。於母親或許更早：接二連三的應酬與晚歸，疲憊的身軀與來不及脫下就散落在地的皮鞋，還有出現在寂靜的夜裡，那個清晰可辨的電梯開門聲——「咔嗒」。

自我記事起的無數個日夜，我都能看到等待的母親。母親像灰姑娘一樣等待著午夜十二點，等待著南瓜馬車，等待著父親，等待著那聲象徵父親回家的「咔嗒」。

那個聲音現在是不會再有了。

出於一種直覺，兩年前的那個電話，我幾乎是在一瞬間嗅出了父親聲音中的枯朽與衰敗，問他怎麼了。他當然不是告訴我病情，而是通知我手術成功的訊息（若非如此，他甚至準備瞞我至死）：

「麥麥，懸在爸爸頭頂的那把劍沒啦！」

那時他還欣喜地將希望寄託在那次移植手術上，殊不知未清理乾淨的癌細胞已在他體內悄悄作祟。後來的日子裡我總算漸漸搞明白了，任何事都絕非一朝一夕促成的。也許中途存在些許波動讓你錯覺事情有了轉機，但只消把目光拉長一些就會發現，那不過是人生長河中一些微小的波流。命運還是會帶著你浩浩蕩蕩地衝向終點，彷彿你之前所做的全部努力不過是為了最後能夠坦然地赴死。

手術成功——那是一個頂點，接著事態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走了下坡路：我回家，去了醫院，見到了一夜老去的父親。病房的環境讓我感到陌生，但父親在那裡卻顯得毫不違和。

他和病房一樣讓我陌生了。

穿過狹窄的過道，撞進眼中的是一張帶輪子的病床。床的兩側卡著吃飯專用的行動式小桌，床下是拖鞋、尿壺，還有印著「囍」字的臉盆。兩張病床之間夾著個矮櫃，放有水壺和一臺不知名的儀器。床頭掛有空白號牌，再往上可以看到高聳的天花板，拐角處已變了色。

消毒水的氣味和儀器一樣艱澀而疏離，父親身處其中，自然如一個擺件。

一切彷彿生來就是為他準備好的：那高高的天花板是讓他一天天看的，那空白的號碼牌將寫上他的名字，那矮櫃上的儀器將和他的身體相連，後來一臺不夠又多了幾臺。床頭櫃被一樣樣東西擠滿，不過他也漸漸學會了怎樣把它們拾掇整齊，在滿滿當當的櫃檯上再見縫插針地放一本書。那狹窄的過道剛好可以容納一位護士和一臺裝有各種藥品及針管的小推車。護士和小推車一天來無數次，他和護士都煩了。而其他的時候，過道里剛好可以擺一把椅子，那是為母親準備的。

某個夜晚，我突然看到了父親的背影。坐在母親身邊，瘦弱如少年。他的雙手直直地扳住床沿，顫巍巍地撐起上半身。病號服薄薄地覆在身上，清晰地勾勒出他背脊的輪廓。這件棉質的條紋衫變成了他最常穿的衣服，以往的西裝已在他身上顯出不合時宜的滑稽來，使他看起來像個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孩子。我時常感到恍惚，彷彿想讓他由內而外融入這個環境似的，每日以治療之名插入他身體的那根巨大的針管，一天天抽走我記憶裡那個高大的父親。而眼前這個輕飄飄的、小小的父親，彷彿連跟他講話，都要小聲一些。

燒紙。花式各一、面額巨大的紙錢，一沓沓地丟進桶裡。紙錢觸到火苗迅速化為灰燼，像面對某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一天天過去，生命力從父親身體里加速撤離，而我一無所知。

父親臨走前的最後一晚，我在病房陪他。他斜倚著枕頭坐著，蹺著腳。呼吸罩像礦工帽一樣箍在頭上，露出高高的、光禿禿的髮際線。眼袋重重地從下眼瞼拖拽下來，長長地耷拉在臉上。

我終於也有機會照顧他了。此前尚有丁點自理能力的時候，他都不許我動手，說醫院的東西，髒。

癌細胞最終還是擊垮了他作為父親最後一點彆扭的尊嚴。

聽老人說，人臨死前身體是會自我清潔的。凌晨時他開始拉稀，每隔十幾分鍾就要清理一次。我一手抬起他的屁股，一手迅速把尿不溼塞在他的腰下。在我生命的起點，那塊曾經茂密的叢林不知什麼時候脫落成了一塊不毛之地，他的臉上閃過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尷尬。我裝作不經意地拿了張抽紙蓋在上面，再替他掖好被子。他嘆了口氣，像是為了掩飾尷尬似的笑了笑，又好像僅僅是因為滿足。

一時間我差點掉下淚來。父親是那樣注重儀表的一個人，以往出門時，襯衫要扣好，西裝要熨平，皮鞋要鋥亮。如果還有能力，他是不會允許自己這麼狼狽的。

第二天一早，我聽見他叫我名字。衝過去一看，他挺著身子，雙手抓著床欄杆，大口地抽氣。我趕緊叫大夫過來。大夫過來後，沒有搶救的意思，只是扒開了他的眼皮，用手電照他的瞳孔。一共照了兩次。第一次大夫說他的瞳孔擴散了，我還不信。第二次大夫說瞳孔又擴大了一些。父親已說不出話，嘴大張著，嗚嗚哇哇地發出聲音，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

病房裡騷亂起來。我懷著必死的決心，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僥倖，平靜又不知所措地坐在床邊，一邊看著心電儀，一邊看著父親。

我問醫生：「我爸能不能挺過今天？」大夫搖了搖頭說：「這就是最後的樣子了。」

我感到奇怪，又毫無情緒。我本能地繼續低下頭看著父親，彷彿所有的困惑都只是針對醫生口中這個怪異的詞語——最後。什麼最後？「最後的樣子」是什麼樣子？我不明白。

父親還是老樣子，大口大口地抽氣，彷彿毫無目的地重複一項單調的運動。他緊抓著欄杆的手好像沒了力氣，跌落在被單上。我握起他的手，慢慢地，機械地撫摸著。他的手很涼，蒼白，腫得像個包子。因為待在病房，太久不見陽光，他的皮膚變得非常細嫩。但每天的輸液卻讓他的手背沒有一塊好皮，他的血管太細，有時候一針扎不進去要紮好幾針。我記得摩擦生熱，我想把他的手搓熱。我把他的手握在我的手心，朝他手上哈氣，想讓他逐漸冰冷的身體暖和過來。

可是無濟於事。他瞪大了眼睛，盯著天花板。我想讓他看看我，就欠起身，把臉湊到他面前，用手在他眼前揮了揮。可他的目光並沒有聚焦在我的臉上，仍然死死地盯著剛才那個位置。突然他一皺眉，使勁閉上了眼睛，然後咕咚一聲嚥了口氣。我心裡一沉，心想結束了。沒想到他很快長長地倒抽了一口氣，又睜開了眼睛，弱弱地喘著氣。我更緊地握住了他的手，像要抓住什麼似的。

病床邊漸漸聚集起了人。醫生、護士。有準備幫父親清理、換壽衣的，還有幫忙料理喪事的。各司其職。他們都在床邊站著，不說話，只看著父親。似乎萬事俱備，只等著他的死亡。

心率43。

他緩緩地撥出一口氣，又長長地倒抽一口氣，如此迴圈。他的眼睛變得焦黃而渾濁，一滴濃稠的眼淚堆積在他的眼角，但沒有落下來。

血壓30。

太低了。但我好像聽誰說只要有壓差就是好的。我安慰自己，有壓差的有壓差的，父親還活著。

血氧26。

長時間的抽氣運動讓父親的嘴歪向一邊，接著一串一串的白沫源源不斷地從他嘴裡流出來。我趕緊抽出一張紙把流出呼吸罩的白沫擦掉。我不敢拔掉呼吸罩，罩裡聚集起一團一團的白沫。

心率22，35，28，19……

我看一眼心電儀，再看一眼父親。電波在一條直線上偶爾起伏，他在緩慢地死亡。

慢慢地，他原本瞪大的眼睛有點睜不開了。我想他也許是累了。除了心電儀上的幾個數字，沒有什麼能說明他還活著。喪事師傅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就沖床邊的護士揮了揮手，說了句「走了走了，輕輕地走了」，示意可以拔管子了。護士站在儀器後面不敢輕舉妄動，徵求意見似的看著我。

我說：「不，儀器上還有數值，波浪還會起伏的。我爸的心還在跳。你等它跳完，你等它跳完。」

「我跟你說，一會兒事情還多著呢。屍體硬了衣服都穿不上了。」師傅放大了嗓門對我說，「誒？你看看你看看，沒數值了。」

我扭頭一看，心率變成了兩道短槓，呼吸15。

跳動的火焰漸漸熄了下去，消失在一層厚厚的灰燼裡。

父親終於還是沒能說出一句話。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名字。

三

「孫蒔麥」。父親在給我起名字前，曾目睹一位男性給女孩飲料裡下安眠藥，為了達到某種不正當的目的。然後有了這個名字。蒔，種植；麥，小麥。種小麥。即便種小麥也不要依靠男性生活的意思。

但他一定忘了，一朵溫室裡成長起來的花，可能幸福卻不獨立，或者獨立卻不幸福。在父親離開後的那些時日里，我時常做一些無用的假設：如果父親還在呢？如果我做一個「好女兒」，能不能換回他哪怕只有一天的活？如果他還活著，我又能否做一個「好女兒」？為他做點什麼，一些適時的關心，一些不停留在口頭上的掛念，一些不從自己出發的考慮，少些任性的講話以及無謂的索取，或者再退一步，至少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來。

他常說他什麼都不要：「我只要我姑娘開心就好。」我也總是相信。當然這不過是個自私的藉口，我長期沉溺於一種慵懶而溫暖的快樂中，懶得問這一切背後的原因。直到他離開後我才開始考量我們之前的關係，我對父親的感情，到底是需要，還是愛？

按道理我應該是愛他的，哪有女兒不愛自己父親的呢？只是這愛總要有付出，至少不單單是索取，我在自己身上可一點也沒看到。我對外人慷慨大度，對父母卻自私，以自我為中心。每年他過生日，我問他想要什麼禮物。他總是說：「你把自己照顧好，別讓我們操心就是最好的禮物了。」於是我知道了，這是一種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的高純度的愛，而真誠地耍嘴皮子是應對他最好的辦法。細數我以往送給爸媽的生日禮物，竟然都是「××大賽獲獎」「被老師誇獎」「身體好多了」這類只和自己有關的名義上的禮物。而當收到這類禮物時，他總是比我還高興，喜滋滋地拿出去炫耀，彷彿有了這女兒便別無他求。

一個笑話是這樣講的：一位媽媽想讓女兒誇誇自己，女兒說：「媽媽，你的女兒可真漂亮啊！」這般笑料在我身上真實上演而我卻以為理所當然，渾然不覺。也許是依賴之深矇蔽了愛，也許是愛根本就不存在，總而言之一直到了今天，當一雙無形的大手從我身後抽掉父親這個靠山之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一種難以遏制的落寞和虛空。而這虛空，到底是因為需要而不得，還是因為愛而不能，還是兩者兼而有之，依舊是不得而知。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我感受到的所有情緒：痛苦、想念、後悔，以及更多時候縈繞在心頭的難以名狀的落寞都是真實的。即便知道無用，有時我仍然希望能給爸做頓飯，和爸逛菜市場的時候主動提菜，在他很累還強撐著教我完成作業的時候告訴他：「爸，你去休息吧，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來。」

「後悔藥」一詞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治癒和得救，它只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挽回既定現實之不可能，是使後悔情緒更加刻骨銘心、使人一步步墮入深淵的毒藥。

有時我仔細忖度，真正讓人感到痛苦的，究竟是「最後一次」的事實，還是有關「最後一次」的意識？誠然，我們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充斥著「最後一次」：你保不準這是不是你最後一次踏進這家牛肉麵館，是不是你最後一次與家門口的擦鞋匠擦肩而過，是不是你最後一次走進銀行，還清了最後一份信用卡賬單。但我們並不因此感到難過，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事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不必要，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我們深諳生活之道：運動是物質的本質，正如變化是生活的本質。正是由於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每一個「第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所以「最後一次」並不使我們感到痛苦。

那麼，引起日後連綿不絕痛苦的到底是什麼？那絕不該是痛苦的事物本身，而是有關痛苦的意識。也就是說，當我們切實經歷某件事時不會感到痛苦，只是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它即將是最後一次。這也是人們總說死亡是病人「歇了地上的勞苦」的原因。說實在的，死亡對被病痛折磨的病人來說並非不公平，甚至可以說是貼心到家。病人一旦撒手西去，塵世間的一切從此都與他無關。若一定要說痛苦，那恐怕是行將就木想活而不得活時最痛苦，是活下來獨自面對往後日復一日熬煎的那位最痛苦。

總有這樣的心理測試：如果人生只剩三天，你最想做什麼？還有一些雞湯：「把每一天當成人生的最後一天來過。」一群人持著生命終結的危機感玩得不亦樂乎，甚至感激涕零，但仔細想想，這類「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的假設在邏輯上就不成立。有些事就是這樣奇怪的，距離產生美感，親近生出厭倦。有了陪伴就不會想念，產生想念是因為沒了陪伴，想念和陪伴不可得兼，徹悟永遠滯後於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