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看見什麼‘我們’啊，」我說，「只有一個愛管閒事的老蠢蛋，假如他還有屁股，應該往他屁股上踢幾腳。」
「德文，你這是在恫嚇我，」埃弗裡特說，「我也許該重新開啟這部攝像機，錄製一些額外的控罪證據。」
「我也許會搶過攝像機，把它插到你的屁眼裡。你女兒花我從這兒賺到的鈔票的時候，倒沒什麼問題嘛。」
「德文，有什麼麻煩嗎？」休伯特從吧檯邊走過來，招呼道。
「這個男人為《國家地理》工作，」我告訴休伯特，「他們在錄製一檔關於原始社會的節目，宣稱像我們這樣的人是猿猴進化到人類的過程中遺失的一環。」
「他在撒謊。」埃弗裡特注視著休伯特的球棒，急忙辯解。
「這還只是帶子的一部分，」我說，「這個混蛋還打算將《國家地理》不要的部分賣給‘道德多數派’組織。他們要關掉這個地方，彷彿這家酒吧是個有毒垃圾場。」
「我們這兒不準錄影。」休伯特一邊說，一邊從埃弗裡特手裡搶過攝像機。
休伯特取出錄影帶，將帶子浸入他喝了一半的「終結者」。休伯特又划著一根火柴，點著錄影帶，將帶子扔到地板上。五秒鐘後，這盤帶子就變得像是一團黑色的「吉露」牌果凍。
埃弗裡特開始往門外走。
「德文，你永遠別想再見到我女兒。」他發出毒誓。
羅德尼從吧檯下面拿出了一個喇叭，宣佈說現在是一點四十五分了，想喝最後一杯的人最好現在就要。只有寥寥幾個人還要喝上一杯，大多數顧客現在要麼是身無分文，要麼是醉得不省人事。我想要在最後演奏斯蒂夫·厄爾supsmallid="filepos298588"/small/sup的《大夜班》和德懷特·尤卡姆supsmallid="filepos298736"/small/sup的《一千英里之外》，但那位在一攤嘔吐物上瞌睡了一小時的顧客突然抬起了腦袋。他從口袋裡摸索出一個打火機，將其點著。
「《自由鳥》。」他咕噥著，重新將腦袋放回到那攤嘔吐物上。
我想，為什麼不呢。羅尼·範·贊特沒有加里·斯圖爾特、斯蒂夫·厄爾、德懷特·尤卡姆那樣的才華，但他把自己擁有的才能用到了極致。萊納德·斯蓋納德樂隊從未摒棄他們的南方音樂之根來獲得什麼「全國性影響力」，這使得他們的音樂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卻是坦誠和鋒利的。
於是，我從牛仔褲口袋裡掏出了滑棒，開始了大概是我一生裡第一百萬次的漫長獨奏。我彷彿進入了自動駕駛狀態，任由手指撥動吉他弦，思緒卻早已翱翔到別處。
幾顆腦袋從桌子上抬起，凝視著我。嘰嘰喳喳的交談停止了。彼此爭吵或者愛撫的愛侶也都停了下來。每當《自由鳥》奏起，總是這個樣子，彷彿範·贊特不知用什麼方法找到了一條進入他那些昏昏沉沉的族人內心的管道。不管真相是哪一種，總之顧客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彷彿在思考什麼。也許只是音樂緩緩升騰的力量。也許是一種對範·贊特的歌詞描繪出的那種自由的渴望，一種對人們放下負擔的需要的認可。也有可能，在有些時候，當你與音樂及歌詞產生聯絡，就足以讓你真實地感到擺脫枷鎖，自由翱翔於天際。
我演奏完《自由鳥》，羅德尼開啟酒吧裡的每一盞燈，甚至包括他在天花板上安裝的幾個「約翰·迪爾」牌拖拉機上拆下的遠光燈。場景酷似某部吸血鬼題材電影裡的最後一幕。人們開始嚎啕啜泣。他們蓋住眼睛，在桌子底下匍匐，最終拉著昏迷不醒的同伴，衝向房門，奔入外面的夜色（這是他們的目標）。
我的工作已經結束，但我沒有卸下電吉他，也沒有拔掉吉他音箱。相反，我彈奏起埃爾維斯·科斯特洛supsmallid="filepos301212"/small/sup的《等待世界末日》的前奏。科斯特洛曾經試圖成為第二個後期的佩裡·科莫supsmallid="filepos301420"/small/sup，可他的頭兩張專輯充滿了憤怒與悲傷。在妻子和孩子離開我的最初日子裡，我傾聽科斯特洛的音樂，這幫助了我。不是很有用，但至少有一點。
哈爾趴在鼓架上，已經睡著了，波波和那個身穿紫色工作服的胖女人一起走向門外。薩米依然躺在地上，所以我在獨奏。
我記不清所有的歌詞，所以除了副歌部分，其餘時間我像是在唸叨天外方言，可現在是西卡羅來納的凌晨兩點，許多事情都毫無意義。你所能做的，便是拿起吉他，然後演奏。這正是我此刻所做的事情。我現在彈奏著一些普通的吉他樂句，儘管算不上是一名歌手，可我使出了渾身解數，儘管「最後的機會」酒吧此刻已經人去屋空，那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將最初和現在合為一體，我提高了音量，空啤酒瓶被震下桌子，遠光燈一閃一閃，有如閃光燈一般，不管屋外的夜色中沉睡著何種狂獸，它會被我的樂聲喚醒，我已經準備好了，等待它的下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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