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我受邀參加一個家宴。走進廚房，主人的烤箱裡烤著小羊肉。頭一次見到玻璃罩下亮閃閃的烤箱，我無法移開自己的目光。光線使肉成為一個展品，灼熱的氣泡竄來竄去，呼吸著，然後一個個破滅。我看著散發褐色光澤的肉塊，像欣賞彩色電視機裡的風光片：陰霾的太陽下，是居住在羊肉脈岩裡的玻璃小動物。主人開啟玻璃門，一邊旋轉一邊說：「卡內蒂也是羅馬尼亞人。」「不，他是保加利亞人。」他說：「哦，是嗎，這幾個國家我總弄混。不過首都我還知道，保加利亞是索菲亞，羅馬尼亞是布達佩斯。」我說：「布達佩斯是匈牙利首都，羅馬尼亞首都是布加勒斯特。」肉在叉子上旋轉，在我的電影裡像一隻河蟹環抱風景。他之所以腦子亂，是因為他把盤子裡的肉放得亂七八糟。他關上玻璃門，說：「希望你會喜歡這肉的味道。你吃過羊肉嗎？」答案是肯定的。「在羅馬尼亞常吃羊肉，」我說，「羅馬尼亞的尼伯龍根之歌，我們的史詩，主題就是有關羊和牧羊人的。」「有意思。」他說。我更正他：「並不有意思。史詩的主題是欺騙，以及在恐懼時如何保持鎮定，還有痛苦和死亡。」

德語是我的母語。在德國，每個詞的意思我都知道，那是我早已熟稔於心的，但組成句子後我卻不一定明白。有時是因為我不瞭解一句話的背景，不知道對方的意圖。後來，我琢磨了一下「有意思」這個俏皮說法，我把它理解為後置從句了，其實那只是附加的一聲嘆息，並沒有實質內容。只是簡單的「啊，原來如此」或「哦」，而我卻理解為一個完整句，以為他們說「有意思」時表示感覺有趣。我以為每個說出的詞都在表達特定的內容，否則不必說出。我瞭解說話與沉默，但不瞭解這說出來的無內容的沉默。

我常常想起一個賣花的女人，她五十歲左右，我在她的花店買過兩次花。第二次光顧花店時，她從桶裡挑了最漂亮的金魚草（löwenmäulchen，直譯為獅子小口）以示謝意。她遲疑了一陣子，終於還是開口問：「您是哪裡鄉親？法國人？」我不大喜歡「鄉親」這個詞，所以我也遲疑了一下，我們之間是一段沉默的空白。我說：「不，我是羅馬尼亞人。」她說：「哦哦，沒關係。」她笑了一下，那笑容看起來彷彿她突然牙疼起來。她的話很和善，好像在說：這沒什麼，只是小口誤。她有些尷尬，不再抬頭看我，只盯著包裝好的花。她可能覺得高估了我。在我開口買「獅子小口」的時候，我就應該想到這點。隨我移民而來的德語中，在羅馬尼亞，這種花叫蛙鳴。我們村的方言乾脆就叫呱呱——蛙的叫聲。這裡用獅子與青蛙的大小來比較是不恰當的。德國德語中的獅子小口荒謬地高估了蛙嘴或呱呱，幾分鐘後我被以同樣的方式高估了。

在德國，人們總喜歡打聽我是哪兒來的。每次走進雜誌店、裁縫店、鞋店、麵包店、藥店，打過了招呼，告訴對方我要買什麼，售貨員去取貨，報價……然後，稍微喘口氣，就會問我：「您是哪兒人？」我把錢放到櫃檯上，在找零的間隙說：「羅馬尼亞人。」聽我用大段完整的句子把買東西的事說得十分清楚，在我離開時人們總不忘說一句：「您德語真好。」對此我不想置之不理，可又覺得沒什麼好說的，這讓我心跳加速，只想趕緊逃到大街上，以免太顯眼。可是走到門口時總出錯，該拉的門去推，該推的去拉，反倒更引人注目，顯得傻里傻氣。鞋匠和裁縫店門口都有個小鐘門鈴，它們彷彿在給我內心的想法譜曲，讓我的心跳在整個店裡唱響——德國的門鈴也會控制人。店裡常有別的顧客，也會對我側目而視。

逃到街上，想象著在我前後排隊的客人，都要向店主報一下自己是哪裡人，那會是怎樣一番場面。我腦子裡過地名，尋找著韻律：「您好我要咳嗽糖漿我來自魯路普。您好我要阿司匹林我是維也納人。您好我需要兩瓶紅酒來自施萊斯海姆。我要剃鬚刀片我是畢芬根人。」或者，在離店時說：「再見我的老家是莫爾菲登，我會再次將你的店門登。」編著編著，我不由得笑起來，但我知道這笑來得有點晚了，況且這小詩武器除了我自己誰也傷不著，以後也派不上用場。我在門鈴上撞出曲調，卻沒在身上撞出包來。我需要撞個包，就像鞋需要新的鞋底。

來德國十二年了，我發現人們說話時總喜歡這樣開頭：「在我們德國……」這常常會激起我的自衛心理，我挺直腰板說：「我不也在你們德國嗎？」這時，對方會睜大疑惑的眼睛，態度有所讓步，重複道：「但在我們德國不說bretzel，而說breezel（8形麵包）。第一個e要延長，第二個e要吞掉，明白嗎？其實這也沒什麼大不了，不過現在你瞭解了。」然後給我一個微笑，我想那意思是說：「無意冒犯。」緊接著一個問句：「ok？」我點點頭，出乎對方意料地說：「請給我來個laugenbrezel（8形鹼性麵包）。」「很棒嘛！」售貨員笑了，笑容一直延續到下一位買光棍包（一種硬殼長麵包）的顧客。我已經走上滾梯，他的「很棒(toll)」溜進我腦子裡，用它組成的詞我知道：狂犬病(tollwut)，顛茄(tollkirsche)，精神病院(tollhaus)，環形珊瑚島(atoll)，匹夫之勇(tollkühn)。有「toll」的詞聽上去很大度，甚至ajatolla聽起來也如此。類似的詞都像「8形鹼性麵包」一樣長，難道我每次都得跟售貨員說出麵包完整的名字？還有地鐵中的麵包廣告：「年輕的新娘在答應‘願意’時顧不上說話/因為她在忙著啃培西面包(paech-brot)。」我是不是應該告訴售貨員我多麼喜歡「培西面包」這個詞？培西面包以最簡潔的形式展示獨裁統治下人們的遭遇。我在受審時秘密警察總是提醒我：別忘了你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當時的我不可能知道，他對我的折磨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詞來描述，是柏林地鐵的麵包廣告提示了我，培西面包（pech-brot倒霉麵包），是為這種長時間的精神折磨找到的最精準的詞。「我吃過我的倒霉麵包了」，這句話與豪爾赫·森普倫的「家園即說出者」一樣驚人地清澄明晰。這句話對描寫獨裁專制太有用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因為森普倫吃了他的倒霉麵包，他才知道語言並非家園，而是，語言即說出的內容。」

那麼，下面這個事例說出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在信箱旁遇到女鄰居，我們一起拾級而上。她開始抱怨每天夜裡睡不好覺，因為她三歲的孩子總在夜裡兩三點鐘，抱著布娃娃上她屋裡來玩。「這真是恐怖，」她說，「恐怕羅馬尼亞的秘密警察也想不出比這更殘忍的辦法。」她是教歷史的。我是否應該告訴她，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可不想跟我玩什麼布娃娃。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政治和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呂特格斯(rüttgers)先生也作詩，叫作「要孩子不要印度人」，針對施羅德的客籍工人政策。施羅德主張招募印度人短期來德國工作，三五年後限期離開。初來德國時，公司可以為他們租賃汽車，直到他們買了自己的新車。印度人應該為被德國需要而深感榮幸。經過改良的印度人，在德國居留的三年中一定會經歷這些：在辦公室得到普遍認同；在「我們德國」8形麵包兩個e音發得不好時，店裡的人會為他耐心解釋；或許，在傍晚時分的地鐵和電車裡，或陽光明媚的加油站裡，在山中湖邊，或者隨便什麼地方，都會心慌慌的，因為他可能被德國光頭黨人宣佈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呂特格斯的韻律在與施羅德召喚客籍工人唱反調，儘管施羅德先生明確規定了客人應該打包離開的時間。但呂特格斯先生知道：我們德國是有先例的。客籍工人的共同特點是喜歡放棄休息，在非工作時間打工賺錢。此外，招募他們是為了工作，但工作之餘他們也要生活，會為了長期居留而努力，建立家庭，留在德國，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還是印度人，起碼是一半的印度人。要發好brezel的e音，把第一個拖長，第二個吞掉，不是一代人能解決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土耳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國政治家的一體化政策，並沒有使土耳其少數民族在這個國家得到承認。多年以來，土耳其人在這裡還是外國人，寬厚些的德語禮貌地稱他們為「準公民」，對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人的不滿還算有所剋制。我曾經解剖過「準公民」這個詞。羅馬尼亞把匈牙利、德國、塞爾維亞少數民族稱為「共居民族」，這些民族在羅馬尼亞有幾百年的歷史，有的甚至比羅馬尼亞人的歷史還要長。儘管我的家族在這裡生活了三百多年，但和其他非羅馬尼亞人一樣，永遠只是「德裔少數民族」，是生在羅馬尼亞人家鄉的客人。秘密警察審問時提醒我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實在可笑，因為我們家曾擁有很多土地，我外公本是大糧商，但他所有的財富都被國家沒收了。現在，秘密警察卻以這個國家的名義來質詢我。我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因為我的家庭被國家以法律的名義打劫了，作為「共居者」，成為羅馬尼亞式好客遊戲的皮球。三百年之後仍為客，這的確要歸功於羅馬尼亞。德國之於土耳其人也是一樣，只不過在德國少了一層主義的刁難。

鑑於德國土耳其人的例子，我們可以就印度人建議如下：對德國來說最好的是虛擬印度人，這個詞當今可是很時尚。也許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產一種「拓麻歌子-虛擬印度人」，裝在大紙箱裡發貨。使用說明書可以這樣寫：八小時之外不存在，下班後需餵養；冷藏儲存；對工作充滿熱情，無須顧慮家庭生活。

德國自1945年以來就開始致力於「正常化」，以幫助戰後一代能直面納粹災難。卻從未奏效過。東西德合併後更是加快了正常化步伐，希望東西德人民平等相處，儘快消除極權統治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即便東德鄉村的最後一條土街也鋪上了柏油路，四十年管控的痕跡依然不會消失。可以正常化的是，西德人對新來的東德兄弟的德語腔不能說「在我們德國」；可以正常化的是，這種口音在買阿司匹林片時不用非得說他來自哪裡，在買麵包時也不必非得練習延長的e和吞掉的e。呂特格斯除了上面提到的詩作之外，也和其他政客一樣討論外國人融入的問題。為了支援他的意圖，我嘗試給他提個建議，一個一句話的一體化計劃書，叫作「外鄉口音融入德國8形麵包的一體化」。這份計劃書很具體，我認識相當多的人也許第一次相信，呂特格斯先生這回說的，也是他準備做的。

文學界也在致力於一體化。一些文學評論家表達了對於整個德國主題的小說的期待，而不是之前單純的邊緣化文學。他們堅持當代，好在德國題材的當代很有彈性，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以多年前的德國大事為題材的小說，不論戰後、經濟奇蹟還是六八年題材，都不會被文學批評譴責題材太過老舊。因為東西德原本就同屬一個國家，人們現在閱讀時願意認同這種關聯。像我這樣的來自另一個國度的作家，雖然用德語寫作，題材卻不是德國本土的。對文學批評界來說，十二年前的歷史就已經是陳舊了十年的過去，我的每本書都遇到過這種情況：文學批評家比8形麵包和阿司匹林售貨員的表達方式更為複雜，但他們的用意是一樣的。他們也想在我的作品中聽到當地口音，建議我停止對過去的訴說，寫點德國的事。他們和多數人一樣，認為只有對當下有足夠的瞭解，才能化解過去。吃飯的時候要看著德國麵包，好忘記倒霉麵包。如果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願以償。我越觀察德國，現在就越是與過去聯絡在一起，我沒有選擇，我的書桌不是鞋店。有時我很想大聲質問：你們瞭解什麼是受傷嗎？我從羅馬尼亞走出來已經很久了，但沒有走出獨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蕪，獨裁統治的遺產總是變換方式閃現眼前。東德人對此無話可說，西德人也已經聽夠了，但這個主題還是讓我欲罷不能。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否則我不需要寫作。在這一點上，德國的麵包廣告倒是和我很一致：「年輕的新娘在答應‘願意’時顧不上說話/因為她在忙著啃倒霉麵包。」

另：倒霉麵包pech在廣告中的寫法是paech，但，借用賣花女人的話，「這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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