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國後，常聽人說某某某「島熟」了，意思是說他或她就要去島上度假，是旅遊者的島之樂。

組成「島之樂」的兩個詞，對我來說是兩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馬。「島」與「樂」格格不入。我在獨裁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生活了三十年，每個人相對別人來說都是一個島，國家是個大島——一片對外隔絕、對內嚴格監控的疆域。在國家的廣闊島嶼上，遍佈著許許多多的個人小島。二者在制約中疊合，兩個彼此制約的事實，只需一個，而且是其中任意一個，就能打破這種關係。

在家裡，我們彼此之間也互為島嶼。我的童年，是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時期，在一個遠離城市卻沒有遠離政治，沒有一條柏油路的偏遠村莊度過的。三四個幹部統管著這裡所有的人，所有的東西。他們剛剛完成學業，從城市來到這窮鄉僻壤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們的工作就是威脅、審訊和拘捕。村裡有405戶人家，約1500人，大家都在恐懼中度日，沒人敢隨便吭一聲。還是孩子的我，雖然不瞭解大家怕的是什麼，那種恐懼的感覺卻深入骨髓。我們家每個人都曾有過悲慘的經歷：外祖父母作為「剝削階級」，被剝奪了田產和雜貨店。當地曾名噪一時的首富，一夜之間連理髮的錢都付不起了。他們的兒子死在戰場上，他們的女兒、我的母親，被流放到蘇聯勞動營整整五年，在飢寒交迫中歷盡生死考驗。我父親雖然從戰場上活著回來了，卻整日泡在酒精裡無法自拔，天天喝到雙膝發軟舌頭打轉兒。母親將自己投入無盡的勞作，試圖在身體的極度疲乏中忘掉痛苦。外公做家務時總是嘟嘟囔囔，外婆沒完沒了嘮叨著她的經文……我對一切懵懵懂懂，只感受著這無言的沉默的廢墟，一個人到處遊蕩，希望能離開他們，也離開自己。在沒人看得見我的時候，大聲自言自語。我從小就瞭解島之痛，它是家裡和村子一切不幸的源頭。和我們相鄰的是兩個羅馬尼亞村，一個斯洛伐克村和一個匈牙利村。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節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服飾，自成一體。德國村的村民要為希特勒的罪行承擔責任，雖然戰爭期間他們只是孩子或半大孩子，有的甚至還沒有出生。村頭碧綠的山谷，在我眼中有時也是孤島。獨自放牛時，望著合為一體的天空和草地，我可憐的皮膚感受著風景的無邊無際。景色之美成為一種威脅，像一隻有擺的鐘，把自己的嘀嗒聲吃進肚子裡，把我從草地抬進踉踉蹌蹌的蔚藍，從高處扔出去，或者按進草地下被踩得結結實實的墓地的漆黑，再扔出去。

我們這支德國少數族裔被視作納粹德國佬的孤島。我們自認沒有過錯，卻不得不忍受來自羅馬尼亞人的懲罰。羅馬尼亞人和安東內斯庫一樣不也曾是希特勒的盟友？和所有農人一樣，我們本來就天性寡言，在這段「歷史」的打擊下變得更加沉默。我們表面恭順，無條件地在國家的——不久前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耕地上勞作，內心卻自視高貴，遠離所有與社會主義相關聯的詞彙。偶爾，大家喝酒時唱一曲納粹軍歌助興，不去顧慮這和希特勒有什麼牽連，由此產生的恐懼更激發了他們傳承民風習俗、弘揚種族傳統的鬥志。他們在歡快的氣氛中保持謹慎，卻不屈從於謹慎。不，這不是什麼島之樂，只是誇張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恐懼，拒絕他人剝奪我們這「一小撮」的根本——「德意志民族性」，用自己的精明強幹讓其他人種相形見絀。是的，作為孩子，我屬於他們，是他們島之痛的一小塊，繼承了他們身上的一切特質：在國家面前，我是個膽戰心驚的納粹小德國佬，內心卻十分自負，「我們」德國人就是比其他人種強。儘管這第二種心理，在我獨處的時候毫無用處，不論黑暗中躺在床上，還是在巨大的翠綠山谷中放牛時。這種巴納特施瓦本的優勢心態與國家刁難之間甚至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正因為我們是優等民族，我們註定要飽受磨難，這是家庭教育告訴我的。巴納特有一套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意識形態，使我們面對強加的恥辱能夠保持平和的心態。但具體到每人的生活，具體到我們的每一天，每個小時，每一分鐘，具體到村莊的街道和山谷，卻沒有絲毫意義。我從小就意識到這一點，卻沒敢深想。雖然我更願意與他人分享，孩子總歸希望自己能屬於一個家，屬於一個村莊，需要依賴有些「永恆」意味的東西，但我還是從「我們」中脫離出來。我在渴望歸屬中越來越疲憊，發現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對自己感到疲倦，用埋頭苦幹遏制內心思想，應對黨員幹部的警覺，同時將優秀的「我們德國人」展示給外人。我本能地，因而不可避免地，從裡到外都不屬於他們，但我不會公開承認，也不去想這其中的原由，估計大家都一樣，只要不是從我身上看出來就行。上帝為我們人類發明的最好的東西就是頭骨——厚實，無法穿透。這個擁有三百多年傳統禮儀和風俗，捍衛集體榮譽，為維護大我可以犧牲小我的村莊，是我無法理解的。孤獨橫穿日子，讓生活中的一切變得毫無意義，那是我自己的疏忽和失敗。

這些年不自覺中形成的模式，在我十五歲進城上高中之後依然延續。我至今不清楚這種模式的再確認讓人更輕鬆還是更沉重。在城裡，鄉村孩子是城市孩子中間的孤島。我上的是德語中學，大部分學生來自羅馬尼亞的精英階層，衣著考究、思維敏捷、才華橫溢。他們蔑視鄉下人：這些可憐的蠢才也想有所造詣？他們嘲笑我就等於在嘲笑全村人。我痛苦地發現，村裡「精英」們的自視甚高終了只是自以為是的幻覺，他們的理念在三十公里外的城市全部變成一文不值的廢話。城裡人很機敏，身體和舌頭都會諂媚，愛乾淨，學習勤奮。我不明白為什麼家裡人總說羅馬尼亞人又髒又懶。不過，他們有一點是對的：對幹部們要多加小心。他們不費力氣就能成為班上的監督者，天生適合做黨務工作、主持會議。他們出身好，擁戴國家，在家裡，父母同樣身體力行地教育他們自己高人一等，只不過他們的高人一等是國家認可的。他們自有一套邏輯：國家精英不僅要自身出類拔萃，在國家的質疑物件面前更要表現得優秀。

校外，在城市的街道上，對可憐的皮膚來說，一切仍舊太大，只不過方式不同。我開始想家。後來，讀到有關鄉村現象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書籍，我彷彿看見自己的村子成了個被鬼魅地移出世界的箱子，矗立在玻璃幕牆後，盛滿冷酷而僵化的人。我不和幹部子弟來往，但我想成為普通的城裡人，成為那些成千上萬遊走在商店、公園、電車上的人們中的一員。我在柏油路結實的島嶼上認出許多四處遊蕩的孤島，監督下的城市的島之痛天天寫在他們臉上。我看著警察們大肆搜捕，當眾把人押走；小偷被抓後大頭照掛在商店門口的櫥窗裡向眾人展示，他們的臉因恐懼而扭曲。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公園小路旁展示的模範工人和社會主義英雄人物的假笑。我看著馬路上或年輕或年老的屍體躺在塵土中，行人無動於衷地經過；我看著國家葬禮上的排場，絲絨裝飾的卡車上敞開的棺木，和圍觀的人群玻璃般好奇的眼睛。他們的目光充滿對一個下流傢伙死後還要講排場的厭惡，摻雜著難以抑制的嫉妒和自己享受不到的遺憾。但沒有人敢於流露他們的鄙視和嫉妒，因為人流中總有注視你的眼睛，頭腦需時刻警醒，半句話都可能多餘，一個欠考量的詞或許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舌頭的失誤被監視者抓住，你未來的生活可能會急轉直下，過去的生活也要一起拿來清算。於是，每個人被迫成為孤島，猜疑成為基本情緒，無時無處不在。每個人都是一個四處遊蕩的秘密，盛滿了禁忌。是不假思索地直接說出，還是把一切藏在心裡，怎麼做更明智，這是普通人見面時，首先要思量的，像黑夜和白天一樣自然。每個人都清楚，他們心中的所想是大忌，不能被對方發現，永遠不要用詞語或行動去證明天下大白的事物。羅馬尼亞偉大的超現實主義作家蓋魯·瑙姆(gellunaum)在他的作品《齊諾比亞》中寫道：「……對某些事，必須保持沉默……別人就他們的能力能理解多少是多少，每個人說出的比他知道的要少，理解的比他聽到的要多。他理解了的別人不會對他說，因為他無法理解他聽的，如此種種……」

精英階層——那些經濟領域及黨政、部隊的幹部，安全人員，警察——是另外的孤島。他們生活在國中之國，有專屬的住宅區、商店、醫院、餐廳、獵場和度假勝地。和普通百姓相比，他們的生活就是島之樂了。但滿足是有限的，因為他們得想辦法讓老百姓保持沉默和害怕，這需要有策略的、成效卓著的工作。不同等級之間的差異是普遍現象，但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就會招致大眾的深惡痛絕。只有地位等同的人才可能享受特權，但他們之間既是同伴又是對手。和我們德語村一樣，他們也把維護自己的島嶼看作一種責任，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更好的我們。他們也需要歸屬感，一切都屬於精英小集團。他們是使民眾大島群感到害怕的小島群，要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力，必須服從其意識形態規範。他們雖然高高在上，卻隨時可能倒臺，其地位、優勢、物質保障、生活方式可能一夜間喪失殆盡，連同整個派系一起跌入平常百姓悲慘的生活中。到那時沒有人會同情他們，普通人只會遠遠地幸災樂禍地看著那些沒落的高官。

一個靠武器和獵狗維持邊境的國家，就是一座孤島。人們隨身攜帶的秘密之一就是逃跑的想法。他們心裡沒有島之樂，只有逃離的願望，不論代價多大，都要遠離島嶼。既然別無他法，就只能拿生命冒險。與匈牙利的綠色邊界以及與斯洛伐克接壤的多瑙河強烈地吸引著人們。他們將理性扔到腳下，不論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流傳，大逃亡依然不斷上演。綠色的邊境線上，在收穫小麥的季節，收割機之間能看到被擊斃或是被獵狗撕碎的屍體，多數屍體上既有槍眼又有犬的齒印。多瑙河上漂浮的殘肢，屬於被船隻追趕的逃跑者，身體被船槳絞碎。然而，逃跑的願望卻越來越強烈，上升到一種歇斯底里。對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的厭倦，變成一種病態的希望，希望通過冒險在陌生的地方創造全新的生活。逃跑意識成為伴隨日常生活的本能，人們把自己的國家看成臨時居住地，早晚能逃出去的信念成為他們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這造就了大量的機會主義者。一方面，在事情搞定之前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事業有成：爬得越高，機會越大。利用別人對自己的依賴和影響力，利用對下級的壓迫去諂媚和賄賂上級。很多幹部都用「上臺」作偽裝準備逃亡，他們最終能夠定居國外並非偶然，是長期努力的結果。他們自嘲地告訴別人，外逃是他們人生最大的奢侈，他們都曾是「具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的人。眾多高官逃跑後恐怕得重新定義政治覺悟這個概念了：社會主義覺悟的最高發展形式就是逃往資本主義。高幹的外逃和普通老百姓絕望的逃亡不能同日而語，那是一種保險的交易，死亡風險為零。雖然大眾沒有這樣的幸運，雖然逃離之前自由從未真正屬於過他們，但是，看到高官與國家統治者背道而馳，他們還是會在一旁幸災樂禍。

每次坐火車從蒂莫什瓦到布加勒斯特，他國作為一種生活前景帶來的巨大吸引力，會由朦朧漸漸變為清晰具體的畫面。有一段路途，火車緊貼多瑙河，幾乎是挨著邊界行駛。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少，包括身著制服的軍官和警察，都來到走廊向外注目。大家被催眠了一般，彷彿在集體瞭望他們的未來，彷彿冷漠的多瑙河是一個流動的、適合每個人的逃跑預言。所有人站在那兒一動不動，肅穆的氛圍如教堂一般。寬闊的、左右搖擺的河流，不時現出幾處狹窄的水面，肉眼看上去完全可以游過去。對面是南斯拉夫，是通往西方的中轉地。我們能看到村莊，能看到樹木在那裡招搖，彷彿在揮手召喚人們。誰都不敢看別人的臉，皮膚不真實地緊繃著，像塗了層蠟，或是被凍住一般閃著微光。做夢的感覺緊緊攫住每個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逃，可是怎麼逃？每個人懷著同樣的心思，讓車輪的轟隆聲一度聽起來像：「我要離開這兒，我要離開這兒。」不斷地重複。多瑙河畔，車輪在鐵軌上清晰地唱出它們的壓抑，讓人直想叫它們閉嘴，因為站在車廂的旅客就像被逮住的合唱團。過了多瑙河，所有人又默默回到車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回到他們的現實生活中。

我又一次經驗了島之樂的反面——島之痛，其實我就沒有離開過它。說到「幸」，我要探討一下「幸福」與「幸運」，兩者不僅不同甚至含義完全相反。「幸運」，是等待中最壞的事沒有發生，是因為「幸福」根本不可能。「幸福」是持續的狀態，是一段平坦的路面，是內心的承載，是一種感情定義，它基於自身巨大的奉獻。「幸運」是一時的、外在的，與感情無關，常常來自無法解釋的偶然。「幸運」的發生如同打響指一般飛快，人們往往在事後才反應過來，有可能是一會兒之後，也可能是幾年之後。當人們追溯往事，才發現自己當時竟毫無察覺。一旦意識到自己剛才「如此幸運」，人們會體驗到一種強烈的幸福感，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幸福」的反面，因為它是無恥的、放肆的、從生活的外在設計中逃離的幸福。尖銳的幸福感令人眩暈，狂野地穿過身體，須立刻發洩出去，因為它無法淹沒外在的目標。當外在目標將它覆蓋並重新沒收前，它會自己停下。

儘管身處悲慘境地，「島之樂」依然是一種私人的幸福，一種個人有意識的「大腦幸福」。它是可以通過理性創造的幸福方式，可以通過書本知識量身定做。但是，如果從書本上生搬硬套，對個人痛苦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助益。我有很多親近的朋友，我們經常一起閱讀、討論，用讀過的書對照我們的生活。我們在通俗書籍中，在那些樸實的描述、詳盡的分析和客觀的評論中查對我們自己的悲慘生活，在詩歌和小說充滿詩情畫意的語言中見證這些悲慘之處。兩種讀書方式都為我們帶來精神支援，因為它印證了我們的處境，使我們不再孤獨沉默。書並不能改變什麼，它只是告訴我們，如果無法為自己創造幸福是一種什麼狀態。這就足夠了，我沒有指望一本書能帶給我們更多。如果理性創造的「頭腦幸福」無法令人幸福，其中沒有「島之樂」，那它指的就是「心靈幸福」。但我們稱之為「心靈之物」的東西並不在頭腦中。那些勞碌的，還有那些被毀掉的人們能否將他們所依賴的親密關係儲存完好？愛不是他鄉，它就在腳下和頭上，天天要面對的周圍的一切。愛可以讓我們更加珍惜自己一點，在監督國度的被忽視與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並非一無是處。也正因如此，愛成為自由缺乏症的替代療法。我沒見過哪個國家的人們會對愛如此飢渴。我工作過的工廠和學校，無論哪個階層，到處是婚外關係，男人女人像磁鐵一樣彼此吸引，工作崗位的艱辛使他們對任何環境都能處之泰然，在工廠的某個隱秘骯髒的角落體驗被愛的快樂，能讓流水線上或寫字檯邊的痛苦變得可以忍受。結果是，這裡的男女關係中充斥著謊言、詭計、偽善和自我譴責，家庭暴力、婚姻破裂和被遺棄在鐵軌上的孩子，比任何國家都多。擁有疲憊神經的人是無法獲得「心靈幸福」的。

「島之樂」中還有作為風景的島，島之樂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和諧。但我的經歷告訴我：風景無法脫離國家，它獨自存在是不能通行的美，殘破的神經無法適應。風景冷漠地站在那裡，無所謂人類身上發生的一切。它是停火狀態，是避開了繁忙時光的靜穆，是長著綠色牙齒的渾然不覺，它只需要自己就夠了。過度緊張的神經無法承受美的出其不意。風景成為存在閃亮的上演，是所有恐怖的全景畫面，是被剝奪的理所當然的加倍。如果柏油馬路上沒有出路，風景在人們的感知中就是一種傲慢的物質，佔盡時間的優越：遠古的石頭，永恆的水流，花葉與青草無盡的輪迴。它們全都沒有記憶，對過去和未來沒有任何思慮。美麗的詞「blattnerv」（葉脈，葉子-神經）不是人的神經，「blattader」（葉脈，葉子-脈搏）也不是太陽穴或頸靜脈。要追尋「島之樂」，就必須放棄對它們的思考。

要獲得「島之樂」就必須信任島嶼。如果一個正常人走來，島嶼只會待在自己的地界，靜靜等待人們對它發出讚歎。如果人走來時已經慢性恍惚，島嶼就會介入，親自動手，在非麻醉狀態下對人進行解剖。人必須反抗，否則它會毫無顧忌地將自己注入人體，讓人更加支離破碎，將人島嶼化。在與島的激戰中，人總是敗下陣來。

西方的文學圈流行一種民意調查，有雜誌每隔幾年就會組織一次，目的在於判斷一個作家在其他作家心目中的重要性。問卷的問題是：「如果您得一個人去島上度假，您會帶哪幾本書？」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幼稚得可以。如果我得去島上度假，那我沒有選擇，我不能帶任何我喜歡的書，因為每本都是被禁的。是的，或許正是因為我喜歡這些書，沒有把內容銘記在心，就得去島上。上島是書帶來的懲罰。如果我不是得上島，而是因為我想去，任何時候只要情願就可以離開它，隨自己心意來與去，想帶什麼書帶什麼書；或者待在島上，讓別人把書寄來，那則另當別論。西方知識分子說起「島」時，聞到的是自由的香水味，島是法律和規範被廢之地。加之還可以讀一本好書，簡直就是自由意志的巔峰。當然，人們不只會帶好書上島，順便也會帶上好衣服，好化妝品，好食品，還有一個好的健康，以及預防疾病的好藥。

為什麼從未體驗過壓制的西方雜誌，需要這沒頭腦的顛覆之癢，只為讓自己的問卷更吸引人。他們當然知道，歷史上曾經有過安置瘟疫和麻風病人的島，過去和現在都有關押犯人的島，納爾遜·曼德拉就曾被關在島上，庫爾德工人黨領袖阿卜杜拉·厄賈蘭也曾是某監獄島上的唯一居民。統治者認為水的防禦效果不錯，常常把它當作隔離帶。儘管如此，對西方知識分子來說，「得上島」還是充滿了個人自由，他們既不被島也不被得所激惱，他們用一個以非自由為前提的句子來追問自由的選擇。他們腦子裡裝滿了書，沒有一本讓他們對非自由有點滴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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