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統治下的國家，人們的很多的時間都是在開會中打發掉的。開會時可以看出管控下的羅馬尼亞社會大家說話的方式，或許獨裁統治社會都是一樣的。講話時，所有真實的東西，每個人特有的氣息和細微動作全都消失殆盡。我看到和聽到的都是可以互換的角色，他們離開自我，為了功成名就，走進政治角色的機械動作中。在羅馬尼亞，整個意識形態都是對齊奧塞斯庫的個人崇拜。和我小的時候，鄉村教師想把對上帝的敬畏植入我大腦一樣，幹部們不斷宣揚他們的主義：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裡。他無邊無際，無所不在。獨裁者上萬個雕像遍佈全國，配合他的講話對人們潛移默化著，長達幾小時的演講通過廣播和電視，使他的聲音成為空中的控制。每個公民熟悉這聲音就像熟悉掠過的風，飄下的雨，也熟悉他講話的風格、手勢以及額上的捲髮、眼睛、鼻子和嘴。同樣的內容翻來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樣熟稔於心。但只靠重複還不能保證人們對獨裁者的認可，於是，幹部們在公開場合竭力效仿他的姿態。齊奧塞斯庫只上了四年小學，略微複雜的內容和簡單語法對他來說都是障礙，加上先天的缺陷——在母音間切換或兩個子音快速相連時會大舌頭——使他說話時像是在咕噥。他試著把音節劃分成更小的音節，說起話來像狗叫，同時不停地做手勢轉移人們的視線。可以想見，模仿這樣的表達，對羅馬尼亞的語言來說是多麼可悲又可笑。
那時我常說，這個國家的年輕幹部是最老的。因為他們模仿獨裁者時毫不費力，比年長的人更加惟妙惟肖。當然，這是他們事業剛起步時必備的技能。後來，當了幾天幼兒園教師，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們其實是在扮演自己，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
我在幼兒園上了兩個星期班，發現五歲的孩子就開始模仿「領袖」，痴迷於頌歌。我因「個性太強」，不主動適應集體，缺乏覺悟，被工廠和幾個學校開除了。失業一段時間後，來到這家幼兒園。當時開園已經很久了，有個老師患了黃疸病，需要康復一段時間，讓我去代課。我接到通知時心想，幼兒園應該還好，這個國家的孩子應該還擁有童年，不至於像學校被意識形態空洞而穩定的破壞力影響到，那裡肯定還有積木、娃娃和舞蹈之類。我接受這個職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已經一文不名，每個月還得支付債務和房租。就我的情況，誰都不能指望我長期租房——不堪秘密警察的威脅，房東最後都會選擇把我扔到大街上。我靠我母親——一個公社社員——在地裡的辛苦勞動所得維持生計。
上班第一天，園長帶我來到班上。一踏進教室，她就略顯神秘地對孩子們說：「頌歌。」孩子們自動站成半圓，雙手筆直地放在大腿兩側，伸長脖子，眼睛望向天花板。他們從小桌邊跳起來時還是孩子，站成半圓唱歌時就變成了士兵。與其說他們在唱歌，不如說是在吼，在叫，重點是聲音的亮度和身體姿態。頌歌很長，近年來增加到了七段。我失業已經很長時間，對新加的段落完全不瞭解。全部唱完後，半圓解散，筆直站立計程車兵又成為歡鬧尖叫的淘氣孩子。園長從書架上取下一截棍子，對我說：「這個可不能缺。」然後把四個孩子叫過來，咬著耳朵對我說，這幾個是孩子重點關照物件，並逐一介紹了他們家長的職位，其中一個竟是黨總書記的孫子。她說，對他尤其要上心，他聽不得反面意見，挑了事也要偏袒他一些。交代完之後，園長讓我和孩子們單獨待在一起。書架上有十根棍子，鉛筆一樣粗細、尺子那麼長的樹枝。其中三根是斷的。
那天，外面下起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鵝毛大雪，一個冬天都沒有融化。我問孩子們想唱哪首冬天的歌，他們說不會。我又問夏天的歌，他們還是搖頭。春天的？秋天的？結果都一樣。終於有個男孩建議唱一首採花歌，歌裡有青草地，也就是一首夏天的歌了。孩子們對這種分類顯然很不習慣。唱著唱著，第一段描寫夏天的情景過後，第二段就成了領袖崇拜，最美的紅花獻給最敬愛的領袖，第三段，領袖高興地笑著，因為他是所有孩子們最好的領袖。
第一段關於草地、青草、採花的描寫，孩子們的小腦袋根本沒有理解。從第一句歌詞開始，歌聲就充滿了狂熱，這狂熱驅趕著他們快快地跑，他們越唱越高，越唱越尖，越唱越快，越來越接近獻花和領袖的微笑。這首歌雖然容忍了一段夏日景色，卻禁止人們去想象風景，只起到了起頭的作用。同樣，它也封鎖了對敬獻的理解，因為它需要唱歌的人精神缺席，要牢牢控制幼兒園裡的一切。齊奧塞斯庫雖然經常把孩子抱在懷裡，但這些被抱的孩子前幾天都被置於醫生的嚴格檢疫之下，以防把病菌傳染給他。
我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唱過的幾首冬之歌，最簡單的一首是「小雪花，小白裙」。我開始教他們唱，給他們解釋歌詞大意，讓他們凝神想象雪在城市緩緩落下的情景。一張張稚嫩的小臉默默地看著我。聽覺與視覺對詩意畫面的欣賞，即便有時讓人害怕，令人傷感，卻依然能帶給我們庇護和力量。但這些體驗全部遠離了孩子。每個人眼中飄落的雪花應該有不同的美，在這個國家卻不能成為主題。國家已經游離於感情歷史之外，像「小白裙」「住在雲中」這樣形象化的語言，禁止灌輸到孩子們的腦袋裡。雪之歌對這些幼年就已踏上歧途的孩子來說，太過安靜。他們的感情衝動需要在立正和吼叫中體現。文明社會對個性的培養，從個體出發去理解自身及周圍的事物，在這裡不存在。這正是國家所需要的——軟弱性格的培養要在皮膚還稚嫩的時候開始。將來要想克服自己的軟弱，唯一的辦法就是巴結權勢，否定自我，委曲求全，惟其如此才有機會。無須逃避的自我意識，不是這個國家所需要的。
我在幼兒園上班的第一天，就讓孩子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穿好鞋，到院子裡去看雪。園長聽到衣帽間的吵鬧聲，從她辦公室跑出來問情況。我說，是為了一首雪花之歌，在教室裡講不好理解。結果，半小時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教室。「你究竟在幹什麼？！」她朝我喊道，「這首歌大綱上根本沒有。」我們只好在教室裡玩耍、休息、吃飯，然後唱歌。
第二天早上，我提的第一個問題是，有誰留意過大片大片的雪花「住在雲中」。我自己也曾經是個孩子，曾仔細觀察過。上班路上，為了給自己打氣，我還在心裡默唱了一遍。我有些尷尬地問他們，是否還記得昨天唱的歌，這時一個男孩說：「老師，我們應該先唱頌歌。」我問：「是你們想唱呢還是必須唱？」孩子們齊聲喊道：「我們想唱。」我只好讓步，那就唱頌歌吧。和前一天一樣，他們迅速站成半圓，手壓在大腿上，伸長脖子，眼睛向上，唱啊唱啊，直到我說：「好了，現在我們來試試雪之歌。」一個女孩兒說：「老師，我們得把頌歌唱完。」再問他們是否願意已經毫無意義了，我只說：「好吧，把它唱完。」他們把剩下的段落唱完，半圓解散。所有人坐回桌邊，只有一個男孩走到我身邊，盯著我的臉，問：「老師，為什麼你沒有和我們一起唱。別的老師總是和我們一起唱頌歌。」我微笑著說：「如果我和你們一起唱，就聽不出你們唱得對不對了。」我算走運，小衛士對我的回答沒有思想準備，其實我自己也沒有。他跑回小桌邊。他不屬於班裡那四個高幹子弟。一瞬間我對自己及時編造的謊言很得意，但是，迫不得已這麼做的原因，卻讓我一整天不得安寧。
每天早晨我都不情願去上班，孩子們時時刻刻的監督讓我提不起興致。我很清楚，五歲的孩童只想唱頌歌不可能是出於天性，他們的本能應該更喜歡雪花之歌，而不是筆直地站在那兒吼叫。客觀上不應該給三歲幼兒灌輸任何個人的東西，但主觀上他們有這個潛質。到了五歲，主觀的也不行了，已經為時太晚。這一點一天比一天更清晰地擺在我眼前。對人類本質的濫用在內視，在貪婪地延續。毀滅在幼年業已完成。
以上只是事實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有關棍子的。所有孩子，除了那幾個得到特殊禮遇的高幹子弟，一旦我走近他們，無論什麼原因，一個個都縮起脖子。我並沒有拿棍子，但他們對捱打已習以為常，因恐懼而扭曲的臉乜斜著我，似乎在祈求：「別打，求你別打。」而離我遠一點的孩子則喊著：「這回輪到你了，輪到你了！」
我從沒用過棍子，結果呢，要想讓他們聽我說話，解釋和喊叫都沒用，他們連五分鐘的安靜都保持不了。這一點也為時已晚。用正常聲調，無論什麼樣的語氣，都無法達到溝通和傳達的效果。令人昏睡的空洞的說教只能配合棍子來完成。
這些孩子有時逼著我滿足他們被毆打的需要，好像不捱打就是被拋棄，讓他們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空虛狀態。棍棒下的哭泣是他們唯一能感覺到為人的方式，將他們從集體中突顯出來。
經過其他教室半掩的門，我常常聽到裡面傳出棍子抽打、斷裂和孩子哭泣的聲音。在視棍棒為家常便飯的園長和同事們看來，我很不夠格。或許，在需要哭泣的孩子們眼中我更不夠格，甚至是無能的。我真不願意，也確實沒有能力，拿起棍子。
我也越來越不能勝任自己。既不能和別人一樣，又無法回到從前的自己——衝突無法解決。兩週後，我辭職了。
大腦直覺產生的文字，我們自然而然地援引並說出它們，其實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們可以通過學習獲得，也可以被阻隔。獨裁統治下的社會，它在孩子們的教育中被阻隔。在成人世界，它在記憶中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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