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故鄉的人,
屬於思鄉狗。
頭上長出長長的草,
臉上是夜班公交車的眼。
每張嘴吹出陌生的麵包。
早熟的蘋果身披灰色羽毛,
晚時的布穀鳥露出火紅的頰。
以上文字首先要證明的,是陌生的目光。從另外一個國度來到德國,陌生的眼睛來到陌生地,因此產生了陌生的目光。很多人會滿意這種說法,除我之外。因為移居並不能成為陌生目光的理由。陌生的目光是從我的出生地,從我瞭如指掌的地方帶來的。怎樣在熟悉的事物當中獲得陌生的目光,我用日常生活中簡單的事例來說明:
我在村裡有很多年騎腳踏車的歷史。騎車穿過菸草地和果園,去到河谷或森林邊,一個人漫無目的地騎行,是我十分喜愛的活動,這樣能看到與步行時不一樣的景色。土地在輪下流轉,眼睛的高度是不停旋轉的一條風景帶。我十五歲進城,生活了五年的城市,也能讓我感到路的流轉和如帶的風景。考慮良久,我買了一輛腳踏車。如果不是審問者突兀的一句話讓我猶豫了一陣,我可能早就買了。他在我完全沒有準備的時候冒一句:「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呀。」買完車的第五天,一輛卡車朝我開來,把我拋到空中。幸好只是肋骨上有點擦傷。兩天後我被傳喚的時候,審我的人又突然來了一句:「是啊,是啊,的確會有交通事故的。」第二天我把腳踏車送朋友了,我沒告訴她為什麼,只說我不想要了。再一天我去髮廊。人在鏡子前還未坐定,女理髮師說:「你騎車來的嗎?」我從未和她提起過我有腳踏車。「需要染髮嗎?我剛從法國搞來了顏色。」為什麼不呢,我想,既然連一輛腳踏車都不能擁有,至少可以要一頭金髮吧。她把白色粉末和水攪拌成糊狀,抹到我頭髮上。過了一會兒,頭皮燙得像著了火。我對她抱怨,她說只有這樣才能染出效果。結果整個頭皮都燙傷了。頭皮很快結了痂,整整兩週我頭上像戴了個核桃殼,梳頭時像新鮮的麵包屑一樣往下掉渣。再去受審的時候,結痂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外面根本看不出痕跡。可審問者又突然說:「要一頭金髮得受點苦,不是嗎?」他怎麼會知道這事呢?就像理髮師怎麼會知道腳踏車的事?
我下一次來到髮廊,提到結痂的事,理髮師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聲「對不起」,就像說「你好」,沒有表現出絲毫吃驚的樣子。我離開前,她拿出三瓶法國香水。商店裡沒有香水賣,只能在黑市弄到,但黑市交易是非法的。我依次開啟香水瓶,在鼻子上聞聞,沒聞到什麼香味,倒是聞出了上一次審問時的氣味。審我的人指控我走私服裝、化妝品和外匯,威脅要把我關進監獄。這些當然都是憑空捏造。理髮師是想做生意,還是在引誘我上鉤?
我沒買香水。回到家後,冰箱上的盒子裡有一張朋友留的字條:「我想讓你幫我剪頭髮來著,可惜你不在家。」我被工廠開除前,隔幾個星期幫她剪一次頭髮。第二天,我去找她,問她是怎麼進的我家門。她說她把紙條插在樓梯間的門把手上了。話音未落,她突然食指豎在嘴唇上,拿起電話放進了冰箱。她早就懷疑電話裡有竊聽器。她把電話放進冰箱時,我向她描述我家的冰箱,上面有個小筐,我在筐裡找到她的字條。她不信,我重複了好幾遍,她不斷地問我:「你肯定嗎?」「你瘋了吧?」「你再仔細想想。」直到我開始奚落她,直到我們喝著咖啡,匙子在杯裡攪著,咖啡的蒸汽在她手邊瀰漫,她說:「你知道嗎?他們也在我的咖啡裡。」世界在一點一點地與我們的理性背道而馳。她還不知道腳踏車的事,也不知道染髮結痂的事。碰巧我在髮廊的時候,她去找我剪頭髮。儘管詭異而蹊蹺,我還是把它歸於純粹的巧合。她的紙條自己跑到我冰箱上的盒子裡,和她的電話被放進冰箱是一樣的原因。這位朋友是個律師,接受的教育是邏輯推理,現在她不得不為紙條的轉移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穿堂風,還是門和窗縫間的旋風?她無法自圓其說,又不完全相信我。她很天真。儘管如此,我寧願相信她,也不願相信秘密警察真來過我的家。
這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因為那是頭一次發生在我身上,準確地說,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想讓我知道他們來過。以後就是家常便飯了。
所以,腳踏車已遠不是腳踏車,染髮也不只是染髮,香水不是香水,門把手非門把手,冰箱非冰箱,事物自身的統一是有有效期的。身邊的一切不再具有確定性,它是這個,那個,還是完全不同的別的什麼?最終只有瑣碎物品攜帶它們重要的影子,那不是幻覺,不是對超現實的興致,而是率真的赤裸或蛹一樣的封閉,使得一切互相糾纏的輕率。我每次回家,都習慣性地檢查一遍,看看和離開時有什麼變化沒有。我希望檢查過的家能讓自己親近,結果是它讓我覺得越來越陌生。臥室的椅子跑到廚房是一目瞭然的,但有些細微的變化,有時真搞不清是當天,還是前一天或以前發生的,只不過我當時沒注意罷了。
一天過去,事情還是沒想明白。我上床,過電影一樣再細細地捋一遍,腦子在忙碌之中幾近妄想。但睡眠是必需的,腦子不能總處於工作狀態。我強迫自己把大腦的開關關上,否則,天一亮,新的一天又帶著瑣碎小事及其重要的影子來臨。可是,如果做夢夢到這些情景,睡覺還能得到休息嗎:
母親臉上,從嘴角到眼睛,面頰上是一畦白色的礫石。我走在礫石上,鞋底嘎吱嘎吱響。一塊小石子蹦進右腳的鞋裡,把腳後跟磨破了。母親用食指把石子取出來。我走近她的眼睛,眼睛周圍是一圈黃楊柵欄,一個穿白大褂的男人坐在柵欄前的凳子上,摩挲著一條大狗說:這是條癌症狗。
醒來後我意識到,母親的臉頰也開始擁有這重要的影子了。我說對了:再見母親時,我立刻想起這個夢。我回避和她貼面,但母親沒感覺,像平常一樣把臉頰伸過來。我吻了她一下,由裡向外透出涼意。
這是幾周以後的事了。夢到白色礫石的第二天清早,我起床洗漱,穿衣穿鞋,在左邊鞋裡發現一小塊石子。我把它磕出來,是黑色的。一瞬間我想到的是:夢中它是白色,因為黑色在暗夜中看不見。在夜裡左是右,像鏡子中的影像一樣,是反的。
陌生的目光,就這樣在日常生活中產生,它漸進地、悄無聲息地、冷酷地走進業已熟悉的街道、牆壁和物品。重要的影子從中掠過並佔領一切,我懷著總是飄忽不定、由內向外燃燒的感覺跟隨它。「查視」這個傻詞大概就是這意思。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能接受是德國賦予我「陌生目光」的緣故。陌生的目光不是新生的,它從熟悉的事物中來,與移居德國沒有任何關係。陌生對我來說不是熟悉的反面,而是信賴的反面。不熟悉的不一定陌生,但熟知的卻可能是陌生的。
讓我學會思考及珍視生活的事物,與它們的影子無法分割,也讓我瞭解到,事實本身並不是它們的全部。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時間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奢侈,只有獨裁統治的倒臺,才使它變得可能。獨裁存在一天,我的生命就會受到威脅一天,來德國的頭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間,我只思考當下的事情。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是安全的,就像日子從一點走向另一點。但必須是在日子的環抱中,而不是凌駕於日子之上。就像走路訓練,每個日子需要重新學習走路,而我不知道它根本不會走。關鍵之處總是隱匿於某處,其遺留的痕跡卻昭然可見。輕率裸露的同時,像蛹一樣自我封閉。
思考、談話和寫作只是權宜之計,這一點無法改變。它們永遠不會擊中已經發生的事件,連邊兒都碰不到。記憶越是保留細節,我越是不能明白,自己當時是什麼,是什麼樣,為什麼會那樣。只有四分之一或一半的內容清晰可見,而且每次看上去又都不同。只有清晰地思考才能使事物發生變化。
與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因而常常無視自我的人相比,我們對自身和環境的瞭解會更多。事實上,此時的多也意味著少。這不是因為我們的記憶力更好,而是逼不得已,有些事情的發生,讓你不可能忽視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更願意將自己忽略掉,發生事情比事情總髮生在自己身上要輕鬆得多。
從自身的經歷——我無法避免自己在其中的引人注目——中,我被迫知曉了許多與我的好奇心、我的目標、我的神經背道而馳,超越我期望值的東西。我前面描述的經歷說明,腳踏車和染髮、冰箱和礫石可以互換,但事物的更迭中,瑣碎物品的重要影子不會變,因為威脅常在。
我們恐怕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國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監控得越嚴,或早或晚,人們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觀察與被評判中,自我感知系統自動開啟,人們也被迫開始自我審視。查視不只存在於審問時的辯答,它已悄然潛入物品和日子的內部,表面上卻看不出來。因此人們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隨意的、偶然的、無須評判沒有目的的部分。持續不斷的必要的謹慎將每一個日子記錄下來,置於自我監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掃上一眼,讓事物不留痕跡地經過,已經不再可能。「瞧」,以及人們在德國使用的所有表達這個動作的詞,對我來說都是不過腦子的看,是我承擔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同時將見到的解釋清楚才算是看。
在監控國家,每個被查視者都有案可循,而且與國家的監視和記錄一樣詳盡。
自我考察記錄要應對觀察者的考察記錄。被威脅者的生活方式開始適應查視者的策略。查視者受國家委託進行監視,他的責任是掌握所有細節。被威脅者也在觀察查視者,以免受到傷害。查視者攻擊,被威脅者防衛。
查視者不必身體力行親臨現場才能達到威脅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於事物之中,將恐懼注入腳踏車、染髮水、香水,放進冰箱和普普通通沒有生命的物品中,實施著它的威懾作用。被威脅者的私人物品將查視者人格化了。
查視者必須出現在計算好的距離,以達到威脅的效果。他們出現時,在被威脅者眼中,就像個不明飛行物,一會兒天上,一會兒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個站著看報紙的人,然後,車站上沒見人,電車裡卻又冒出來,等下車時又不見了。當你走進麵包店或離開服裝店時,他又悄然現身。有時,目標正坐在露天咖啡館,查視者騎腳踏車過來,下了車,坐到鄰桌上。目標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可能會看到查視者在旁邊一輛行駛的小汽車裡。如此種種,不勝列舉。幾天後審問時,查視者出現過的那些日子永遠不會被提及,他們只糾纏中間那些空白時段。人們應放棄對他親眼所見的信任。
查視者不只親臨現場,被威脅者的私人物品中也有他的影子。因此被威脅者不論在自己房裡做什麼,用什麼東西,都會感覺自己和追蹤者面對面,他在觀察自己的同時也在觀察對方,形成一種互動作用、彼此窺視的局面,一個瘋狂的封閉的圈,一個誰都不讓對方離開的磁場。其中最危險的是審問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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