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問時，指控不會停留在密探已觀察到的情節中，那只是對事實的一個簡單陳述，目的是進入更深不可測的架構。但陳述很重要，原告需要了解，他可以在事實中新增多少、新增哪些捏造的事件，他拼接的馬賽克要有嚴格的邏輯，風箏才不會斷線。未發生的不是缺陷，而是優勢。虛構比現實可以更加自由地發揮。

被告從他的被動地位出發，為了防禦的需要，所能採取的最好的行動，就是對虛構事實的反駁。「不」這個詞俯拾皆是，在防衛時可以經常使用，也應該經常使用。但它又是個最笨的詞，太簡短，消失得太快，不易引起對方注意。「不」在審問時是防衛的反面，被告除了「不」什麼都不說，等於在放棄，讓指控的內容碾過自己。況且，被告的話越少，留給原告的時間就越多，這會讓他更加充分地去捏造。

而「說話」則意味著同意了虛構。被告忽略了他本真的存在，忙於處理被虛構的自我，同時還得注意不能與虛構混淆。被告須嚴格遵循虛構，觀點上不越內容雷池半步，以免生出進一步的虛構。虛構中滑出的細節，可能將原告原本不可能開啟的大門撞開。多說一個字，都可能導致新的細枝末節的產生或遭受全方位的攻擊。辯護時永遠不要提及訴狀中沒有的內容，永遠不要反問，不能破壞原告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覺。但是，他讓你說話的時候就得說，直至被打斷。如果一味重複說「不」，或保持沉默，都會激怒原告，讓他感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敗壞了他的情緒。他需要被告有事幹，需要他的「合作」。被告需全神貫注，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時刻能分辨出原告是在重複老問題，還是在新增新罪名。在舊的罪行面前要特別小心，重複時須準確，最好不更換用詞。要像原告一樣和自己保持一定距離，又不能對自己無所謂，這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有在類似磁場正負極的關係中被告才有機會。

但是人只有一個大腦。每次審問時，都要把它分成幾個區。一個審問結束了，下一個還在前方等著你。哪些區域能在大腦中保留，哪些會消失？誰能保證下一次不會出錯？

大腦變得和國家的摧殘策略一樣瘋狂，在國家的語境中卻顯得正常。磁鐵關係中另外一極的目光成為你的第二自然和假想的支柱。

被查視者離開了監督國家之後，才算逃出了這個磁場。他目光快速地掃視周圍的一切，那是一種訓練有素、飽含不安的扭曲的目光。新環境中很少有這樣的目光，於是它在外來者的臉上尤顯突出。隨身攜帶的陌生目光本身沒有變化，它只是在完好目光中凸顯出來，成為了新的。它不可能一夜之間被關掉，也許永遠都不可能。

心智完好的人很快能感覺到這種目光，他們以為這目光是新的人群和環境使然。我常常聽到人們用「牴觸」來形容它。擁有這樣「牴觸的目光」，難怪會受到獨裁國家如此待遇。這樣的言論意在假設，獨裁統治是不得已才迫害我，而不是它迫使我擁有了這樣的目光。

外來者使當地人變得敏感，使他們無緣無故感到極度的不安，本能地與外來者保持距離，都與這種目光有關。我不想為陌生的目光辯護，它只是在自行其是，不去顧慮無關的人與事，無意間暴露了自己的神經緊張。因為它只能如此。在車廂裡，超市中，在候診室和花店，它狂熱地貼近並觀察人們，令大家很不習慣。它將陌生的表情和姿態熨平，多年練就的功夫，使目光點到之處對情勢能即刻了然。它對心智完好的正常人缺乏瞭解，一如正常人對它缺乏瞭解一樣，往往得出無法更改的極端結論。陌生的目光好鬥且毫無必要地防範，總是需要恐懼和持續的神經緊張，需要把自己推給某個隨機的對手，利用那些無關的人，將惡意注入他們身體，然後用漠視、冷酷、奸詐予以回敬。如果對方態度友好，它會假意逢迎。如果人們不讓陌生的目光稱心，因為它將無關者的生活與自己帶來的生活混淆，它會感覺受辱，轉而走向自負。陌生的目光在無關者身上引發的敵意，又會不斷造成新的挑釁。它拋頭露面，好像要隱瞞什麼。瑣碎物品與其重要影子的複合體坐在陌生的目光裡，是自我裸露與蛹狀封閉的對立統一。這和監督下的生活非常相似。

我買過一張巴伐利亞的風景明信片，寫著政治流亡者赫伯特·阿赫滕布什(herbertachternbusch)的一句話：「此地已讓我筋疲力盡。你們從它身上看出來之前我不會離開。」他風趣的妙語中見到哲學嚴肅。我只需改動一個代詞，就能讓這句話成為他簡潔而壯觀的肖像：「此地已讓我筋疲力盡。你們從我身上看出來之前我不會離開。」從他的身上看出，這就是陌生的目光。後來我寫下這樣的句子：「一個人從某個地方帶走的東西，都帶在他的臉上。」

一方面，陌生的目光影響著正常人，同時，正常人也在毫無必要地防範，他們逃離受傷之地作為原因注入陌生的目光。

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的摩擦表現在兩個方面。「陌生的目光」這一概念的內容是由當地人，亦即正常人定義的，這是他們的地盤，他們的語言，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看法一致，什麼都無法撼動：陌生的眼睛對陌生地太敏感——這種觀念對正常人有利，這樣他們既可以做好人又能與外來者保持距離。當心靈殘缺的人以不同理由解釋自己陌生的目光時，他們揮揮手錶示不能認同。一個人能將多少被摧毀之物帶到一個正常運轉的世界，得到答案只會使人感到恐懼。在「陌生的眼睛對陌生地敏感」的共識中存有一個希望，那就是：等外來者習慣了新的環境，這目光就會消失的。

因為我還是寫作者，遭遇到的對陌生目光的誤讀也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認為我陌生的目光是到德國後才有的，同時，文學界還把它理解為一種獨特的藝術，一種將寫作者與非寫作者區別的技藝。後來我才意識到，其實作家們自豪地利用並共同編織著這種誤讀。他們一再讓自己和別人相信，寫作有別於任何其他工作，並由此揹負著與眾不同的負擔。作家把自己的工作描繪成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應當像金樹葉一樣被人豔羨。他們將陌生的目光作為一種美德來出售。

陌生的目光與寫作無關，但與人生經歷有關。我認識一位母親，曾被關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她從不讓女兒穿木跟鞋，也不允許她在自己面前烤肉。野餐時她會出神地望著天空，微笑著說：「這裡和埃特斯貝爾格(ettersberg)一樣美」，然後繼續吃她的東西，彷彿剛才只是在讚美一個普通的夏日。她營造的畫面令人聯想到豪爾赫·森普倫的文字：巴黎夜晚的酒吧，美麗的女郎在我眼前呈現死亡。林蔭道的街燈下，雪花紛紛落下，映出布痕瓦爾德的死亡之地。森普倫是作家，這位母親不是，但他們擁有同樣陌生的目光。

在我還是個孩子，還沒有獲得這陌生的目光時，就體驗了母親對土豆的痴迷，體驗了她在咀嚼土豆時的恐懼與狂熱、厭惡和渴望。1945年，母親十九歲時，被流放到今烏克蘭境內的多奈茨貝肯(donetzbecken)強迫勞教。在那裡，她對土豆既詛咒又祈望，既愛又恨。土豆從來沒填飽過她的肚子，把她拖進慢性飢餓，變成一個皮包骨的小女孩。但土豆又是基本的營養品，餓死還是活下去都依賴於它。母親活下來了，從此與土豆形成一種永恆的共生關係。沒有人吃土豆時會有她那樣的目光，和她那樣的呼吸。在嫌惡與饕餮的慾望之間，在語言中尋找多久，都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五十年後，她彷彿還會經由土豆從生到死，或者起死回生。她看著餐叉上的土豆片向自己的嘴慢慢移動，迷惘的眼睛開始潮溼。她從來不去用力扎破土豆，也從不在盤子裡剩一點土豆渣。我一直不願和她一起吃飯。我總是請求廚房燈、桌子和她盤中的土豆，求它們幫幫她，別讓她吃飯時總是這樣一副模樣，讓我必須面對這樣的場景。

那時我還太小，家裡不讓我接觸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親盯著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膚一樣薄，教我怎樣順著刀勁兒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長長的圈兒。那時土豆已經不再匱乏，多到可以用它餵豬養雞，但母親還是緊盯著我，好像我的未來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為她與土豆的情結，我必須在削土豆中學會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術，她從來沒有這麼上心地教過我別的東西，也從來沒說過它為什麼如此重要。提起勞動營，她只是寥寥數語一帶而過。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裡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後來餓死了，這是外婆告訴我的。我從來沒問過母親，她在叫我名字的時候，是否會看到兩個人。所有關於勞動營的細節，都是我從別人或書中瞭解到的。我想，也許她只在吃土豆時回憶勞動營的情景，這樣在說話時就不必再去想那裡了。或許叫我名字的時候，她腦子裡也會浮現勞動營的情景？如果那樣，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後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但與土豆的共生關係相比，這又算得了什麼。比起用自己親生的孩子紀念一個死去的朋友，這又算得了什麼？

將陌生的目光歸結於接觸到陌生的環境是荒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來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當然之處被抽離了。沒有人願意交出理所當然，每人都依賴順從自己、不失天性的東西，那些人們用來勞作卻不會在其中照出自己的工具。如果在物體中照見了自己，墜落就開始發生，人們在每個細小的姿態中都會見出深刻。與事物的和諧彌足珍貴，因為它愛護著我們，我們把它稱作理所當然，它只在人們意識不到時才存在。理所當然是我們最無須努力的擁有，和我們保持著恰當的距離。當人們不為自我存在時，它是完美的呵護。最難的是，理所當然在離去時不是單個地、有數地將人遺棄，而是一下子大量拋棄與它不再協調的東西。此時會生出這樣一種感覺，不停地飄，不斷地跳。這不間斷的自我感知與外界亂倫，與自己通姦。我們能感受到身體裡一根根過度緊張的神經，卻無法擺脫。我們既厭惡自己，又不得不愛自己。

那幾年總是處於類似的狀態，我曾希望自己瘋掉，這樣不必幹掉自己就能將自己遺棄。我期待瘋狂能帶給我另一種理所當然，它不再需要我，因為我已面目全非。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斥責我，我當時沒有真正理解他的用意，以為他罵我是因為喜歡我。他罵得對，因為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有一天，他領我到郊外鄉下的一個精神病院——他是搖滾樂手，為病人做音樂治療，自從搖滾樂不能再登上舞臺，這是他賴以為生的手段——他帶了些唱片，有打擊樂、爵士、搖滾、諷刺小調。病人們聽到音樂，反應各不相同，有跟著唱的，有搖頭晃腦的，有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他們是真聽懂了，或者只是需要一個活動，讓自己暫時擺脫楊樹上烏鴉的叫聲，和腦袋裡不停的吵鬧。

在那裡，我沒有看到一個因政治原因錯亂的病人。政治病人的理所當然會迴歸大腦，在癲狂中不斷用他們從正常生活中帶來的恐懼折磨自己，會顫抖、哭泣、扭曲肢體，極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觀察一段時間就可以看出，誰是因個人原因，誰是因國家恐怖主義變成精神病的。更讓我吃驚的是，在他們身上我看到某些症狀自己偶爾也會有，只不過更短暫。原來我業已習慣的狀態竟是精神錯亂的前兆。

有時我會突然不能辨別鐘錶上的時間，過一會兒又回過神來——神志在某個時刻被關掉了。桌上的鬧鐘發出公共汽車的喧鬧，我明知道那是鬧鐘但還是害怕出車禍，必須把它關掉，因為它想成為一輛公共汽車。一小時後，我再開啟。這時汽車已經開走了。

我常常記起物品的形狀折磨我的那些日子：露天咖啡館的桌子是圓的，頭頂的太陽圓圓地照著。女招待拿著抹布過來擦桌子，她手中的托盤是圓的。她的鞋帶、腳鐲是圓的，她的手錶、上衣的扣子是圓的，眼白包著的褐色瞳孔是圓的。我半開玩笑地給自己點了當日的冰激凌球。端上來的時候，盛冰激凌的杯子是圓的，水杯是圓的，我推開水杯時濺溼的戒指和我的指尖是圓的。我付賬用的硬幣，還有孕婦、手杖、缺了一根手指的人們，全都堆砌成圓形的小山。

去過精神病院之後，我不再想瘋掉了，努力保護著自己的理性。我不應該把身體送給瘋狂，即便不認識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

認為通過修辭訓練和語言理解能獲得陌生目光的人，不知自己能逃離陌生的目光該有多幸運。他不知道自己與非寫作者相比應被輕視，他的虛榮在大多數人群——非寫作者——被打擊的地方隨風飄散。他不知道自己的態度多麼厚顏無恥，而且未經檢驗隨意而來。陌生的目光與文學無關，它不在人們寫作的筆下，也不在誇誇其談的嘴邊。它在木頭鞋跟裡，在烤肉架上，在野餐時的天空，在土豆裡。唯一與它有關的藝術，就是與它同在。

有時我對自己說：「生命是燈籠裡的一個屁。」如果這句話沒用，我就給自己講一個笑話：

一個老人坐在房前的長凳上，鄰居走過時問他：

哎，你在幹什麼呢？坐著想事？

老人回答：不，我只是坐著。

這個笑話是對理所當然的最簡潔描述，我知道這笑話已經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一直和老人並肩坐在長凳上。但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真正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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